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政治•社群——《政治过程》的两次半百之痒
“政治影响舆论”或是“舆论影响政治”历来是不同道者最喜欢拿来的“有色眼镜”。《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杜鲁门对利益集团的研究，要证明的显然是后者。如果说17世纪代议制的兴起，尤其是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国内政治的民主化-专业化的转向使得公开的政治中，角色更为细分，过程更为延宕，进而使得对政治过程的研究成为了可能的话；那么全球主义的兴起和使得D.B.杜鲁门的研究对象——利益集团呈现为国际政治与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角色，其影响力也穿透了国家进入国际社会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
一、 从政治舆论到舆论政治：一项学术史的回顾
写于1951年的杜版《政治过程》可以视作本特利版《政治过程：一项关于社会压力集团的研究》（1908）在政治人类学意义上的更新。一方面回应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老本，另一方面也从政治学视角呼应了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子嗣——传播学彼时的兴盛。
考证地说来，无论是对政治过程的研究还是对政治与公共舆论关系的研究，杜鲁门都远非先驱者：拉斯韦尔 和李普曼 早就以对后一个问题中“政治对舆论的影响”有了详细的研究。但杜版《政治过程》的意义在于系统而详尽地考察了有政治要求的组织诉诸舆论以设置政治议程的过程。在理论上，以“舆论影响政治”与拉斯韦尔与李普曼对“政治影响舆论”的经验研究合璧为一；在实践上，与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194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析论结合，对未来舆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客观而相对有利的导向。
只是作为政治学著作而言，杜版《政治过程》写于1970年代政治哲学复兴之前，又是一个半百之痒，如果再作政治人类学的续篇，“方法”与立论以（广义概念的）社群主义分析更精到。
二、 从舆论内政到舆论世界？：另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作为压力集团影响国际政治，尤其是影响“高经济”的“低政治”的全球性问题（global issue） 已经是国际社会中的常态。国际政治中的压力集团在被学界政界视为问题的同时也视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而另一类常被忽视的，兼顾舆论与社群的双重角色咨询机构则在更大的程度上“舆论世界”：咨询公司，思想库。由于他们在政界、学界、商界的游刃有余，由于他们巨大的信息量与判断，以及不可避免的政治利益和令人愉悦的预见力，他们正逐渐地引导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明显的例子就是“新兴国家”概念及指称。2002(?)年，高盛公司提出“金砖四国”（BRICs）；2007年，“景程五国”（VISTA）。当这些国家被重视被肯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要求负担更多他们原本期望晚些付出的责任 ，并分担原本聚焦于欧美大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友好或敌意的关照。
当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化的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稍稍黯淡下去些的时候，观念与以观念结成的社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国内的政治过程。再以媒介与信息的输入，有序的复杂或许是当下政治过程的标记。
参考资料：
[美]丹尼尔•贝尔著，李琨译，宋冰校：《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北京：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2002
[美]D.B.杜鲁门著，陈尧译，胡伟校：《政治过程——“利益集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美]沃纳•塞弗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夏文蓉：南京大学本科生课程，“传播学理论”笔记，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6年春季学期
一、 从政治舆论到舆论政治：一项学术史的回顾
写于1951年的杜版《政治过程》可以视作本特利版《政治过程：一项关于社会压力集团的研究》（1908）在政治人类学意义上的更新。一方面回应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老本，另一方面也从政治学视角呼应了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子嗣——传播学彼时的兴盛。
考证地说来，无论是对政治过程的研究还是对政治与公共舆论关系的研究，杜鲁门都远非先驱者：拉斯韦尔 和李普曼 早就以对后一个问题中“政治对舆论的影响”有了详细的研究。但杜版《政治过程》的意义在于系统而详尽地考察了有政治要求的组织诉诸舆论以设置政治议程的过程。在理论上，以“舆论影响政治”与拉斯韦尔与李普曼对“政治影响舆论”的经验研究合璧为一；在实践上，与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194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析论结合，对未来舆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客观而相对有利的导向。
只是作为政治学著作而言，杜版《政治过程》写于1970年代政治哲学复兴之前，又是一个半百之痒，如果再作政治人类学的续篇，“方法”与立论以（广义概念的）社群主义分析更精到。
二、 从舆论内政到舆论世界？：另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作为压力集团影响国际政治，尤其是影响“高经济”的“低政治”的全球性问题（global issue） 已经是国际社会中的常态。国际政治中的压力集团在被学界政界视为问题的同时也视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而另一类常被忽视的，兼顾舆论与社群的双重角色咨询机构则在更大的程度上“舆论世界”：咨询公司，思想库。由于他们在政界、学界、商界的游刃有余，由于他们巨大的信息量与判断，以及不可避免的政治利益和令人愉悦的预见力，他们正逐渐地引导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明显的例子就是“新兴国家”概念及指称。2002(?)年，高盛公司提出“金砖四国”（BRICs）；2007年，“景程五国”（VISTA）。当这些国家被重视被肯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要求负担更多他们原本期望晚些付出的责任 ，并分担原本聚焦于欧美大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友好或敌意的关照。
当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化的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稍稍黯淡下去些的时候，观念与以观念结成的社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国内的政治过程。再以媒介与信息的输入，有序的复杂或许是当下政治过程的标记。
参考资料：
[美]丹尼尔•贝尔著，李琨译，宋冰校：《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北京：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2002
[美]D.B.杜鲁门著，陈尧译，胡伟校：《政治过程——“利益集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美]沃纳•塞弗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夏文蓉：南京大学本科生课程，“传播学理论”笔记，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6年春季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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