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恢复中华民族昔日的荣光？
公元前三十世纪前后，遥远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较近的印度，都在萌芽他们的古文明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明。如今，曾雄霸一方的四大文明，三个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唯有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却生生不息。
小时候我有过一个疑问，历史课本里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多么灿烂辉煌。可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为什么就突然不行了？
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任人欺凌、宰割。身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着更为深切的困惑和苦痛。适逢巨变，为对抗历史虚无主义所导致的西化运动，无数有识之士在探索救国道路的同时，开始考虑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尝试运用西方新史学的表达方式书写与重构中国历史。
然而，中国历史悠久，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太多，以一人或数人之力书写通史，是最艰难的事业。直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才相继出现较近理想的成果。彼时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通史著作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等。
其中，《白话本国史》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完全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中国史纲》原定为民国高中历史教材，由于战乱和张荫麟的离世，仅完成东汉以前部分，令人遗憾；《国史大纲》是民国时期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中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踏上一心一意建设现代化新中国的征途，中国历史的书写与重构也进入了收官阶段，很难再创作出能够别开生面、引人瞩目的通史著作。
1979年，海峡对岸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了一部自称“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中国人史纲》。中国文坛对其贬褒不一，拥护者认为这是最好读的中国通史，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作家书写历史的最杰出代表；反对者则认为该书过于激进，充斥着个人偏见，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
发生如此严重的分歧，与作者的遭遇有着直接关系。柏杨1920年出生于河南省通许县，抗战时期数次参加国民党中央组织的政工培训班，东北大学的左派学生认为他是国民党特务。由于战乱和幼年丧母，他一生念过很多学校，但从没有拿过一张文凭，因使用假学历证件上大学，曾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
柏杨为人执傲，好出风头，秉持“以骂世来救世”的写作旨趣。作为蒋介石父子的嫡系，却经常撰文挖苦讽刺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1968年，因“大力水手事件”踩踏了统治者的红线，按共党间谍定罪判处死刑，经友人大力施救改判为有期徒刑12年，后又减为8年。于1977年4月1日获释，实际被囚禁9年又26天。
在环境恶劣的绿岛监狱柏杨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这就使得这部狱中完成的《中国人史纲》在思想上趋于极端，难免会对某些历史问题作出片面的评价。例如，他将中国近现代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儒家文化中保守和崇古的劣根性”。
柏杨断言：“儒家思想是保守的。冥顽不灵的士大夫们认为社会是退化的，最好的永远是最好的，而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不如过去，未来不如现在，所以必须事事以古为法，至少也要保持现状。他们对社会上的任何改革和进步都狂热地反对，无法冷静地思考自己国家的缺点，虚心接受先进的西洋文化。”
严格来说，一部严谨的通史著作不应把“训诲功能与总结成败得失”作为写作的主要目的和手段。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处于一个动态多元的复杂巨系统之中。一个合格的通史作者，不会草率地将中国近现代的落后完全归结为僵化的儒家思想，或腐朽的满清统治。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进入了哲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
钱穆先生说过：“对历史，尤其是本国的历史，要有一种温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一部理想的通史著作在文化价值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取舍标准，在涉及思想史的时候，详于灼见的思想而略于妄诞的思想。因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任何思想都有其历史局限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更具现实意义。
柏杨反其道而行。他认为：“战争变乱容易叙述，而和平繁荣不容易叙述。”同理，丑陋的中国人容易叙述，儒家思想的正面价值不容易叙述。当他以愤世嫉俗的态度书写一部自己国家的通史时，不知有没有想过，仅凭个人的涉览所及、记忆所容和喜好所至，去裁剪一部煌煌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这样做真的合适吗？
柏杨是矛盾的。他一边赞扬孔子是一位经验丰富和洞察人生的智慧老者，那些处理人际关系的格言隽语所表达的精辟思想，成为中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一边又抓住孔子早年从政经历中的污点不放，拿“万世师表”说事，大肆批判孔子的人格。
事实上，正值壮年的孔子初入政坛，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们惯用的政治手段罢了。相较于后世的儒家学派为维护孔子的圣人形象，竭力掩盖事实的做法，柏杨的攻击行为就像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反对而反对，进而对孔子进行道德绑架，这并不是一个作家在书写历史时应有的态度。
一言蔽之，《中国人史纲》并不是一部严肃的通史著作。
平心而论，这部著作虽然存在诸多令人难以认同的观点，但优点也非常显著。
首先是文字流畅生动，没有繁琐冗长的引文考据，没有故作高深的大道理，在充分融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说故事的方式进行表达，因而通俗易懂，阅读感受极佳；评论尖锐深刻，柏杨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那些被统治者有意无意隐去的东西，全都被他揭穿撕破。
其次，在书写方式上富于创造。全书不以帝王年号而以公历纪年，以世纪分章，以问题分节，结构精练紧凑，为数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宏观背景下层次分明；每章结尾列出世界各国同时代的重大事件，方便读者理清历史时间线，横向对比东西方世界的发展状况，先进、落后一目了然。
从本质上讲，柏杨与中国近现代主流的平民知识分子并无太大区别。他们一方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是“忠恕、仁爱”思想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却对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加以批判，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孔子被后世儒家学派改造的思想层面，而对孔子本人始终保有崇敬之情。
柏杨受世人诟病之处在于，他不但抨击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抨击孔子的人格。这种论战式的武断又蛮横的道德判断，对孔子和儒家思想极尽贬毁的情绪化语言，大有哗众取宠之嫌。
“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柏杨经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来说，他的行为不但不能恢复中华民族昔日的荣光，反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他正在摧毁自己一直坚守并为之奋斗的最为宝贵的东西。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就是以“爱人”之心关心国事民瘼，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通过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来实现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正因为这种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基因里的儒家思想，使得中华民族经得起挫败，可以一再复兴。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怎样才能恢复中华民族昔日的荣光？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过一段非常朴实的话，他说：“小时候家里很苦，我就想让妈妈好一点。长大了有一个梦想，磨好豆腐给妈吃。”
什么是妈？
妈就是我们的家，妈就是我们的国家，妈就是我们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