金刚狼的永睡

如果说《Capitalist Realism》是马克·费舍尔最具意义的代表作，那么《Ghosts of My Life: Writings on Depression, Hauntology and Lost Futures》就更像是集文化观察、学术研究、个人经历于大成的一本著作。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随着费舍尔（博客笔名K-punk）的优质的文字，深入探索至少四十载的英美流行文化，以及作者大半生的思想与深层情绪的典型片段。虽然其松散的结构和游弋的话题让这本书显得像是an afterthought to 《Capitalist Realism》，但是它内容十分丰富；我一边读书，一边找来书中涉及到的流行文化作品鉴赏一番，这种阅读体验虽劳累但有趣。我前前后后用了半个月才读完这本书，同时尝试听了一些从未接触过的音乐领域，对之前看过的电影有了新角度的理解，这种愉悦的阅读体验，让我更喜欢《Ghosts of My Life》这本书。但是坦白说，我认为只有这两本书一起读，才能够真正的领略到马克·费舍尔醍醐灌顶的思想精华。

《Ghosts of My Life》与《Capitalist Realism》其实一脉相承，两本书都从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出发观察现代文化作品如何通过超现实主义的构造最后消解掉受众的无意识（‘surrealism without the unconscious’）。为了阐释这种对潜意识的消解，作者在此书中引入了德里达“幽灵学”的概念，以分析影视作品、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作品在流行、解读、传承过程中如何一步步蜕去其内在蕴含的时代含义与批判的客体对象。正是这种“去语境化”让文化作品突破了时间的限制，逐渐符号化，最终化作了虚拟的鬼魂游荡在资本现实主义的社会之中，并且压抑了文化从业者的创造力，消解了大众对资本与科学辩证批判的潜意识，阻碍了任何可能的新未来的萌芽。

从《Ghosts of My Life: Writings on Depression, Hauntology and Lost Futures》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这本书主要讨论三个关键词：抑郁、幽灵学、以及遗失的未来。虽然从目录看来，有三个章节分别对应三个关键话题，但实际上这三个话题却相互纠缠，杂糅散落在书中的绝大篇幅之中，它们似乎密不可分，而且都指向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形态。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马克·费舍尔其实将这三个话题两两配对，讨论它们在大众文化中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文明产生的后续影响。此外，我之所以如此喜爱马克·费舍尔写的东西，就在于其现代文化的偏僻入里，也反映了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困境，我想这两本书能给正在试图理解世界的你带来很多你需要的东西，五星推荐！

以上是我的书评，下面是个人阅读感受。

阅读中总有两个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一个是济慈笔下的恩德米翁，另一个是漫威漫画中的金刚狼。我希望可以借用这两个虚拟形象，做马克·费舍尔文章的注解，主观地诉说我读《Ghosts of My Life: Writings on Depression, Hauntology and Lost Futures》一书的感受。

Alas! ’Tis his old grief!

马克·费舍尔的书是致郁的，这毫无疑问，书中字句传达的消息时刻都提醒我们，事情没有那么乐观，也难怪作者本人在与抑郁症斗争十余年后还是在2017年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想费舍尔也一定是从自己的抑郁出发，去思考研究，最后用幽灵学的方法论，把病理归结到了遗失的的未来这个话题上来的。读他的书，我也恨自己没有赶上博客火热的时代，难以想象在十多年前的网络空间读到K-punk等一撮博主的文章，是何其的振聋发聩。

“眸冷骨累”的人理应在无声处沉思与残喘，正如罗伯特·伯尔特在《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中指出的，忧郁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的喑哑性，忧郁是沉静的、无言的、与世隔绝的，但是我在《Ghosts of My Life》中读到的忧郁症（Melancholia）却是通过音乐表达的。书中细致梳理了Joy Division、Japan、Jimmy Savile、Burial、Asher、The Caretaker、Little Axe、Kanye West等一众音乐人们的前卫音乐作品并指出他们的作品，虽然具有颠覆性，但是更多的是戴着过去的，创伤的，回顾的镣铐。作者甚至挑明，即便是描绘失忆症，也必须透过之前发生过的种种。在这种过往的阴翳的笼罩之下，幽灵学的音乐（Hauntological music）必当充斥着忧郁。

