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超越性的勇气

本书作者保罗·蒂利希（1886-1965）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当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这位德裔学者曾于1911年世界大战中任随军牧师，此后在马堡、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等大学教授神学和哲学。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被解除大学教职，受尼布尔之邀到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任教。后又任教于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其主要著作有《存在的勇气》、《信仰的动力》、《系统神学》、《文化神学》、《根基的动摇》、《永恒的现在》、《新的存在》等。保罗·蒂利希熟稔存在主义思想、精神分析理论等，他的学说观点无疑是一种终极关怀理论，对宗教、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影响深远。

《存在的勇气》完成于1952年，这是一本专论勇气的著作，作者认为“勇气”这一论题能揭示出人类的现代处境。通过对“勇气”进行本体论上的深入论析已远远超越伦理学的范畴，为我们这个时代中的读者带来对思考“存在”本身的全新意义。

人是一种知道自己必有一死的存在物，如何克服死亡带来的巨大恐惧成为人毕生的要务。当人从他人身上见过死亡，认识到死亡，人就开始对自己的生活采取某种心灵上的安排。人需要一种勇气，用以继续期待明天，继续按照自己的使命活下去，每个人都如此。苏格拉底知道自己将死，却依然拥抱死亡。保罗·蒂利希指出，这是一种斯多葛派的勇气，一种建立在对人的理性控制之上的勇气，它超越了激情与焦虑。然而死绝不是仅仅带来本能的恐惧，死后的绝对性的未知才是真正的恐惧根源。一种人所不能体验到的、不能认知的、超越人的理性范畴的非存在，扼制住了人的一切，人对此的反应不是恐惧，而是始终贯穿于其一生的焦虑。恐惧的对象是死亡本身，而焦虑的对象是无对象。人可以克服恐惧的对象，但人无法完全克服焦虑。一种精神上的治愈可以通过克服恐惧的对象而治愈，一种精神上的无解是找不到焦虑的对象，或者更直白地说，人对于非存在，连体验都没有，更别提治愈的方法了。焦虑是对每一个对象的否定，焦虑是从存在的角度对非存在的认识。因此，焦虑就是有限，它被体验为人自己的有限。基本的焦虑即有限存在物对非存在的威胁的焦虑，是不可能被消除的，这种焦虑属于存在本身。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说过：一切竭力保持自身存在的努力不是别的，而是该物的实际本质。人正是这样一种存在物，为努力保持自身的存在而努力着。人有肯定自我的那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由人的存在本质所决定的。但人又是有限的，他是作为他之所是而被给予他自己的。他取得了他的存在，同时还取得了他存在的结构，包括有限自由的结构。人作为认识的主体，道德的主体，对自身的存在有认识，有担当。他意识到自己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的，他的一切行为正是他的有限自由对自身的自我肯定，这不啻为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然而，这还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意识问题。正如本书作者所述，人除了这种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之外，还有一种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独立的、独一的、不可比较的、个性化的自我，是一个居中的自我。自我之为自我，他还拥有一个世界。自我既属于世界，又与世界相分离。自我对应这个世界，与世界是相联的。这意味着独一的、个性化的自我参与到世界之中。参与的含义，正是成为某物的一部分但同时与某物相分离，不是彻彻底底地成为某物。自我总是参与到世界形形色色的组织、团体之中，从一出生即参与到一个家庭中，一生所是的角色正是他参与世界而获得的角色。而这参与本身也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这参与即是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

或许在古典世界，斯多葛派的勇气是作为一种超越自身激情的最佳理性典范而备受赞誉。到了中世纪，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参与的哲学。斯多葛派没有把从本质的理性到存在的荒谬的普遍堕落看作是事关责任和罪过的问题。完美的自我肯定并不是一种源于个体存在的孤立行为，而是对普遍的或神圣的自我肯定行为的参与，正是这种普遍的或神圣的自我肯定为人的每一个行为提供了动力。在中世纪，普遍在逻辑上比个别更真实，特殊通过参与到普遍之中而具有了自身的存在的力量。面对来自焦虑和绝望的威胁，教会给出了解药——教会的传统、礼仪、训导和权威。对罪过的焦虑被纳入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受信仰礼仪所束缚的共同体的一部分。对怀疑的焦虑被纳入了作为共同体一部分而存在的勇气，在该共同体中，启示与理性是结合在一起的。普遍参与的结果，使恩宠和宽恕不仅仅被体验为个人的东西，而且也被体验为共同的东西。

