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老的土地上》中的世界主义思想

曹经煜

（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caojingyucn@163.com）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最早可追朔到古希腊的犬儒主义者（The Cynics），他们强调自身是宇宙公民，以此来对抗传统城邦的概念。后来该概念被斯多葛（The Stoic）学派进一步发展。康德提出了“世界主义秩序”的构想来确保主权国家间的和平与安全。世界主义者大都拥有多元文化背景，他们不将自己局限于单一国家或文化之内，并且用行动辗转于多元文化之间，以此获得多重文化体验。

除了当代埃及旅行，《在古老的土地上》中高希也构建了一个十二世纪印度洋贸易社会。为了构建该贸易体系中社群与个体的生存状态，高希奔波于全世界不同城市的图书馆与档案馆，以求从基尼札文献中发现更多与之相关的资料，可以说该故事的创作就具有世界主义特性。高希在作品中塑造了具有世界主义特色的印度洋贸易活动，在海洋贸易参与者的关系中书写了主仆爱、家庭爱、群体爱。在二者的基础上，高希在文本中建构了一个“第三空间”，在此空间中书写了群体中身份的混杂性，表现出鲜明的“本土世界主义”情怀。

第一节 海洋贸易活动中的世界主义

高希在文本中书写了一群十二世纪印度洋贸易者，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穿梭于不同文化之间，拥有不同的文化属性。高希通过对这些贸易者形象的塑造，从个体形象，交流状态，贸易环境三个角度出发，从他们身上体现世界主义特性。

一、四海为家的个体形象

有学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世界公民的伦理基础是‘四海为家’的身体，他们经常因工作、生活或旅行等原因在国家、地区间流动。”[1]高希的世界主义体现在其作品中创作的跨越多个民族文化区域的人物形象与情节。《在古老的土地上》中，高希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十二世纪印度洋贸易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的核心人物是跨越印度洋，在不同文化之间从事贸易往来的商人群体。世界公民拥有多元文化背景和流动性身份特性，出于多种因素他们频繁跨界旅行，进而使得他们保持了不与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产生极强认同的态度。“某种意义上，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是世界公民的象征；他们是流动的漫游者，以遭遇不同或差异为乐，愿意冒险，对其他文化保持开放的姿态，但始终只是路过”[2]高希笔下的印度洋贸易者来自不同文化地区，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为完成贸易而漂泊于海洋上，穿梭于不同文化区。这些参与海洋贸易的商人工作的核心特质便是穿梭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工作本身具有跨文化的特质。

《在古老的土地上》中高希塑造的本·伊居出生于突尼斯，为印度洋贸易先后迁居福斯塔特与亚丁，跟随海港官员马德穆恩学习海洋贸易原理，后从事印度洋贸易活动。贸易开始后他便定居于南印度的芒格洛尔，依靠自己的奴隶波玛穿梭于印度与非洲之间，以完成海洋贸易等工作。作为埃及犹太教的本·伊居，本应生活在自身所属的文化区，芒格洛尔只是他的暂居地，而他却在此地生活近二十年。他的奴隶波玛及帮助运输的船员为完成与非洲的贸易活动也常年漂泊于海洋之上，穿梭于异文化之间。十二世纪印度洋贸易者的工作特性证明高希将作品中的主人公书写为一群穿梭于多种文化之间，不固执于任何一种文化的旅行者。这些印度洋贸易的参与者的足迹从埃及地中海沿岸连接到红海沿岸的亚丁地区，跨越了非洲、中东与南亚相连，继续向东沟通东南亚马六甲地区，最远到达中国。这些海洋贸易者因其漂泊于多个文化地区的流动身份特性体现出“一种四海为家的，甚至处于流散状态的世界主义”[3]。

二、平等无界的交流状态

《在古老的土地上》中，所有的海洋贸易者都呈现一种无条件穿梭于印度洋异文化间的自由态势。他们不需要为穿越国与国之间的边境界限而发愁，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借鉴与学习，以此达到一种和谐的交流关系。

