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魏晋风流还有什么？

《两晋演义》是民国老先生蔡东藩撰写的通俗演义，史实确凿，“语皆有本”，接着《三国演义》从司马氏篡政曹魏说起，到东晋垂尽为刘裕所篡刘宋开国为止。两晋的丧乱情形在国史上是空前的。西晋时宫闱、藩王、胡虏祸乱并发；东晋时内讧，篡逆成潮，有王敦苏峻陈敏杜弢祖约，孙恩卢循徐道复桓玄；外侮之暴烈，有五胡十六国：二赵、三秦、四燕、五凉、胡夏、拓跋魏。 一步之遥，越过明暗交界线，在文学和艺术视界中魏晋风流的另一面，丹青笔墨勾勒出史册中骇人的黑暗真实——仿佛无边的苦海恶浪滔天，浮屠塔旋出旋没，重重深锁。飘零庸弱的君主，惑乱的后宫，奸险的阴谋集团，凶悍嗜血的蛮族，崩坏的伦理，河山破碎，挞伐无望，人命贱似蜱毛浮蚁，全错了，共赴一处一百五十六年之久的乱世悲风。然而成败有终，盛衰有始，一笔笔得失荣辱，一场场聚散来去，都跳不出天理昭彰，终有轮回的局。 读晋史演义的过程是一路看衰，这里面几乎看得见人间世态最糟的模样，犹如无间炼狱现前，时而有目不忍及头皮发麻心悸般抑郁的心理体验。当人性的极恶、满盈的欲望以种种扭曲的丑态和狰狞的凶相曝露无遗，生存与人伦的底线跌落了——似张方之狠绝、苻生之暴虐、慕容熙之癫浪。可是，读着这些，竟然使我在一瞬间突然获得了超脱般的宁静。对于这些遥远的人物和灾厄，万幸我并未设身其中。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中对“本我”的假设来看，或者从佛学对执著“我相”的阐释来分析，又有谁不是生而自私？谁又能在魂灵深处为别人的苦痛终日落泪？又有谁不曾为自己的幸免于难暗自欣幸？当平凡人的同情缺乏效力的实质，并不能挽救局中人出离水火，与实际的不幸和苦难相比，同情是多么的空洞、局限，难免沦落至轻佻浅薄。常常更有见他人落难者，顿时感到自家儿被衬得优越许多，于是理直气壮好为人师指手划脚，借着热心助人的姿态，徒有虚名实无行动，那就是虚伪可憎了。这时候一个寻常人的苦难，往往授予另一个寻常的局外人以某种权威。 然而人性向善，倘若暴力、屠戮、荒淫会惹人感到不适进而心生排斥，这样也远比习以为常要好——这三者唯一的好处在于能教人晓得规避、厌离和唾弃。乱世的衰亡史从正面去读，才会发现真仁至善世间第一稀有多么地无价。如果一味去读花好月圆万世昇平，恐怕难懂书中真意，枉费了许多著书人的苦心。向来物极必反，或许是两晋现实中的祸乱已达到了极点，从行为层面转过身，寻寻觅觅回家的路，在文学艺术和哲学赖以栖身的另一个维度，存在着星汉灿烂的雅人深致和空阶滴雨的精神家园。 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读史的滋味总是复杂丰富。读到前人无可奈何的茫茫处，懂得了同情，尽管亦难免轻挑浅薄之嫌；在战事惨烈处，也曾停下来庆幸自己不是书中人，幸而没生在那个时代，平淡与安宁愈发显得珍贵；看到末路英雄迟暮美人即将行至绝境处，甚至感到宽慰，自觉亲身面临的一点点困难，相形之下微不足道，便轻易地忽略和忘怀了，于是在逆境中奋身起立，又能够一脸从容满心期许刚勇朝前了。史册中天高地阔有太多容纳，有洞悉人事，有智急时口若悬河，忍耐时沉默如渊，有胸襟的空阔，经世的豁达。 另外不可不提，这部《两晋演义》是毛泽东力荐的历史读物，列在他给自家孩子开的书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