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市场化的谬误

作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并没有所有人都同时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于是人们出现了焦虑，可以说，经济的增长反而造成了精神上的空虚。作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不公平。过去的改革开放，的确是在逐步放松束缚，但是这种束缚是有限制的，因此改革开放只能在有限的时空中进行，这就导致了改革开放的不均衡，最终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就导致社会的混乱，人心的混乱。作者在文中提出：中国社会似乎已经进入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时代。

作者认为，一般情况下，掌权者认为只要坚持经济体系中的公有制部分，就能保证共同富裕，但是在国企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共同富裕的目标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对此作者作出解释，作者认为，是因为国和民的财富分配不合理，导致了在国企中的人们分配到了本不应属于他们的财富，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保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却没能保证分配的公平，最终导致了公有制部分反而成为了社会分化的温床。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某些人所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是改革的副产品”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正好是因为改革不彻底才导致了如今的社会问题，那么最正确的出路应该是继续深化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调整国企和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作者的某些观点很有洞见，但是我对作者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其实作者自己在对农村问题的论述中就已经出现了矛盾。

作者认为，农村也曾经充满希望，可惜只是昙花一现，如果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农村就失去了生机。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改革最早是发生在农村，农村的承包制，解放了农民，于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利用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收入，但是这种现象仅仅持续了一段时间。因为农村比城市先进行改革，于是乡镇企业可以迅速的占领城市社区，但当城市开始改革后，城市的企业开始生产，市场就又被重新被城市企业所占有，乡镇企业就像大潮一样退却，同时由于乡镇企业的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开始向城市转移，形成了农民工群体，（但是由于农村和城市之间流动的某些限制，农民工只能成为城市的“他者”。农民工们承受着最艰苦的生活，创造的最辉煌的成就，却得不到最有效的保障）而农村在短暂的兴盛之后，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失，进入死寂，被人遗忘。而且改革之后，农村原有的低水平、广覆盖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也随之瓦解，过去农村的很多优势不再，一切几乎如花落花开自生自灭。

其实这就是改革过程中由于市场化导致的社会问题，农村和城市始终存在差距，而且不断加大，最终导致了农村面对城市的绝对劣势，所以作者所认为的，全面市场化的观点是有错误的。很明显，这违反了作者所认可的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作者在文章中比较认可罗尔斯的《正义论》里提出的正义原则：只有当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增加最不利者的利益时，才是可以被允许的。作者认为在罗尔斯的理论中，罗尔斯认为存在一个平等的初始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每个人都处于无知之中，因此每个人都无法预知自己是否会是最不利者，因此罗尔斯认为每个人自然会同意，收入的增加应当首先保障最不利的那个人的观点。罗尔斯认为人们只有在这种最初的状态下得出的原则才是正义，而其他的原则都不是真正的正义。这个观点似乎成为了作者在对中国各个领域的改革要求的初始理论。）当全面市场化之后，城市不断掌握主动权，最终造成了城市对农村的“压迫”，换言之，在市场化过程中，市场并没有保障最落后的农村，这显然是不满足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的。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农村医疗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普遍建立起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这个体系是“低水平、全覆盖”的福利体系，但是从改革开放后，从农村到城市这个体系逐渐被瓦解，改革开放的确提高了收入，但是这种收入的提高是很脆弱的，一旦生病就会因病返贫，特别是医改以后，医院成为企业，医疗产业化后，价格更是飞涨，当农村与城市竞争医疗资源时，农村一定落于下风。

因为作者并没有遵循自己所认可的理论基础，所以在提出的很多措施中出现了上诉同类型的问题：作者认为，任何以改革为名义的举措，都既不能达到公平，也偏于了选拔人才这一目标。所以作者认为应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要统一分数线，而统一分数线，使得落后地区没有希望进入高校而导致的长期落后，作者认为这也仅仅是现实，落后地区的人们不应当抱怨，但实际上又怎能不抱怨呢？

话又说回来，虽然作者的全面市场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提出的很多针对农村改革的措施却是正确的：作者认为一个乡镇并不需要保持完全跟上一级政府部门对应的巨大的规模，基层乡镇需要精简人员合并乡镇部门；政府可以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资本化，鼓励农民将土地进行流转，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条件下，还保证了土地的所有权仍为国有；建立农民自己的资本体系，给予农民的依靠；最终作者认为要解决农村和城市的不平衡，真正的办法只能是加快城市化，将农民纳入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的“我者”，在城市里落地生根。（这也可以解决市场化后的农村地区面对城市地区的普遍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