无国界的交流为文化宗教的传播与扩散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然而在高希书写的海洋贸易社会却凸显了一种异质文化共同生存的特点，并没有出现宗教纷争与矛盾。跨文化贸易活动在一种互相尊重彼此文化特质的环境中产开，同时不会强力改变对方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作为当代世界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托马斯·博格，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中强调了一种社会正义，倡导世界主义和道德普遍主义。博格将道德关注落实到个体身上，因此世界主义的道德标准只需就个人的情况或个人如何被对待进行评价和规定。[4]他强调在世界主义的道德面前每个人都应得到平等尊重，将每个人类个体视为道德关怀的终极单位，继而每个人都在道德关怀或道德考虑的范围之内。他认为世界主义的道德标准诉诸的是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对人类社会的全部个体都应一视同仁。

作为一个居住于芒格洛尔的非洲犹太商人，本·伊居并没有因当地强大的南印度宗教文化而彻底改变自身在本文化中已建立的身份认同。信仰上，他保持着犹太教。但由于来自埃及，因此会讲阿拉伯语，其宗教生活中的日常语言与穆斯林共用。当时正是苏菲派发展的时期，本·伊居受其影响，但是没有改变信仰，而是吸取部分元素进而促成自己对犹太教的教规戒律更加严格地遵守，以此对自己犹太教的身份认同加以巩固。本·伊居强烈的身份认同体现在其生活方式上，身处异文化社会，本·伊居始终保持着穿埃及犹太服饰——长袍、包头巾。本·伊居对自己的衣物非常讲究与仔细。他会购买埃及长袍和精致的亚历山大斗篷，以及购买精致的缠头方巾。在保留着最基本特色的基础上，本·伊居作为中东商人，穿着得体意味着要穿两层的衣服，内穿宽松内衣，外面再套一件埃及长袍。本·伊居也保持着良好的生活品味，他经常从亚丁购买精致的生活用品。但是他不彻底拒绝印度商品，他也购买印度的古吉拉特地毯。本·伊居精致的生活方式与其奴隶波玛代表的马拉巴尔人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南印度人不论男女都喜欢赤裸上身，穿短裤，通过饰品以做到身份的区别。服饰是一个人宗教身份的象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体现着强烈的身份认同。作为犹太教徒的本·伊居，一个深深扎根南印度文化的埃及人，始终都保持着自己原有的宗教身份的服饰。可见他自己未曾改变，当地人也未曾强迫。这段书写体现了很强的文化包容性，进而在当地形成了一种多文化共生的态势。同时这种态势没有暴力与冲突，在和谐中展开。

本·伊居没有因自身的犹太宗教文化属性而拒绝与其他文化的个体合作。相反，他与许多贸易者和海上劳工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往来。这些商人群体当中有印度古吉拉特的印度教徒商人群体，也有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商人团体。这些人固定往来于亚丁和马六甲海峡，他们因长期活跃的从事印度洋贸易，进而为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亲密关系也体现在作为外来商人马德穆恩与芒格罗尔古吉拉特贸易团的关系上。作为非洲商人的他们并没有因为自身的文化而固步自封，更没有因自身与南印度商人为贸易关系而将其视为假想敌。在业务方面，本·伊居的关系网完全超越了今天被社会宗教地理默认的分界线。海洋贸易者们曾经一度要携起手来在芒格洛尔共同开一家合资公司，而参与该合资公司由穆斯林、古吉拉特印度教徒、图卢纳德人组成。这种特性也体现在帮助商人运送货物的海上劳工身上。这些海洋贸易的帮佣由不同类型的人组成，其中有来自印度喀拉拉邦的印度教徒、穆斯林、泰米尔人。高希对十二世纪印度洋贸易中来自不同宗教文化个体关系的书写，塑造出一种非常亲密的人际关系状态，是一种没有宗教文化隔阂的和谐状态。