这让我想到了济慈在书写《Endymion : A Poetic Romance》的时候如何描述喑哑的忧郁：他使用仪式感十足的呼格引入故事，用非人的意向去描绘主角的行为动作，用矛盾修饰去刻画忧郁的捉摸不透，语言的隔阂，形成了认知的距离感，强化了忧郁喑哑的一面。此外，可以说济慈笔下的恩德米翁就是幽灵学的忧郁的化身；他不愿意放弃的是那个他在梦中遇到的美人，他的历险与征途，其实本身就是对缺失的留恋，他所追求的也就是缺失的复现。

“Endymion. Moonlight Effect”, aka “The Sleep of Endymion” Anne-Louis Girodet de Roussy-Trioson (1791)

而在弗洛伊德看来，忧郁又与缺失（loss）有关，而haunting这一动作本身，不仅是过去的重现，也填充了现在，只剩下未来是缺席状态；换言之，挥之不去的过去在丰富当下的同时，也消弭了希望。于是乎，未来的缺失成为了现代文化图景中忧郁的诱因。费舍尔以Leyland Kirby的专辑《Sadly, The Future Is No Longer What It Was》为例，深度解读了音乐中对于不可能的未来抒发出的一种包含政治色彩的忧郁气息。《Endymion》第二卷也提出了类似的设问：“[H]ave new sorrows/ Come with the constant dawn upon thy morrows?”（明日的黎明是否一致都蕴含着新的悲伤？），济慈给出了他的答案“Alas! ‟tis his old grief.”（啊，那只是他陈旧的伤感）。

恩德米翁游历在他对于完美爱侣的梦想之中，而“在梦中”（oneiric）这个词也反复出现在这本书中，费舍尔不仅仅对文化产品构造出来的梦进行弗洛伊德式的梦的解析，洞察文艺作品本身蕴含的潜意识，同时从也着眼于外部世界如何自我改造、自我扭曲，通过文艺作品将人们置于“在梦中”的状态。黑胶唱片、录音设备的发明让音乐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传播，以至于今日我们听录制精良的声迹是日常，而去听一次现场演出成为了特殊的确幸。科技的进步，方便丰富了娱乐生活，也扭曲了一些文艺的原本样貌。这在书影音都纷纷数字化的今天，尤为显著。

音乐家Asher与2009年发行的音乐专辑《Miniatures》就将这种扭曲听觉化地表现出来。Asher的音乐中充斥着在音乐录制中的杂音，这种原本应该被后期削弱和去掉的声音却在《Miniatures》中被放大。这些杂音，提示着听者们，如今大家聆听的音乐，早已经脱离了实质的材料，抹掉了模拟计算机时代文艺创作的脆弱质感，投入到无限的数字复制的怀抱之中。这些杂音，提示着文艺作品内在的偶然且难捕捉的部分，被人工/机器大幅度地覆盖，当我们因文化作品爆炸出现而狂欢的时候，流行文化本身的原创性正经历着自我的幻灭（evanescence）。这些杂音，让一些被时代淘汰掉的真实感重新回归，不禁让人怀疑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究竟还有没有区别真实的乐器效果与听觉致幻效果。这些杂音，是《夜莺颂》中的一声“forlorn”，将听者从超现实的文艺投射中拉会到现实，令人恍惚，不知自己究竟在梦中还是清醒状态。这就是济慈所谓的消极能力，这就是幽灵学意义上的忧郁。

游荡世界到处也似踏原地，停顿季节变化过一世纪

马克·费舍尔还将幽灵学的忧郁与地理联系起来，用心灵地图（psychogeography）的方法去审视文化作品中的社会速写。费舍尔所关注的社会速写，可以是现实的人文地理景观，也可以是超现实的虚拟景观。

