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赵慕宇：法国人民究竟在抗争什么？ 查尔斯·蒂利描绘的法国革命史给出答案
漫游巴黎之时，我在去往蓬皮杜中心的路上，看见一栋古老而庞大的建筑，它的前方有一片广场，相比之下并不起眼。当我阅读查尔斯·蒂利的《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后，才知道这个广场最早名作“河滩广场”，因临近塞纳河，直到19世纪，都是巴黎粮食水运的主要港口；同时，它是烟花燃放和公共庆典的标准场地；“大革命”时，这里又成为公开刑罚的地点；1871年，巴黎公社占领市政厅，起义者占据广场，展现着他们的力量。
无疑，市政厅广场的历史，可视作法国近四个世纪革命的象征。自17世纪以降，资本主义发展使法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身处其中的人们，因为不同原因，选择不同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和观念。在查尔斯·蒂利所描绘的法国革命史中，你既能看到皇室以“奇特”方式完成中央集权；也能体会资本主义剥削之下，普通民众的痛苦；更能理解法国而今屡见不鲜的罢工抗议根源何在。
总体上，查尔斯·蒂利和巴林顿·摩尔同属一派，他们认为：一定社会背景下，民众的选择和行动无可避免，并非每个国家都能以和平方式完成渐进式的“现代化”；同时也肯定某些特定社会条件下“抗争”的宝贵意义。查尔斯说道：“事件的参与者甘愿冒风险投身于其中，可以看作是一种信号，这种信号可以显示能否发动新的斗争以争夺权力，或者显示旧的权力斗争是否产生新的结果。”
就法国而言，近四个世纪的抗争，分别源自不同矛盾——17世纪，农民抵抗地方领主重税；18世纪，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家；19世纪，劳工与集中资本作斗争，亦有不同集团间争夺利益；20世纪，体现为不同团体追求权益的运动。从标志性事件看，分别有1661年经济全国市场化，1789年组织化资产阶级普及，1848年全国范围工厂罢工，1905年组织者变化，工人意识突出。从行为特点看，1650至1850时间段，呈现区域性和庇护性；而1850至1980时间段，则表现出全国性和自主性。
17世纪 刀剑、钱袋和面包
1600年前，法国没有做到中央集权，而是一个不稳定的、以巴黎为中心的联邦制国家，国王对基层管理依靠地方贵族。17世纪的频繁战争，促使王室征税加重，比如土地税、盐税、关税、营业税等，因此王室对政府官员和包税人的仰赖越来越重。法国政府的行动，目的不是建设有效率的机构，而是拓展自身的实力，但又深陷其中。国家将特权和利润都给包税人，这些人预付好金钱，再换取自己在地方征税的权力，从而横征暴敛，为自己牟利。17世纪主要出现的是大规模民众抗税行动，包括乡巴佬起义、赤脚汉起义、红帽起义。该世纪最大起义是投石党起义，然而它最终失败。其意义在于使地方精英听命于国王，精英不再与民众合谋；也产生新的征税方式，包括间接征税、操控货币、出售特权、借贷。
随着“战争频繁—军队补给—敛钱—金融操作”的循环，当时局面符合重商主义原则；国家逐渐具备层级结构清晰的军队，并有配套供应和支援团队，大规模采买物资和服务。国家军事化，最终效果却是王室行政机构的文官化。王室解除不受控制的地方、个人和团体武装，并拓展王室官员的数量和权力范围。国王从和地方权贵分享权力，变为和数以千计的文官分享，这加强了王室对资源控制权，以及大臣们可以处置的资源。
18世纪 资本主义的收割
18世纪，反抗资本主义扩张的斗争越来越广。按马克思主义观点，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决要素是“土地”，所谓无产阶级最早的标志正是：没有个人土地，而依靠工资维持生计的劳动者。只有如此，资本家才能通过资本运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起点，无疑从“收割”无土地的人开始。
土地集中化程度越高，小农和佃农越难把握自身命运。当食物运往全国市场时，普通民众容易遭遇危机，他们的工资不能负担迅速增长的粮价。然而，18世纪的发展，又造就大量无产者。农民失去在土地狩猎、捕捞、放牧等赖以维生的权利，因此争斗。所有规定都在向利于富农和食利者的方向发展。国家提倡资本积累，消灭小农户，增加劳动力，他们变为工人，但依然受到剥削。
当时，贵族平均收入为8000里弗尔，是一名熟练工匠的16倍，一名农夫的60倍。通过贵族头衔的荣耀之路是担任官职，官职亦可以购买。贵族是更活跃的资本家，使农民商业化、农民无产阶级化，其根本性区分正在于劳动力和资本之间。