由于来自埃及，母语为阿拉伯语。抵达埃及后，本·伊居不囿于自身的宗教信仰，而是同拥有同样语言与生活习惯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群体往来密切。他把自己视为侨居此处的阿拉伯穆斯林中的一员，穆斯林贸易群体也没有隔阂的接纳了他。他同阿拉伯船长与水手交往密切，在他的信中频繁出现大量阿拉伯穆斯林的名字。这些阿拉伯穆斯林帮助他运送货物，同时也帮他传递信件。与此同时本·伊居并没有因为相貌、宗教、语言、生活习惯等因素而遭到南印度当地人的孤立，或者仅仅保存着简单的交往。相反，本·伊居有着特别丰富的人际关系，他同一大批印度本土商品生产代理人和零售贸易者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例如，他和印度泰米尔地区富裕的纳德婆罗门金匠之间建立了密切关系。当他与阿漱喜结连理后，也同其家人合作进行海洋贸易。在作品中，阿漱的兄弟卡达尔曾经组织本·伊居参与到一场拥有现代期货市场特色的海洋贸易中。在本·伊居与非洲合伙人的信中也体现出其与卡达尔关系的特殊，他和卡达尔的关系证明了本·伊居当时不仅仅与阿漱这个南印度个体建立社会关系，更深入到了她所在的母系社会之中，参与到了当时南印度奈尔人的家庭生活中。本·伊居在芒格洛尔融入的庞大的关系网不是随便交往和搭建的，这张关系网有着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并且对各异文化进行了有效连接。关系网中的成员都秉持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认知，这种认知促使即使在没有保障的商业环境中，个人也可以投资大笔的钱到联合企业中，“这样的认知预先假设了参与者之间能够有自由的、直接的沟通，不论他们在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的差异有多大。[5]高希作品中塑造的拥有不同文化身份认同的个体都在尊重彼此的文化与生活习惯，同时展开密切贸易合作关系，这些形象体现出“一种消解中心意识，主张多元文化认同的世界主义”[6]。

三、开放包容的贸易环境

《在古老的土地上》中的商人之所以能在海洋上开展跨国贸易，自由的穿梭于不同文化之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十二世纪印度洋贸易时期开放包容的思想与贸易环境。这种开放包容首先体现在当时无国界的思想观念中，本·伊居在印度生活了约20年，他从未离开芒格洛尔所在的马拉巴尔海岸。但本·伊居同他的商人圈子并没有把马拉巴尔地区想象成一个用隐形的界限同南亚次大陆分隔开的地域。他在与埃及的通信中将这片领土称为“al-Hind”……也就是“印度国”。[7]但是这个词并不等同于二十世纪提出的疆界政治概念。在当时的世界观中，海洋贸易者所处的城市实质上是坐落在一个定义松散的实体之中。

海洋贸易能在不同文化之间自由发展的另一开放特性表现在非武装暴力与开放包容的海洋贸易环境。当时印度洋贸易的参与者都选择了一种诉诸和平主义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部分来自起源于印度的耆那教思想，该宗教的核心主张之一是对苦修的支持，也因此“他们不能杀任何人，他们中间也不能有武装的人。如果他们被抓了，而（抓他们的人）想把他们全部都杀了，他们也不会抵抗。”[8]这种思想原则被称为古吉拉特法则。受这种非暴力、禁欲、苦修思想的影响，当时该地区的王国政府秉持着对希望到此地从事贸易往来活动的人全部保持开放的外交态度，因此没有一个国王或统治者曾经尝试用武力掌控印度洋贸易体系，继而保证了印度洋贸易体系几个世纪的繁盛与稳定增长,体现出“追求道德正义的世界主义”与“追求全人类幸福和世界大同境界的世界主义”[9]的特点。正是由于这种和平贸易传统，当时在该地区的商人一直在使用不诉诸武力的妥协方式进行贸易活动，也就是口头上的讨价还价。然而他们的和平原则终究没有抵挡使用暴力的葡萄牙殖民者。面对葡萄牙人的殖民扩张与资源掠夺，当时秉持和平原则的王国政府也做出了成本价出售商品的艰难抉择，以求换取和平贸易。可是不论如何让步，当时的葡萄牙殖民者都以强硬的态度拒绝合作。欧洲人通过暴力侵略的方式直接侵占了印度洋贸易者从未想争夺的印度洋所有权，开始对印度洋贸易施加管理。印度强调隐忍、调解、妥协的文化传统终究抵挡不住欧洲狂热的殖民情绪。这种开放包容的海洋贸易环境终究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暴力的殖民扩张中被彻底摧毁。

