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之路：信仰、宗教、思想变革下的西方文明
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更加关注于其实用主义价值，西方的文明则更多的时候会去思考人与大自然，人与上帝之间的内在关联。
“理性”这个词语在诞生之初，更多的时候是用作对于某一事物的合理化思考，以及批判。而时至今日，则会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价值观的演变，成为感性，艺术的对立面而依附存在，曾经代表着智慧、文明起源的核心动词，如今变成了木讷，刻板，循规蹈矩，教条主义的专门指代。只能说，把复杂事物简单化解释，才更有可能成为大众普世价值的判断，为世人所认知。当然，这样做就显得非常的不理性。
对基于中华文明传统认知进行社会活动的我们来说，一门学问最好的存在价值就是它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功能属性，最好是即插即用，又或者潜心研究，水到渠成，总之，只有当一样东西足以发挥他功能性价值时，才有资格被这样一个文明所记住与流传，于此来看，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诸子百家如今纷纷凋零，可知缘由，毕竟学说，观点，知识只能依附于人方可存活。
与之相反的是，西方文明有着截然不同的运行内在逻辑，这大概能被追溯到基督教被罗马帝国所承认的公元四世纪（至于信仰与权力的相互制约与发展，可见作者的另一本作品《天国之门》）。
在西方千年文明中，基督教的文化几乎就是沁入骨髓的存在，无论是艺术作品，哲学思想，建筑风格甚至法律制度，多多少少都带走基督教的宗教文化色彩。这当然得益于，以神权治民的统治目的，而与此同时，宗教的神圣力量也潜移默化中被反向影响着这个文明和权力结构。
而本书所想要讲述的近代理性主义，正是崛起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一千年愚昧、落后、黑暗的中世纪西欧的土壤。在此期间，罗马天主教会利用自己对于精神心灵上的特权，试图凌驾于整个封建世俗权力之上，作为守护神权的那些神职人员却又极尽奢靡，为所欲为。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彼得拉克的十四行短诗和薄伽丘的《十日谈》，正是反应此中种种行径。
由此可见，托克维尔说：“不受限制的权力本身就是一个糟糕而危险的东西”，宗教之内，亦然。
在这里，作者提到了两场在世界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文化变革。
以阿尔卑斯山为界，南面拉丁文化圈里的文艺复兴运动，北面日耳曼文化圈里的宗教改革运动。从后来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哪怕使用最极端的形容词概括都不足以表达这两场变革所带来的深远的意义。
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了大批提倡解放人性，复兴古典文化的艺术家，诗人和思想家，他们被统称为人文主义者。不过，这场运动并没有就理性主义的思潮做过多的发扬，与之相反的是他们更加倾向于感觉主义风格的论调。这也难怪，后来的哲学家罗素说：“十六世纪在文学艺术上是一个琳琅满目的时代，但在科学上则是一个不毛的时代！”
同时，文艺复兴并未对罗马教会的权威和他们不堪的腐败破败发起挑战，甚至反而助长了这样的堕落。要说到，新旧教的变革则应当归功于来自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
记得曾经有本书，把东方六祖惠能所创作的《坛经》与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在各自宗教意义上足以相提并论，其实这里存在者一个很大误区。惠能所创作的《坛经》可以看做对外来佛教的本土化改造，将它与中国传统的普世价值观相结合，从而拥有更加广泛的传播生命力。而来自马丁·路德的改革却是对于基督教原教旨的重新解读，他的目的更多的是去回溯宗教最初的样子，重新解读《圣经》。其中最主要的一大观点就是“因信称义” 的神学主张，按照这样的观点，信徒们是否能够赦免原罪，并不在于外在的行为是否足够虔诚，放到具体环境，就是是否掏出了足够的财产去问教会购买赎罪券；而在于他内心是否具有坚定虔诚的信仰，只要足够“信”便可成为“义”。
马丁·路德提出“惟独信仰，惟独圣经，惟独恩典”的口号，“用真诚的信仰来取代虚假的善功，用圣经的权威来取代教会的权威，用上帝的恩典来取代教皇的专断”。
不过两者雷同的是，无论中西，还是进退，把具体的信仰从财物的捐赠剥离出来，回归到信徒本心，这都是一次宗教格调上的升华。
当然，从后来的发展脉络来看，教会专制的打破，并不能让理性主义从中得到发展。绝对信仰在这次改革中被确立为判断一切的绝对标准，它既反对罗马教会唯利是图的功利，也反对哲学繁琐论证的形式，更反对如同哥白尼的探索。十五、十六世纪，人文之外，再无理性。
直到十七世纪才是理性主义得以兴起的时代，英国“自然神论”的出现，获得大量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背书。有别于之前脱离宗教范畴的讨论，牛顿，伏尔泰，孟德斯鸠这批人更倾向于在基督教中去探讨理性的作用，强调基督教的合理性，又同时强调基督教的道德性。用康德的话说，即理性的实践法则，强调耶稣的高尚人格，而淡化神性的部分。把一切不道德的东西定义为与教义相背离，哪怕打着宗教的旗号。这种从基督教本义出发的道德，让宗教有了极强的宽容性和纯洁性，正是理性精神的表现。
不曾想的是，随之而来的法国启蒙运动则将理性主义发扬光大，甚至推向到了另一个“非理性”的极端。这当然是最初那些思想家们始料未及的。十八世纪的那些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达郎贝等人把宗教称之为欺骗与愚昧的产物，公开的向上帝，教会发起挑战。作者在此地认为这样的举动，事实上是一种矫枉过正的非理性举动，正如同黑格尔所说，一个如此无知愚昧毫无可取之处的宗教又如何在千年以来影响众生。
最后还是德国哲学家的出现，才得以让这种争论回归到正途。想来耐人寻味，十八世纪的德国，思想家和独裁者，都可以改变世界。
康德发表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让世人重新审视理性该有的影响作用，使用限度以及适用范围。
从此，宗教在理性主义的土壤上找到了一个更加人性化，道德化的复兴根基。把宗教与科学片面的对立，转化成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基督教信仰从自然界抽离，植入到世人的情感需求和道德观念中，从而完成由知识论到德性论的转化。
时至今日，基督教不再拥有解释世间万物的功能，却作为世人心灵慰藉与宣扬道德的精神支柱而长久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