18世纪的民众反抗，并没有阻止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纵然有“法国大革命”这样闻名世界的行动，但在其后的一个世纪中，法国并没有真正成为现代国家，而依然在帝制、封建制、共和制之间摇摆。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革命者（及其委员会）以国家之名从市政府抢过大权，形成以巴黎为中心的全国性网络，暂时实现了中央集权，取代了旧制度的间接性统治，后来又被掌权者沿用下来，真正形成中央集权结构。
革命重组管理结构，将地方社区直接纳入到民族国家中去，已经建立统治权力直达每个村庄的中央集权式国家。税收达到统一，形成国家财政，结束了国家对地方上增加收入能力的依赖，取消了各地方联合起来反抗王室税收的特权。政府前所未有地成为雇主。法国对腹地进行严格管控的权力，终于成功。
19世纪 转向现代模式
19世纪，资本更加集中，劳动力、生产和资本流向城市，以机器和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开始扩张，无产阶级重心转移至城市。比如里尔、鲁贝、图尔宽，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快，工厂密集，工人阶级住宅区密集且相对隔离。巴黎市隔离更加明显，小规模制造业迁移至城市边缘。
巴黎大商人拥有财富相当于巴黎日薪工人的5000倍。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工业集中化程度越高，工人就越穷，商人就越富。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异，越是发达城市越明显。整个趋势走向集中化和阶级分化。更令人无奈的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通过大量数据研究表明，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我们生活的时代。
但是在19世纪中叶，罢工、示威、选举动员、公开集会已成为民众公开斗争的标准形式。从进程看，经过了“自发生产—城市工业资本生产—罢工—工会”的路线。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会成立。对于工会的背景，本书的引文说明十分恰切：“工人们对政治不感兴趣，除非政治的议题和谋求选票的人会有助于或者可能有助于解决资产阶级与无产者之间的社会问题……工人只有一个目标，即自身的解放。他们加入到选举的喧嚣中，只为了能够降低资本的影响力。”
19世纪，大罢工越来越多出现在重大政治危机中，1848年后，抢粮行为开始消逝，特意策划的示威行动，伴之以摇旗呐喊游行，成为冲突特征。到20世纪，法国人民创造了自己的社会运动模式，提前策划集会和示威与创建专门利益协会结合，以协会名义颁布章程，提出诉求，寻求群众支持。所以，19世纪的民众抗争形式发生巨大转变，从前两个世纪的原始形式进入现代形式。
20世纪 抗争依然延续
20世纪，最有声势的运动是“劳动节”。1890年，法国劳动节成为每年一次的总罢工演习，提出不满和展现力量；1904年布尔日大会上，法国总工会提出八小时工作制；1906年，20万工人和平罢工；1919年共有130万工人参加2047次罢工；1936年，240万工人参加16907次罢工。从趋势上，19世纪70年代，平均每年约500名工人就有1人参加罢工；到20世纪60年代，每10人就有1人参加。从2.7万上升至250万。可以看到明显的增加。
从形式上，本世纪罢工潮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全国劳工联盟和左翼政党结盟；罢工与示威同时出现。抗争者长期控制建筑物或静坐罢工，警方采用更有力的设备，媒体极为关注并报道。1968年，声势浩大的运动，吸纳了更多专业人士、技术员和白领，他们效仿学生的做法，成立委员会、集会、示威、罢课罢工、对峙，这些人所共知的形式，不断遵循各自标准实施。
通过对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研究，查尔斯·蒂利为我们剥离出清晰思路——国家建构和资本主义不仅形塑了组织和机遇，还主导不同群体行动的利益。在这个长时段内，法国朝着资本的集中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随之导致的劳资间两极化发展。新的时代并不肇始于新的精英掌权或新宪法出现，而始于普通民众为争取自身利益而以新方式抗争。
（《北京晚报》2020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