第二节 以爱连结漂泊个体

“世界主义者共同接受的一个思想是，任何区域性忠诚，都不能迫使人们忘记，每个人对别人还附有一份责任。”[10]阿皮亚世界主义思想以个体价值和个体与他人关系为基础。其世界主义的内涵表现在关爱他人，尊重差异，尊重人类价值的多样性，关心弱势群体这些方面。高希构建的十二世纪印度洋贸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爱相连结，彰显出“所有的人类种族群体，不管其政治隶属关系如何，都属于某个大的单一社群，他们彼此分享一种基本的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共同伦理道德和权利义务……”[11]

一、主仆爱

印度洋贸易社会始终有着相当大数目的人口交易，这种贸易跨越印度洋，横穿印度洋的不同区域。但在殖民主义开始后，“奴隶制”在知识体系里主要指被非洲抓获，从事种植园的奴隶，他们过着难以想象的悲惨生活，直到奴隶制度被废除。但是印度洋中世纪的奴隶制度实际上和现在普遍应用的种植园奴隶制度有着极大的不同。为抵抗这种单一意识形态，高希在《在古老的土地上》中塑造了波玛这一形象。他在本·伊居到达芒格洛尔后不久就成为了他的奴隶，开始了漫长工作。然而其与本·伊居的关系和今天的奴隶制概念完全不同，这位奴隶显然与其雇主有着亲密的关系。本·伊居与波玛的关系说明世界上奴隶制度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因此对于奴隶制概念的定义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展开。这些奴隶制度与种植园奴隶制度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同。在一个层面上有做家务的奴隶，有干农活，还有协助君主统治国家的奴隶，所以奴隶制度是非常复杂的体制，不是由单一意识形态所构成。

波玛与本·伊居的主奴关系像极了今日的雇佣关系，而不仅仅是剥削关系。波玛在亚丁为本·伊居执行商业活动，他代替本·伊居往来于亚丁与芒格洛尔长达二十余年。作为奴隶的波玛在执行海洋贸易任务时并没有雇主的监督，这二十年里他完全可以在执行任务的途中驾船逃跑，以结束自己的奴隶身份。可是波玛始终都没有这样做，这体现出作为奴隶的波玛与本·伊居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结。波玛为本·伊居运输贸易商品的同时也运送信件，成为了连接本·伊居与埃及朋友沟通的重要纽带。波玛也为本·伊居运送自己的生活用品，他是本·伊居的印度“奴隶兼代理人”，“他家中一位受尊敬的成员”。[12]作为奴隶主的本·伊居并没有对他实行经济压榨，而是给他不少的津贴。最后，波玛与本·伊居共同回到埃及，陪同其走过生命最后的旅程。高希通过对波玛与本·伊居这对主仆关系的书写，展现出二者彼此间无尽的爱与信任，他们的关系体现出强烈的普世人文关怀。

二、家庭爱

爱的连结也体现在高希对本·伊居与其妻子关系的书写上。《在古老的土地上》中，高希叙述到本·伊居定居芒格洛尔之后便结婚生子，可是在本·伊居与朋友的通信中很少提及此事，可见其身份的特殊性。在本·伊居居住的马拉巴尔海岸拥有成熟的犹太社群，本·伊居完全可以同一位与自己身份、地位、宗教信仰相同的女性联姻。然而本·伊居却选择了一位奴隶。这位奴隶名叫阿漱，她出身于南印度马拉巴尔海岸母系社群的奈尔人。这位女奴与本·伊居完全身处于不同的宗教文化社群，同时，身为奴隶的阿漱与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本·伊居在道德修养方面也有极大的差距，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矛盾关系。1130年10月17日，本·伊居在得到其监护权后很快便公开赐予其自由，随后便组成夫妻关系。高希在文本中写道，本·伊居为其举办了盛大的仪式以庆祝其获得解放。这场庆祝也可以视为本·伊居为自己与阿漱举办的一场引起公众注意的盛大婚礼。

