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的第三帝国》：纳粹党如何治理国家？

在当代的历史编纂中，第三帝国无疑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相关文献早已汗牛充栋，让人应接不暇，另一方面，普通读者对第三帝国的印象恐怕还停留在几个关键词上：夺权、暴力、反犹主义、战争狂热，以至于我们很难说对第三帝国的检视与讨论已经无比充分了。第三帝国如何从民主的母体（魏玛共和国）中产生？如今以暴力、反犹主义、右翼保守派的面貌呈现的邪恶的纳粹党，真的像该党自诩的那样，是由绝大多数德意志人民由衷选出的？

关于第三帝国，我们持有的问题要远远多于我们知道的史实和叙事。在这种情况下，对第三帝国进行尽可能全方面的把握，依旧是很有必要的，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爵士的“第三帝国三部曲”（《第三帝国的到来》《当权的第三帝国》《战时的第三帝国》）是这个方面可敬的尝试。尽管埃文斯自谦，称三部曲是为普通读者而作，但其实，无论是历史编纂问题上的方法论，还是对历史理论与历史叙事的探讨，三部曲都毫无疑问堪称相关著作中的典范，甚至是典范中的典范。

在《第三帝国的到来》中，埃文斯为读者详尽地解释了纳粹党上台的前后经过，以及纳粹党如何能够上台，有力地质疑了认为纳粹党的上台是德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的那种观点，并表明这段历史的无限复杂性——远非偶然或必然的简单标签能够涵盖。在《当权的第三帝国》中，他将注意力放在了纳粹党的治国之道上，也即纳粹党如何按照自己设想的种种打造一个种族/民族共同体——所谓的由纯雅利安人构成的第三罗马帝国。

纳粹党上台伊始，部分观察家认为，破坏型的纳粹党在德国政坛终将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让位于社会民主党。然而，与这种乐观的看法相反，纳粹党很快证明了自己对权力的迷恋和擅长。通过钻魏玛的民主程序的“漏洞”，纳粹党成功上台，其在竞选过程中释放的暴力却不曾在上台后有所收敛，反而愈演愈烈，这最终促使其将德国打造成了一个法官保守而噤声、民众惶惶不可终日的警察国家，期间出现的不少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还预示了1939年之后的种种。

在文学界、绘画界、音乐界和思想界，纳粹党同样不遗余力，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其中的主要手段就是将一切政治化，尤其是“艺术的政治化”。在纳粹党那里，没有不涉及政治的文学、绘画、音乐和哲学，在帝国之内，任何知识生产都必须服从并体现纳粹党的意志，任何可能与纳粹党的信条和意志相悖的知识，在帝国都没有一席之地。尽管戈培尔博士坚持认为，要施行有效的统治必须同时推进“政治的艺术化”进程，然而在1933年至1939年间，除了《意志的胜利》这部纪录片和少数文学作品可供一览，纳粹党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始终是事倍功半，尽管所费不赀。

纳粹党塑造德国的种种尝试，还包括改造德国人的灵魂。一方面，纳粹党与天主教势力走到一起，希望拉拢天主教，或至少不使其站在自己这方的对立面，妨碍他们对德国社会的改造，另一方面，纳粹党极力打压新教徒和所谓的“异教徒”。然而，天主教内部存在种种分歧，远远不是一个易于摆布的均质群体，因此，纳粹党的努力其实收效有限，甚至还因暴力行为招致了部分天主教人士的反感乃至决裂，进而为自己制造了更多敌人，而非帝国事业的热心同盟。

尽管纳粹主义往往被视作一种“政治宗教”，但是埃文斯认为，这种“纯粹描述性的说法”实际上“太过笼统，没有多少价值”，何况，尽管的确存在纳粹主义的坚定“信徒”，然而，这种政治宗教并没有天主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深入人心，充其量是有蛊惑力的意识形态——当然，因此不屑一顾也是危险的。如果说成年人对此类意识形态有一定的抵抗力，那么，青少年们——“希特勒的孩子们”——才是充分接受纳粹党的灵魂洗礼术的人群，就像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的金发小男孩，Jojo Betzler，尽管他们尚未在现实斗争中扮演主角。

纳粹的建设型方案还包括建立一个“种族乌托邦”，也即所谓的纯粹的日耳曼民族共同体。这一方案的核心就是制造敌人——犹太人。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资源就包括反犹主义，按照纳粹式宣传的逻辑，犹太人要为1914年以来德国国内的一切暗面负责——1918年的战败、不得人心的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凡尔赛条约》加诸德国身上的巨额赔款和裁军要求、通货膨胀与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等等。在纳粹党的宣传攻势下，原本在欧洲境内广泛存在的反犹主义在德国达到了极致，犹太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人民公敌”。

先前已经提到，在通往国会之路上，纳粹党时常以破坏型的政党形象出现，这一破坏型政党的形象此后愈发巩固，其释放的暴力和无序——自然，是在法律与秩序的名义下——渗透了德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正如威廉·夏伊勒所言，纳粹党的统治是基于“精神恐怖和肉体恐怖”。而随着国内形势趋于稳定，反对派势力走向衰亡，纳粹党很快便将视野投向了欧洲其他国家，并逐渐开始了自己对当时的国际秩序的挑战，从扩大军队到追求德奥合并，到夺取捷克斯洛伐克，直至对波兰开战……

如何评价纳粹党的治理术成了摆在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抛却道德评判，就这套治理术本身的成效进行评价似乎是一条可行之道。治理术的核心在于塑造主体，纳粹的宣传与实践，即便不是无比成功——无论是在政治的艺术化，还是在收编天主教徒方面，纳粹的表现都差强人意——至少也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首先，纳粹党推行的“一体化”牢牢控制了舆论和知识的生产，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耳闻目睹的只能是纳粹的宣传，无论他们是否信奉；其次，纳粹党对暴力手段的迷恋和推崇让大多数德国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政治与个人的关系，他们唯一的政治生活可能就是不过问政治生活，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再则，纳粹党以种种手段显示了站在政权对立面的可能后果，让德国社会自始至终遍布白色恐怖，直至这个国家踏上了另一场疯狂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