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对阿尔萨斯人民族认同的决定性影响

语言一般被认为是鉴别民族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在暴法统治下本地语言行将灭绝的阿尔萨斯地区，情况显得要复杂蛮多。这片本身讲日耳曼语系语言的地区，在历史上长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17世纪末才畀太阳王用龌蹉手段纳入统治，然而到19世纪之后，此地的法兰西认同却扶摇直上，且并不为1871之后“回归”德意志地区而得到任何的改善。个中的理由，恐怕很难用“语言”划分个民族认同来解释。这两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对grande revolucion塑造国族认同个解释，觉得有一点道理，在此贴出，作为参考。

前几年针对《最后一课》流传着这样一种解构性叙事：阿尔萨斯-洛林在中世纪时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法国才是侵略者，所以《最后一课》是在颠倒黑白。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上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民族主义乃至民族（nation)本身都是近现代建构的产物，更准确的说，是 La Revolución Francesa 时期被建构的产物，而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民族认同，只有王朝认同。

1789年，爱国英雄以“民族”的名义要求变革，当国王同意了他们的主张，他们骄傲的宣称“民族获得了新生”，他们将三级会议改称国民议会，宣称“一切权威属于民族”，但是当他们真正走到台前之后才发现：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兰西民族。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都有自己的习俗，甚至还留存着封建时代的不同特权。这些问题并不是革命时代才显现的，但是在王朝时代这些并不是问题，对于法国国王而言，没有任何必要整齐臣民的风俗，只要他们对他效忠，并缴纳赋税就好了，虽然黎塞留设置了法语学校，但是他的对象仅限于贵族，旧制度下的统治者们从未想象过一个同质的法兰西民族，然而这样的图景对于志在革新社会的革命者而言，却是难以接受的。

面对区域多样性如此明显的法国，Revolucionario开始了一项前无古人的政治工程：制造一个统一的民族，并在此过程中传达Revolucion的理念，塑造Revolucion的新人。最为典型的是拉博关于国民教育的提案：“我们必须更新当前一代人，同时塑造下一代人……我们必须使法兰西民族成为新人……因此，我们需要用一种快速、有效且持续的转变方式，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全体法国人。”

阿尔萨斯鲜明的体现了此前法国文化上的多样性，作为法国东部仅次于巴黎的文化中心，在大革命之前，阿尔萨斯地区人保持着双语风俗，尤其是德语出版的传统，信奉路德教，甚至受到德国封建领主的干涉，这种文化上的异质感对于旧制度而言似乎理所当然，但是对于想要塑造新社会的Revolucionario而言则显得过于突兀，自然也就成为他们想要改变的对象。

对于统一风俗而言，最为重要的方面自然是语言，革命者对于统一语言的任务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789-1792年时革命者采取了相对保守的策略，他们选择将革命的文献与法令翻译为当地的方言，以此对广大农村地区进行讲授，此时的革命者延续了启蒙时代的主张，认为风俗是气候、政体、历史的产物，因此应当尽可能因地制宜的推行革命主张，但是随着雅各宾派掌握政权，1793开始制造民族的工程骤然提速了，对于他们而言，气候、政体、历史已经不再是自然的原因，而是塑造一个民族必须要克服的障碍。

清除方言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是格雷格尔神父，作为一名教士，他曾在旧制度时期在洛林以方言布道，之后又在阿尔萨斯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经历，他坚定的认为农村地区对革命的抵抗是因为农民们不懂法语，于是他将设立标准法语学校的计划从布列塔尼、阿尔萨斯、巴斯克、科西嘉四个边缘地区扩展到整个农村地区，他坚持认为在革命法令被翻译为方言时一定会造成曲解，想让所有人理解 Revolución ，前提首先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标准化的法语。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 Revolución 时期的标准法语运动的评价不能过于乐观，一方面伴随着推行标准法语运动的是一种“语言恐怖”，非法语的出版物被禁止，不说法语的职员被解雇，另一方面随着罗伯斯庇尔的倒台，雅各宾派的尝试并未整体的延续下来，之后的督政府和拿破仑中断了这一进程，直到奥尔良王朝时期才恢复这一全国性的初等教育工程，并在此后的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中延续了下来。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Revolución时期对于阿尔萨斯文化上的改造并不成功，大革命对阿尔萨斯最重要的影响是往往被人忽略的政治因素。

今日我们理解民族，往往认为是基于同一文化习俗的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似乎是一种“自古以来”的产物，但是实际上正如第一段所说，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一种政治工程，对于大革命而言更是如此，Revolución对于法兰西民族的塑造，不仅仅是统一的法语，更重要的是对于Revolución价值的认同，而这主要依赖于Revolución者的政治实践，用林亨特的话来说：“塑造Revolución命的不是《X权宣言》，而是Revolución者的演说。”Revolución者将自己称为捍卫自由的“兄弟”，而不是法兰西的jiyou之“子”；古罗马的英雄传说在巴黎剧院上演；“公民”代替了“先生”，种植自由树、佩戴三色帽徽都在传递一种政治理念，而对于7月14日、8月10日的纪念，则是唤起一种情感上的记忆，总而言之，正是通过这样的政治实践，Revolución者塑造了新的社会，创造了Revolución的新人。

对于阿尔萨斯的法国认同同样要基于这种政治上的认同进行考察，在大Revolución结束时，阿尔萨斯仍然说着德语，但是对于Revolución的认同却已经深入人心，《马赛曲》的作者鲁热德利尔来自阿尔萨斯，而把它传遍整个法国的则是说着方言的马赛人，与流亡者不断离开同时发生的，是越来越多认同大Revolución的外国人聚集到巴黎并获得法国公民权，到第一帝国末期，参议院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于1789年法国版图以外的地方，这不仅是军事上的成功，更是政治理念上的成功。

从这个角度而言，大Revolución——作为民族主义的起源和第一次民族塑造运动——在本质上是普世性的，他并未以语言、习俗、文化的不同而为法兰西民族设定边界和壁垒，他相信新的法国属于所有拥护革命的新人，他不只是一次文化同化运动，更是一次属于全体国民的政治现代化工程，之所以认为对《最后一课》的解构不成立，是因为直到大Revolución时期，阿尔萨斯才第一次拥有了民族意识，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公民，而非某一个国王或领主的臣民，而这需要归结于大革命时期Revolución者的政治实践。

皮埃尔诺拉在不朽名著《记忆之场》开篇写道：“历史在加速。”大Revolución就是加速的起点，从此那个只知道容忍与接受的旧世界，再也不会被人为的重建起来了。

本文转自知乎，原文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7578299/answer/1232962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