通过对作品中本·伊居主动放弃与印度犹太教徒联姻，快速赐予阿漱自由，以及为二者举办盛大婚礼等行为的梳理与总结，可以证明本·伊居对自己与阿漱组建家庭的态度不是简单而随便的。面对本·伊居与女奴阿漱打破宗教与民族隔阂而建立的婚姻关系的行为，高希在作品中写道，“如果我还犹豫这是否能被叫做爱情，那只是因为在文件中没有确凿的证明。”[13]以此可以分析出高希通过对两个异文化个体建立婚姻家庭关系的书写强调了爱具有融化文化壁垒，减少文化间偏见的重要性。

三、群体爱

群体爱体现在商人群体中。马德穆恩是本·伊居海洋贸易的老师，他教授的贸易知识为本·伊居印度洋贸易的开展起了重要影响，作为老师的他“对待本·伊居几乎带着一种父亲般的感情”[14]。他们的师徒关系和睦又亲密，马德穆恩熟知本·伊居的生活习惯，将其视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并将其介绍给自己亚丁的亲朋好友。正是出于商人间的爱与信任，马德穆恩也将自己的贸易圈子介绍给本·伊居。当本·伊居抵达印度后，他们利用信件保持着亲密联系。

商人群体中的关系也很复杂，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分工。他们当中有组织贸易的领导者，也有支撑贸易的管理者，还有帮助贸易的协助者。定居非洲的贸易者帮助南印度的贸易群体提供非洲与中东市场上的贸易情况，为其更好的发展贸易而提供帮助。马德穆恩为扩大同芒格洛尔的贸易关系，本·伊居一直以中间人的身份借助信件帮助印度贸易群体与他建立贸易联系。海洋贸易的展开过程也离不开来自不同民族与宗教的船员的协助，没有爱为连接，跨文化商业活动很难展开。就像马德穆恩自己表露的那样：他认为自己与这些异教徒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友谊之情和手足之义”[15]。印度洋海上贸易能在彼此间互相关爱的关系中展开，也得益于当时的海洋贸易法则，当时社会对所有贸易者的欢迎也体现出了异文化社群间的爱。文学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内部，必须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等本体性问题。泰戈尔的和谐论在关注文学内部诸要素的同时，也追求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泰戈尔认为，爱是使一切达到和谐的妙方，因为一切现存的矛盾都在爱中融化、消失。[16]《在古老的土地上》中高希书写的爱起到了维系群体间关系，调节个体间情感，解决社会纷争，促进异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第三节 本土世界主义的构建

阿米塔夫·高希通过对十二世纪印度洋贸易体系的建构，在跨文化特性与彼此间爱的基础之上将这些商人群体设置进入一个“第三空间”，让他们彼此交流，同时借助该空间凸显身份的混杂性，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本土世界主义”。

一、“第三空间”的建构

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指出，文化交流并不是在二元对立之下展开，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第三空间”，这是一种“超越种族差异、阶级差异、性别差异和传统差异的文化认同的‘阈限’（liminal）协商”[17]。《在古老的土地上》中高希通过对十二世纪印度洋贸易社会的建构塑造出了一个“第三空间”，这个新的空间为异文化间个体的交流与个体身份认同的展开提供了不竭动力。

