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中庸”

杜维明1940年出生，36岁时用英文写《中庸：论儒学的宗教性》，1999年本书译为中文。译者段德智在译后记中指出儒学的宗教性是个相当古老的问题。在亨廷顿的书中，“儒学”往往和“儒教”划上等号。从字面上理解，学是学习，是主动获取知识。教是教育，是分享和影响他人的行为。比如，自己学佛经，是“佛学”。而按照一定的礼仪和流程来行事，就成了“佛教”。儒学也是如此，修身是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了儒教。中庸是儒学和儒教通用的方法。那中庸有什么表现呢？

在《品格之路》里，作者把艾森豪威尔视为熟谙“中庸之道”的大师，他总是压制自己的感情，完全不浪漫，没有什么创新精神，但这种品格正是盟军总指挥官所需要的。他和所有人一样内心充满偏见，但从不表现出来，总是尽力维护盟军的团结。把功劳归给属下，把过错归给自己。激情为艾森豪威尔提供动力，而自我控制则监督他。

仔细分析艾森豪威尔，可以发现“中庸”有几个表现：清楚地认识到矛盾不可避免，认识到世界万物都不可能做到和谐相处。坚持中庸之道的人，拥有无数彼此对立的能力，既有随时爆发雷霆之怒的可能性，又有追求稳定秩序的强烈愿望。在工作中做到理性自律，玩乐时又能纵情狂欢。有坚定的信念，有时又会陷入忐忑不安的疑虑。中庸是在“慎独”与“倾听”、反思与分享、内省与社交、等待和努力之间，同时看到两者的作用，并居中保持适度与妥协。

处于“中庸”状态的人，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君子”。君子处于“儒学”的模式时，持守的准则是“慎独”。对外界的评论不敏感，全面不懈地进行内部考察，察知内在情感细微的征兆。按照自己的步伐，执行漫长而紧张的自我修养任务。而当他处于“儒教”的模式时，目标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内省得到的方法，言传身教，运用在工作中，影响他人的行为，进而形成一种文化。

导致灵魂存在的根本性不同的根源在于，我们对中庸的需要程度不同。--克劳《论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