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女性的选择与身份认同——评杜拉斯《广岛之恋》

情人的世界并没有比政治的世界少半点真实。——巴塔耶

由一个逗号隔开的书名《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本身就耐人寻味：“广岛”（Hiroshima）是集体性的词汇，它有其限定的历史含义，代表着核爆炸带来的灾难性破坏，“我的爱”（Mon amour）是私人化的，是一个女性爱恋的对象，它代表着一种排他只你的倾向，而爱又有超越时间和历史的维度。这两个词的结合注定要诉说集体和个人意识的交融与互相排斥，人在爱与战争面前的取向，这一取向的价值从不同的时间维度上考量，有着不同的意义与力量。

因此这本书就暗含了这样的两个大问题：一：在战争和和平年代的时候，集体普遍的意识形态是什么？而“我”的选择是什么？二：这两者的选择在不同的年代会有怎样的张力和冲突？

二战时期的法国在贝当政府的领导下，在政治上与纳粹同流合污，可以说还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提供了便利。民间耻于这样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傀儡身份，于是在战争结束后，为了“一雪前耻”，对任何和德国人通奸的女性进行了清算，而这种做法在潜意识层面实际上是把女性物化成国家的附属品，为战时男性无法管辖附属品的无能和软弱做开脱。女性与德国军官的结合似乎在形式上比国家与纳粹的媾和和知识分子集体的失声要明显得多，因此也更容易成为针对的目标。似乎惩罚女性对敌人的臣服要比结算父权主义国家的羸弱要容易得多。

杜拉斯笔下的女人一直在偏离那个“主要目的”，她不愿成为男性虚伪的共谋而参与到战争，即服从纳粹统治，又私底下痛恨德国人的占领，这种国家傀儡化难道不是更可鄙吗？她在战争中是利己的，“别有所图”。“她”作为女性参与政治的方式是反传统的——在真正的战时摒弃民族层面（在男权统治下的）统一斗争目标，选择顺从感情的驱使，在内韦尔与德国军官相恋。因而她的参与表现为一种“不参与”，她在战争中选择参与爱情；反而是在战后，广岛恢复和平，渐渐抹去受难的痕迹，仿佛又一次生机勃勃之时，她在爱情中又选择“重新参与战争”：不停地讲述她的所见所闻，用纪录片式的口吻讲述那些因宏大目标（属于战胜国的）实现而被遗忘的东西：一根根扭曲的钢筋。一张张蜡制的被烧焦的人皮，一堆堆烤糊的头发。

“她”说她都看见了，毫无遗漏，其实暗含了由她的叙述引导的镜头语言是客观中性的，阿伦雷乃纪录片式的“新闻书写”超越了一个人身上的单一的民族身份和接受的历史教育，同时给观看者呈现了两种不同又矛盾的价值判断：从西方战胜国阵营的角度看，正是这样残忍的重创带来了战争的转折和胜利的希望；而出于人性的仁慈和本能的同情来看（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女性的特质），这是撕心裂肺无法忍受的，它代表着无数人失去了爱恋的对象（mon amour）。正是在二战时经历过类似后者的体验，“全世界的人都欢欣雀跃”时，她的情感却是复杂的，她的身份从“叛国者”变成了和广岛妇女儿童一样，失去所爱对象的“受害者”。散落的残肢断臂、畸形的尸体、女性烧焦脱落的头发等等一系列遭受战争肆虐的迹象都与她曾经的爱情联系了起来——她的情人也曾变成冰冷的尸体，而她“只觉得这尸体和我的身体出奇的相像”；她的头发也因为伤风败俗而被削去。因为这种经历上、肉体上的相似，她似乎“全部看见”并深刻地体会到了广岛居民所受的痛苦。她的爱与被毁灭的记忆是不可分割的，想要回忆起她的爱情也无法脱离对象的日本人身份——因为他也和德国人一样被视为敌人。

“吞噬我吧。按照你的形象使我变样吧，以便在你之后，没有任何人会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欲望。”（Dévore-moi. Déforme-moi afin qu'aucun autre, après toi, ne comprenne plus du tout le pourquoi de tant de désir. ）在剧本的最后，两人告别之时，“她”挑明了广岛情人身份的特殊，或许只有他，另一个法定敌人，只有回忆起他身后的广岛，才能让她不用避讳地回忆起在内韦尔地下室发疯的时光；只有看见广岛那些断肢残体，才能让她再次想起自己因战时的不贞而残破的身体（毛发也是身体的一部分），除了他，就再也没有人可以召唤起她的受害者身份。

杜拉斯在一开始就设定了这样战争、爆炸与个体肉欲的交织：“关键在于让人感到这（情人肉体交织）露水或汗水是由[比基尼核试验基地上的]“蘑菇”云在升腾飘逝的过程中洒下的。”电影中的男性角色在战争中扮演着和原子弹一样的侵略者角色，而“她”则在重建和平的一部电影中扮演着具有一定色情意味的护士。只有印刻着战争破坏痕迹的人或场景才能激起她内心深处夭折但仍有余温的爱，因此她“完完全全委身于人”（杜拉斯在《法国女人肖像》这一章点明了这一点）留下的汗水多少又有了献祭给侵略性力量的意味，使她“受害者”的形象更加复杂。可见杜拉斯笔下的女性形象耐人寻味又模糊不清：“她”一方面以私人化的选择反抗着德占时期法国父权统治的虚伪，另一方面又游离于“叛国者”和“受害者”两重身份之间，战争与爱情在她身上炽热地交织。

菲利普·索莱尔斯在《文学与政治》中谈到：“说教式的政治无孔不入，对文学进行着批判，然而，应该由文学， 不费吹灰之力地对政治进行评判。”（La politique moralisante s’insinue partout et juge la littérature, alors que, sans efforts, c’est à la littérature de juger la politique）《广岛之恋》客观的新闻式镜头语言与主观情感的宣泄完成的正是这种评判，它反驳了政治的虚伪，质疑了单一民族视角下历史叙事的狭隘，展现了个体经历战争后身心的破碎和矛盾的双重身份。如果只有一样东西是作者想要避讳的，那就是完美——说教语言的完美，女性形象的完美，历史叙事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