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救不了全世界

被新冠病毒封闭在家里的日子，我一直在读跟人类瘟疫有关的书。本来我就对《豪斯医生》式的医学侦探特别着迷，这一次，新冠病毒打破了次元壁，几乎是把Foreman被传染上军团病的那集给活生生地搬到了现实生活中，并放大了无数倍。对病毒的迷惑、对感染的恐惧，在每天被微博上爆出的悲惨真相轰炸的日子里，读科普已经不再是为了满足闲暇好奇心，而是PTSD驱动的不得不做之事。在那段日子里，读书的时候，我满脑子翻腾的都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未来又会如何？

《人类大瘟疫》是我“新冠时期特别书单”上的最后一本。读到它的时候，生活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虽然这种正常是一种勉为其难、噤若寒蝉的正常——口罩要忍着闷热戴牢，车站仍旧要检查14天的途径记录，上地铁仍旧要出示健康码，每天至少要被体温枪狠狠枪毙三次。关于公共卫生、医学、生物学、生态学的科普我会常态化地继续看下去，但我很庆幸这本书是我“新冠时期特别书单”上的最后一本，因为这本书无论在内容还是视角高度上，都特别适合总结前面的所有阅读。

西班牙流感（H1N1）、鼠疫、鹦鹉热、军团病、艾滋、SARS、埃博拉、寨卡、新冠病毒……这本书一网打尽了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瘟疫，并且把其他书用几百页讲完的故事浓缩到了50页左右。作者用最简洁清晰的语言回顾了这些瘟疫发生的时间线、历史背景，以及重要人物的行为。这些重要人物里，包括殉职的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做研究的科研人员、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当做替罪羊惩罚的少数群体，也包括缺乏远见的糊涂政客、利欲熏心的商人、总是慢一拍的政府和唯恐天下不乱的阴谋家。作为亲历新冠的暂时幸存者，我们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这样我们才会发现，那些发生在不远的过去、让我们震惊、震怒、恐惧、悔恨、叹息、敬佩、遗憾的事情，其实早就在历史上一遍遍重演。

拿艾滋病的这一章来举例吧，HIV刚刚在男同群体中爆发的时候，是一线医生和发病者先吹响了哨子，结果疾控CDC和国家研究机构既不给人也不给钱。一线研究员自掏腰包苦哈哈地干，结果转头大佬们就为了抢先发论文而掐了起来。民族主义爆发，能救人的发现被一再推迟。政客互相推诿，公益热心团体内讧，HIV进一步扩大，从男同群里内的性传播“出圈”到了血库，于是一群无辜的血友病患者和其他接受输血的病人成为下一批受害者，同时血库却忙于甩锅……在文明时代20世纪，美国就这么乱了四年，四年里，无辜的人就这样一批批地死掉，所有人就这么看着他们一批批地死掉，看着艾滋扩散到全球。

在新冠疫情中，类似情节不断上演。瘟疫似乎并不在乎你是姓资还是姓社，人性里愚蠢、丑陋、短视的一面，总是成为微生物和病毒的爪牙，一遍遍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在科普和梳理历史之外，这本书还在分析视角和实效性上超过类似主题的书一大头。

《血疫》是讲埃博拉最有名的新闻纪实作品。这本书惊心动魄之极，堪比一部惊悚电影。事实上这本书在2019年被改编成了6集迷你剧，由“傲骨贤妻”朱丽安娜·玛格丽丝主演。而《世纪的哭泣》几乎可以说是艾滋病领域的《寂静的春天》了，入选纽约公共图书馆“世纪之书”、被《时代周刊》列为“百大非虚构经典”、改编的电影得了1994年的艾美奖。作者本人就是因为出柜而被歧视的男同、是艾滋病的受害者，并于1994年去世。如果说《血疫》是真实的惊悚悬疑之作，那么《世纪的哭泣》就称得上是泣血之作了。

