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选民自隐于众人之中

简单说来，韦伯认为古犹太教留给基督教、甚至还有伊斯兰教最重要的观念是：从巫术与一切形式的非理性救赎追求当中脱离出来的、现世内行动的高度理性化的宗教伦理。而其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犹太人自认为是与上帝订立过契约的选民，将来要成为地上的支配民族，所以自愿地自我隔离，而成为客族。不存在原罪的观念和禁欲的内在伦理要求。

韦伯的考察既有时序性线索，又有结构性线索，他对材料的组织和论述安排非常精妙，刚读前面一部分的时候有很多难以理解的论述，等到读完全书再回头看发现迎刃而解，更像是精心埋好的线索。当然，真要完全理解他的论述除了要克服译本带来的阅读障碍，还必须对旧约的内容也非常熟悉，而我只是囫囵看了一遍正文，连他臭名昭著的长且重要的脚注都一概忽略。

一、古以色列概况

首先要简单说下古以色列人的概况。他们居住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北边平地适合农耕，南边沙漠只能放牧。他们不能长期定居，规模在血缘氏族以上的组织很不稳定。在文明早期受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个地区的大国的轮番影响或控制。

以色列的历史经过几个时期：族长时期的亚伯拉罕后裔发展出十二支派，这时期直到约瑟子孙被拘留在埃及为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奈山与耶和华订立十诫，后定居迦南地；几个士师的时期过后，进入王国时代，大卫王定都耶路撒冷，所罗门王建立第一圣殿；所罗门死后南北分国，陆续被亚述、巴比伦攻陷，圣殿被摧毁，巴比伦之囚开始；波斯王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允许以色列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第二圣殿；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耶路撒冷，以色列陆续被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哈斯蒙王朝、罗马统治，直至哈德良的犹太战争把犹太人打散零落到世界各处，第二圣殿时期结束。

二、耶和华的契约、律法及其宗教担纲者

“契约”的概念不是以色列独有的，世界各地都存在借神的庇护订立誓约而成立的团体。以色列的独特性在于，他们这种全体以色列人的契约不仅是当事人在神的保护下彼此缔约建立兄弟关系，而且是与神本身的契约缔结。宗教性的“契约”延伸成为各种不同的法律和道德关系的基础：他们的社会制度就奠基于拥有土地的军事氏族与工人、商人、乐师、利未人祭司、牧羊人等无土地的客族群体之间通过契约而建立的永久关系之上。大卫王也是通过与各氏族订立契约而统一以色列，成为整个以色列的正当君主。

就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以色列本身而言，它是个在同盟战神耶和华指导之下并且与之结盟的军事同盟。以色列人此前并不认识这个神，他是通过消灭红海上的埃及军队和将以色列从埃及苦役中解放出来的奇迹而通过摩西被接纳为同盟之神的。他也一直是个拯救与应许的神，关涉的是现实政治，而不是个人内在事务。他给予以色列的应许是支配迦南地，而不是超越性的价值。

随着大国势力再度扩张，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处境发展不利，与神的契约——即神的诫命——被违犯而招致神怒才带来如此可怖后果的想法深入人心，确定是哪些律法被违犯，要做些什么来赎罪，成为当务之急。对于这种具体的提问方式来说，如爻签、幻梦等非理性的占卜手段无法确切回答，唯有对诫命本身的认识和良心的探索才能做到。故而耶和华信仰的这种“契约”思想将对神意的探求推进到相对较理性的提问方式和理性的解答手段的轨道里。

这意味着向民众宣告教育耶和华律法与诫命的祭司的必要性与日俱增。此前担任耶和华信仰传道者的是自由的拿比，他们在军中鼓动圣战，作胜利预言；还有独立政治取向的“先见”，他们反对赋役国家化，追溯耶和华作为元帅率领以色列的美好时代。王的官僚制有意打击这些麻烦人士，随着大卫定都耶路撒冷，王权任命利未人为耶路撒冷的祭司，为之提供俸禄。这个祭司阶层成为排他性的身份团体，自然要求垄断神谕、教诲、祭祀等权力。他们要求只能在耶路撒冷的神殿举行献牲仪式，这种祭祀独占导致以往被视为“献牲”与“牺牲会食”的家内屠宰和肉食的神圣性完全消失，氏族在宗教上的意义愈加衰微。

三、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

古以色列在耶和华信仰之外，除了存在氏族祭祀和家内神坛，也存在本土的巴力神崇拜（接近于中国的土地神），和源自周边大文化的死者崇拜、地府观念、精灵崇拜、星辰崇拜和复活信仰。以祭司为代表的耶和华信仰担纲者排斥所有这些关于“彼世”的事情，借助自身权力优势对前述种种发动了斗争。祭司们通过对律法集的整理编纂，将魔法、巫术、占星、酒神式的狂迷、尤其是神的系谱通通翦除，被纳入的自然神话也被扭转到伦理的方向。犹太教经典在关键性的部分诉诸孩童似的理解力：耶和华部分而言是父亲，一会儿是恩威并施的君王，他会因子民的过错而惩罚他们，也会因他们改过而赦免其罪。正是这一个范式以其符合朴素的未经哲学思辨而升华的方式，使得世界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可以被理性地理解，关于世界的意义为何的印度式思索的发展被彻底排除。