在全球化的大潮下，现实的人文地理景观愈发趋同，比如“Ins风”席卷全球，在网红店拍摄的照片，没有任何地理区位的差别，游荡世界到处也似踏原地。“故乡”和“他乡”的界限变得模糊，“乡愁”（nostalgia）从空间地理的领域转向了时间的领域，沦为了怀旧与复古的装饰品，而“游牧忧伤”（nomadalgia）才是现代社会真正的地理意义上所产生的怅然之感。

“The Naked City” Guy Debord (1957)

正如悲惨的失恋情歌中所唱的“游荡世界到处也似踏原地，停顿季节变化过一世纪”。有学者指出，济慈让恩德米翁到地下世界、水下世界的探险，其实都是其在现实世界的梦游的折射。这些地理位置的改变，在情节上不是紧密的，类似于拜伦《唐璜》中一件件轶事，但是它们给恩德米翁和读者的体验，却是新鲜的，有推动力的，这种假象其实是济慈有意为之，突出了恩德米翁在抑郁中说示不能（asymbolia）的病状。这一点与费舍尔所批判的大众对幽灵学的文化流行模式的无意识是契合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在接收幽灵学的文化作品之时，也许会直觉地体会到似曾相识（déjà vudu/déjà entendu），但是却不能明确地把这种感觉归为自己过去的体验（déjà vu）的重现；更有甚者，将这种套路视作期待，更深一步地巩固了幽灵学在文化领域的根基。

有人也许会反驳，文化就是在扬弃与传承中一点点走向未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音乐与影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不断升级，却鲜有突破，如Funk和Noir，到Nu-funk和Neon Noir，只是在原有的艺术风格的基础上，添加了所谓的现代元素和后现代叙事方法。有的是讨巧的“扬”，却不见断腕的“弃”。电子乐器和电脑音效的大量使用，真正颠覆了传统的乐器，制造出一种听觉致幻剂，展示出了超现实的未来。然而这种未来主义，只是艺术风格，在流行乐领域音乐性意义上的任何实验，都可以归为未来主义，这个术语并非指向真正的时间意义上可达到的未来。所谓的未来元素、未来主义、科技革新，营造出了新鲜的不断更新的幻觉，掩盖了文化停滞的事实。

这种幻觉发展到今天，更加扁平化，更加被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渗透，形成了亲民的社会幻景，在这里，每个人用相同的文艺作品为日益趋同的日常生活调味，文化艺术惨遭体制化，人们机械地及时行乐，机械地放弃了明天的其他可能性。费舍尔给出的例子恰如其分：水果姐Katy Perry的冠军单曲《Last Friday Night (T.G.I.F.)》。歌曲名称中，括号里“谢天谢地周五来了”的高呼其实隐藏着人们工作日的艰辛与疲惫，不过不要紧，只要我们还记得上个星期五，然后再这个星期五“Do it all again”就可以了。这种对当下的满足和对未来期待的收缩，在心理上温水煮青蛙一般地取消了未来。所以，“There is no tomorrow!”（没有明天了！）不再是《洛奇3》中激励人心的台词，而是每一个现代人都深陷其中的文化泥淖。

Lately I’ve been feeling like Guy Pearce in Memento

为什么有些文艺题材发展到今日就难以向前了？为什么文化从业者的创造力陷入了这样的一种怪圈，他们仍然可以产出喜闻乐见，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但是它没有突破任何已经存在的东西，它只是对既有艺术的重新包装。例如，时空穿越题材的文化作品其实早就存在，但是电视机的普及，以及电视剧在大众文娱生活中愈发举足轻重，让不同的时空都可以真真切切地展示在观众眼前，真正的时空穿越、时空错乱出现了。影视作品将时空的片断颠覆性地塑造成一个个超现实主义的虚拟世界；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可以将一天的世界极大程度地拉伸，但是它不能做到的是将叙事空间与人们的现实空间平行并置，而客体中的电视机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观众的视线穿过电视屏幕，从现实走进了超现实。70年代大火的英剧《时间修补之旅》（Sapphire and Steel）讲述了两名主人公作为时空裂缝修补特工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他们要修补的时空裂缝，也就恰恰是德里达所说的“延异”（la différance）。