为了明白上述两种存在的勇气，就不得不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讨论存在。存在即意义，因此，人作为一种存在物，追求意义是其本质。人的存在包括他与意义的联系。存在的意思是指以某人自己的存在参与他人的存在，只有参与到他的自我之中，从存在的方面进入他的存在的核心，你才可能在对他的渗入中认识他。创造性地生活在意义中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作为意义的参与者来加以肯定。他因其创造性地接受和改变现实而肯定来自己。他因参与精神生活并爱这生活的内容而热爱自己。人的存在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因此，对人精神存在的威胁不只是精神威胁，也是对他整个存有的威胁。所以死亡不能仅仅被认为是一种机体生存威胁，它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威胁，死亡本能不是本体现象而是精神现象。正如保罗·蒂利希所言，存在的勇气揭示了存在-本身。

关于非存在，它远远超越了有限的人，它是如此地强大，威胁着人的存在。人可以不害怕死亡，但所有的人都害怕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当一个人被中止了对世界创造性的参与，那么他所存在的信念就会坍塌。空虚，虚无，是意义的丧失，这正是非存在在精神领域的威胁。这种威胁隐含在人的有限存在之中并由人的异化而实现。换言之，人的异化正是指人存在意义的丧失、被取代、被怀疑。怀疑一切存在的意义，怀疑存在-本身，正是一种绝望的表现。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容被抽空了，精神中心丧失了，对空虚的焦虑把人驱往无意义的深渊。人的两种存在之勇气都不足以战胜这非存在——虚无。人的认识功能像他的整个存在一样，是由存在性决定的。两种存在之勇气的局限性正是人的有限性。勇气需要存在的力量，一种超越自我也超越非存在的强大力量，这力量的根源不可能是自我，而只能是存在-自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种存在的勇气或明或暗地有着宗教根源。凡存在的每一事物，都参与到存在-本身之中，而每个人都多少意识到这种参与，尤其是在他体验到来自非存在的威胁时。

信仰首先是对这种超越性的力量的体验，人只有不再把确信建立在自我之上，才能确信其存在。这种勇气根植于信仰之中，是对存在-本身即绝对存有的实体的确信，这当然只能是天主。有没有可能非存在是不存在的？如果生命与死亡同样无意义，如果罪过与完美同样可疑，如果存在与非存在同样无意义，那么什么又是生命的基础呢？即使面对非存在的最极端的表现，我们对存在之根源的体验还是存在的。我们能意识到意义在瓦解中还隐藏的意义。非存在使作为存在之根源的天主显露出来。那种排除了非存在的自我肯定是一种僵死的自我同一，无异于自我欺骗。唯有具备确信之勇气的人，才能从绝对精神上超越非存在，突破非存在的威胁。敢于承担起对无意义的焦虑的勇气，正是存在的勇气所能达到的边界。越过这条边界，就进入另一领域——非存在。在这边界的范围内，所有形式的存在的勇气都在信仰的确信中得到重建。

在笃信科学力量、实证主义的当下，人们早已抛弃对信仰的追认。将信仰贬低为一种精神鸦片，无异于对精神实质的无知。去除精神中心，这正是一种非存在的威胁，空虚和焦虑，一切意义的瓦解，是这个时代的病症。作为一个存在物，人是在被接受中达成自我肯定的，自觉接受这种接受之力就是对绝对信仰的宗教回答。有勇气把怀疑和无意义纳入自身的正是确信的勇气。每个人的存在，必然是参与到神圣的存在-本身所作的自我肯定之中，无论他是否意识到甚至否认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