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鉴】让自由在起点开跑

英国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坚持由来已久。

早在1688年“光荣革命”，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之前，盎格鲁-撒克逊人就已经创造并拥有了一整套独特价值观：

第一，个人自治的观念，包含在契约和财产权中； 第二，集体决定须由代表作出，代表须向选出他们的共同体负责； 第三，法律不仅仅是统治者意志的具化，它作为传自先辈的习惯性权利，约束国王一如约束最卑贱的臣民。

让我们细数这套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观的历史。

1376年，拉蒂默勋爵（Lord Latimer）因贪腐和勾结法国受弹劾——这表明，国王必须遵行王国内部的法律和惯例。国家法律不是国王之法。

12世纪中叶，“普通法”的术语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但根据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沃莫尔德（PatrickWormald）的研究成果表明，诺曼人制定的法典化法律大致可以追溯至11世纪初的威廉征服时期——普通法的原则和经验性意义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从那时开始“法”、“自治”、“自由”等观念就已经开始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们心中生根发芽。普通法的四大特征包括：

第一：它尤其强调私人所有权和自由契约； 第二：普通法建立在“不禁止即合法”的观念上； 第三：监督国家法律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第四：法律是国家的而非君主的。

10世纪，英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独立的民族国家，英格兰民众形成了一种明确的身份认同感——民族国家是保存自由的安全容器。公民对自身的身份意识，对国家权威的忠诚以及所激发出的爱国热诚，都有利于培育公民社会以及减弱对国家强制的需求。

更有史料显示，7世纪20年代，就已经存在“贤人会议”——某种程度上就是后来会议制会议的雏形。

以上的史料都可以证明当今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法治原则”、“个人自由”、“代议制政府”是英国的发明。

如果全文就此结束，那本书在学术界，或者至少在我心中的地位将是不可撼动的。

然而从第七章开始，汉南细数这套价值观在盎格鲁-撒克逊圈——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印度在汉南的心目中只能算半个盎格鲁圈成员，他称斯堪的那维亚和荷兰等低地国家是荣誉成员…）等——的影响，言下之意就是将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遍及的地方之外的区域摈除了“自由”的存在：

盎格鲁圈建立了一种共同的向心力，一种全体都认同的感觉，这种向心力在欧洲却很难感受到。它或许就存在在一本大家都看的书，一个大家都懂的笑话，有时甚至只是在共同的表情中，但它就在那里。

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还存在在许多地方。他力证为什么英国与欧洲大陆如此不一样——主要原因在于岛国的独特地理位置，这意味着国家不需要维持一支常备军，斯密说过：“时刻待命的常备军使得国王的权力凌驾于国会、议会或者最高法院等任何其他权力机构”。此外，汉南完全没想掩盖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不止一次地损毁英国加入欧盟的决定，批评奥巴马政府对英国的疏远等等。

总的来说，本书针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概念来源、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传统的历史梳理，让我们看到了自由主义发展的脉络。对于全文的后半部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政治观点实在很难让读者不受冒犯地读下去。本书的局限处在于他只是针对英国作历史阐述，对于自由观念在荷兰、丹麦、德国、法国的现代发展并没有太多关注就急于否定。

最后再摘录两句引言中最引发我思考的话：

真正的问题不是自由民主能否赢在终点，而是它如何才能在起点开跑。

民主，也是一样。它被视作实现目的的手段。虽人人心向往之，却点到为止。

202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