四、犹太人礼仪隔离的渊源及其后果

巴比伦之囚后，随着波斯扶植教权制，祭司赢得了俘囚民绝对的指导权，但犹太人只是个纯粹宗教性的教团团体，真正的政治实权掌握在宗主国的代官手中。祭司们凭借宫廷关系，成功实现了：重新组织了耶路撒冷的教团国家，并宣告其在巴比伦拟定的、对这教团国家有约束力的法典。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这个教团国家礼仪性隔离的贯彻，包括严格遵守割礼和安息日、禁止通婚、不与非犹太人同桌共食。

这种教团主导下的礼仪法典强制，最深远的后果是犹太民族变成一个城居的贱民民族，因为农民而言完全恪守礼仪非常困难，律法书很少伸展到农村地区。犹太人因自我隔离而表现出来的“憎恶他人”，则是其后世一而再受指责的决定点，对犹太人的这种起初缓缓增长的拒斥，与犹太人本身越来越严重拒斥与非犹太人交往的情形，完全同步进行。

另一方面，巴比伦之囚也使得一个重大的问题萦绕在这些上帝的选民心头：这些苦难、悲惨、卑微到头来，意义是什么？俘囚期的先知预言再次诉诸了上述的理解力，从而创造出古犹太教最为激进的神义论：以色列的屈辱命运正是为了实现其世界性救赎计划的最重要的手段，这是为了净化以色列民族，以色列苦难的神义论全部意义在于贱民民族境况的荣耀化和在此境况中忍耐坚持到底的荣耀化。

贯通于预言中的类型：先是恐怖的灾祸，然后是不可思议的救赎来临，有两个共通的观念：耶和华的日子和余剩者的观念。正是“耶和华的日子”这种末世论里饱含的那种强大激情的及时性——自己得以亲身经历神的复仇和拯救，给政治上已崩解的共同体带来宗教的凝聚力，单靠律法书与知识分子的教化与慰藉，对俘囚期的人们根本不管用。

若没有在耶和华日子里“余剩者”的观念，这个共同体成员也不会如此在意礼仪的洁净和诫命的遵守，因而自愿地区隔于其他民族，成为世界性的客族。这种选民思想是以色列人特殊的仪式与伦理的义务和权利的基础，为耶和华共同体普遍而原始的对内与对外道德的二元论获得下层结构。如经济领域里禁止取息的诫命，只在犹太人间严格遵守，行之于外人则无所谓，这就使得对外的经济伦理无法导向理性化的救赎论动机，也就是没有任何宗教报偿在其中，故而经济经营终究无法成为宗教的“救赎确证”之所在，只能在其他维度找寻。

五、法利赛主义的发展

随着犹太教教团内部祭司权势的增长，蛰伏在较和平的世界里的这个民族日益增长的市民理性主义，再加上标准传承在文书上的固定化，先知预言的时代自此终结。城居市民组成的虔敬者原先在预言里不过是先知与利未人所教诲的扶助对象，如今他们开始宣说心声，并认为自己才是与敌手对立下的耶和华的选民。

具有市民—城市的性格的法利赛主义在反抗希腊化帝国统治的马喀比时代发展出来：秉持这样信念的人形成兄弟团，他们不仅自我隔离于希腊人，还隔离于过着不洁净生活的犹太人，即形成了韦伯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教派——根据相同理念自由组成的紧密团体。他们遵守比祭司还要严格的仪式主义的诫命，使得个人宗教资格得到证明，逐渐取代了祭司贵族的领导权。

法利赛派实践取向的伦理理性主义迎合了虔敬者——小市民阶层的经济利害。他们对希腊哲学式的二元论很陌生，诸如原罪、拒世、对财富的拒斥、对性欢乐的疑虑都不存在。他们理念上反对禁欲，行为上看似“禁欲”的现象只是源于对洁净的追求，这可以强化对外的隔绝与仪式严正的体系培养，并不要求与经济和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相隔绝。

法利赛人改造了古老的寄居者概念，将之调整成改宗者，吸引了周遭世界的加入。其后保罗在犹太人中的传道引发了原始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冲突与风暴，许多改宗者背叛了犹太人，犹太人借着罗马帝国合法宗教的保障通过告发来发动国家权力对付他们，双方从此筑起了无法逾越的壁垒。基督教对犹太人布道的企图或强制改宗总归是徒劳无功，犹太人的共同体坚守在其为贱民民族的自我选择状态里，只要犹太教律法的精神维持不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