你看，如果你去读《血疫》和《世纪的哭泣》，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免不了仰视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和严丝合缝的新闻调查能力。如果把《血疫》当成一部非虚构小说来看，你会深深恐惧于埃博拉强大的致死能力、传染能力和死亡方式之可怖——埃博拉基本上就是把一个大活人变成一滩黏糊糊的毒血，然后从表皮的缝隙里喷射到周围人身上。读《血疫》是很爽的，你会有观赏一部惊悚悬疑大片的刺激感，合上书还久久不能忘怀。但你却不会去问——这本书这么有名、社会影响力这么大、让所有读者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埃博拉的可怕，它会怎样影响人类vs.埃博拉的这场战役呢？会不会有人因为读了这本书，而拒绝国家让染病者从非洲飞回祖国治疗？尽管他/她是个白求恩式舍生取义的英雄医生？会不会有普通人因为读了这本书，而把非洲疫区的人视为洪水猛兽、歧视他们、甚至伤害他们？

《血疫》逃避的问题，《人类大瘟疫》做出了响亮的回答：

当时还是纽约地产开发商的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应该阻止埃博拉患者进入美国”，“美国不能允许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回国。跑那么远去帮忙的人是很伟大，但必须要承担后果」”随着恐慌蔓延，包括英国航空（ British Airways）和法国航空（ Air France）在内的几家大型航空公司都取消了往返于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航班，仅剩下布鲁塞尔航空（ Brussels Air和摩洛哥航空（ Air Maroc）两家公司，继续向西非来往运送卫生工作者和重要救援物资。

……此时的疫情发展已经达到了无国界医生的医疗和人道主义救援能力的极限。在3月疫情暴发初期，无国界医生尚有几名对抗过埃博拉的人员可供调配。……然而，美国传教士的撤离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抗疫系统陷入瘫痪。撒玛利亚救援会迅速关闭了其在蒙罗维亚和福亚的两个埃博拉控制中心，在当时，它们是该国仅有的埃博拉诊疗中心，这导致只剩下无国界医生在危机中孤军奋战。……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也没有吸引来其他人道主义援助组织的大规模直接帮扶（像在2010年海地地震和20이13年台风“海期”袭击非律宾时那种规模的帮扶）。相反，在短期内，它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廖满嫦说：“虽然我们不想这么说，但事实就是，每个人都拖拖拉拉，不愿伸出援手。”

造成抗疫系统瘫痪的原因之一是恐惧。自从《组约客》（NewYorker）记者理查德・普雷斯顿（ Richard Preston）撰写的畅销书《血疫》于1994年出版后，埃博拉就成为公众想象中的恐怖事物。基于1989年弗吉尼亚州雷斯顿灵长类动物检疫隔离中心的疫情，以及对扬布库疫情幸存者的釆访，普雷斯顿在书中着重描写了埃博拉感染最惊悚最具视觉震撼的症状，例如疾病末期的患者有时会“流血不止”，即血液或血性体液从眼睛、鼻子和肠道渗出。因此普雷斯顿把埃博拉病毒称作“分子鲨鱼”3，虽然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症状十分军见，但却助长了公众对埃博拉的刻板恐怖认知。该书扉页富有想象力地画着生物公害警告标志，加上大段大段关于雷斯顿事件的描写，普雷斯顿强化了埃博拉病毒可以作为潜在生物武器的印象。病毒随时可能从非洲从林或疯狂的恐怖分子的实验室中冒出来，威胁人类的未来，造成恐慌。普雷斯顿警告说：“它的遗传密码发生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可能会通过咳嗽传播，在全人类中蔓延。”

西班牙流感（H1N1）、鼠疫、鹦鹉热、军团病、艾滋、SARS、埃博拉、寨卡、新冠病毒……当我们跟着作者梳理完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瘟疫，我们会学到这样一点——一切公共卫生危机都首先是生态、文化和政治的危机，或者说，是人性的危机。如果我们继续虐待动物、进食野味，SARS还会卷土重来；如果酒店业为了减少成本而不好好清洗空调和冷凝系统，军团病还会爆发；如果我们对非洲的埃博拉隔岸观火，一个航班就能让我们的亲人也倒下。

诚如作者所说：

我们得谨记萧伯纳在《医生进退两难》中所表达的观点：“一种疾病特有的微生物不一定是它的病因。”事实上，若将萧伯纳的名言用于今日，我们可以说传染病几乎都有更广泛的环境诱因和社会诱因。只有充分考虑新病原体出现和传播的生态、免疫和行为因素，我们才可能比较充分和完整地了解这些做生物及其与疾病之间的联系。

鲁迅说，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到今天，学医也救不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