费舍尔就明确指出《时间修补之旅》其实就是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改写入现代的环境之中，加上摄影技术和电视机的加持，旧酒换新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赢得了收视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种屡试不爽的“延异”创作模式仍旧统领着文化圈，创新之着眼于微观的细节与新冲突的设置，而在艺术高度上却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娱乐圈有了既有的运作模式和套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运作的同时，艺术先驱的鬼魂也常驻于此，不肯离开。难怪Drake在歌中吐槽“Lately I’ve been feeling like Guy Pearce in ‘Memento’”（最近我感觉自己像是《记忆碎片》里的盖·皮尔斯）。这句歌词不仅指向了影片本身对于记忆、创伤、碎片、似曾相识等多种母题，而且选用演员名而不用角色名，暗示了这种碎片化的过去正在通过文化产品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影片男主角留下的种种记号提示，成为他的幽灵，让他只能不断地追求过去，没能让他着眼于创造未来。

我发现，当下的文化受众的处境其实与漫画中金刚狼高度类似。在漫画设定里，金刚狼本身就有着自愈能力，他的不死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生命中的某种缺失，他不记得自己从何而来，经历过什么，但是他的过去总是以幽灵再现的形式困扰着这个硬汉变种人，令他不能安睡。在漫画形象上，金刚狼还是自身加上艾德曼合金的升级版本，在这个并不算十全十美的升级过程中，有一些数据损坏了，不妨将这个过程的看做上文提到的“扭曲”这一概念。注入了艾德曼合金的金刚狼就是更加酷炫、更加迷人。只是简简单单地人工升级，给了金刚狼强大的光环，就将读者和观众引入到“在梦中”的状态。雪上加霜的是，MCU多重的且没有本质区别的宇宙线在操作上填满了花园中每一条分叉的小径，任何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可能的，都是并行的，也都是同质的。这使得真正的现实意义上的未来被压制，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虽然《金刚狼3：殊死一战》已经让罗根入土为安，但这肯定不是金刚狼最终的归宿。不知道哪一天漫威的某位高层打一个响指，金刚狼这个角色就重启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影迷的万众期待，因为那个“在梦中”的状态，又回来了。

狼叔太帅了

如此看来，金刚狼成为了现代流行文化中的恩德米翁，他追求的是记忆中的幻象，他在穿梭同质的宇宙线的同时体验“游牧忧伤”，他的永生即永睡，他不再变老，他也没有任何可预见的未来，他就是现在的我们。

《Ghosts of My Life》中描绘的文化风貌与《Capitalist Realism》的论点不谋而合，当下的，或者过去的，就是如今可知中最好的。尾大难掉的过去好似一个沉重而宝贵的包袱，让人们难以摆脱。我们似梦非醒，在充斥着幽灵的文化中工作玩乐，在忧郁中获取安逸，不自觉地放弃了未来。自此，费舍尔深刻阐明了詹明信对于后现代的“史实性的衰减”（waning of historicity）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之间联系。其实费舍尔的结论与后现代思潮的逻辑局限有很大关系，不论是解构、延异、幽灵学，说到底还都是在结构、差异、经典认识论的思维框架之下的反叛，没有足够的颠覆力量，故不能带来时代所呼唤的新的希望。

最后，我还不得不积极一下，以稀释马克·费舍尔如此致郁的笔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让全球都陷入了不安与动荡之中，虽然新自由主义自2008年金融危机就已经走下了神坛，但是其万金油的能力仍然被不少人追捧，更何况还没有出现新的更实用的理论思想。那么，这次大流行的肺炎能否再次引发一些关键人士的思考，能否促成新的饱含未来图景的新理论新方法的浮现，不论是在文化还是其他领域，我是十分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