高希在《在古老的土地上》中借助对“第三空间”的建构呈现出那些在国际流动中失去了确定身份的航海者。高希构建的十二世纪海洋贸易世界中的贸易者们除了辗转于印度南部的各种城市外，他们也前往非洲、东南亚、中国等地。由于他们常常辗转于不同的文化之间，所以他们最不可能拥有的纯粹与固定的文化。因此这些漂泊贸易者的文化环境呈现出分裂的无中心状态。本·伊居出生于非洲，从事海洋贸易后长期定居于南印度的芒格洛尔，并选择了一段跨文化婚姻。到了晚年他的印度奴隶波玛对本·伊居进行了跨文化追随，陪伴他一同去往非洲，马德穆恩也与异文化贸易者、水手保持了友爱关系。《在古老的土地上》中的海洋贸易者超越了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冲破了单一文化身份带来的束缚。高希将他们塑造成了一群超越固有文化身份，具有国际视野的世界公民。这种国际视野使他们能够摆脱本土文化的桎梏，进而充分感受不同文化带来的冲击力，充分认识异文化间差异，对不同文化进行平等对待。在塑造的“第三空间”中，跨文化贸易群体都具有突破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文化认同观。在“第三空间”中，一切固有的文化身份都在交流中被摧毁。文化差异并没有使这些异文化个体彼此孤立，他们破除了二元对立的文化认同观念，在异文化间的交流中建立身份认同。本·伊居到达芒格洛尔后在保留原有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又对许多南印度和穆斯林文化形成了认识，融入了异文化社会生活之中，身处跨文化海洋贸易中的他又同其他文化属性的商人保持着文化交往。本·伊居在晚年回到非洲大陆后自身要重新接受埃及文化。陪同他回到非洲的女儿与犹太人结婚，建构了一种与之前不同的身份认同。所以他们当中许多人的身份都是在根据情况而改变，在异文化的交流中自己再建构起一种混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不是简单的从单一的某种认同到另一种认同的运动，而是不断的接触往来、争斗和挪用的过程，也就是后殖民者常说的文化商讨过程。[18]“第三空间”的建构为文化混杂开辟了可能性。

二、混杂性身份书写

居于对二元对立状态的觉察，霍米·巴巴在“第三空间”的反复协商中建立起混杂状态。在《在古老的土地上》中高希通过对十二世纪印度参与其中的印度洋贸易体系书写了这种混杂性特征。巴巴的混杂性理论强调混杂性的建构过程，从文化身份角度出发进行思考，混杂性强调不同文化间不是分离迥异的，而是总是相互碰撞的，在碰撞与交流中产生文化的混杂性。《在古老的土地上》中首先体现在高希对家庭关系混杂性的建构。通过基尼札中犹太文书，高希梳理出作为犹太商人的本·伊居，在刚刚搬到芒格洛尔后发生的一段私情。在他刚刚定居南印度后，他很快公开赐予一位南印度女奴自由，并与其组建家庭，婚后两个孩子也相继出生。这是一对犹太人与南印度人的混杂结合，他们的婚姻体现出很强的混杂关系。本·伊居的两个孩子是典型的混血儿。混血儿的存在，摧毁了种族之间的最后边界，是混杂性最极端的状态。在芒格洛尔生活了近二十年后，当本·伊居决定返回埃及时，他带走了自己和阿漱的混血女儿。这个由马拉巴尔奈尔家人与犹太人所生的文化混杂体，于1156年与犹太表兄苏鲁尔在福斯塔特结婚，又一次建立了具有混杂特性的家庭关系。与此同时，帮助本·伊居打理商业事务的奴隶波玛，一直与他保持着亲密的合作关系，几十年未曾中断。当本·伊居回到埃及定居以度过人生最后几年之时，波玛像家人一样陪在他身边。本·伊居与波玛，这两个来自异文化的个体，也组合成一种混杂性家庭关系。

《在古老的土地上》中的混杂性在语言上也有所体现。作为来自非洲大陆的商人群体，不论是本·伊居还是马德穆恩，阿拉伯语为其母语，他们共同将该语言作为维系犹太与穆斯林商人间关系的媒介。这些埃及商人之间信件的往来都是通过阿拉伯语进行书写，日常的交流也依靠阿拉伯语。但是，单一语种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完全支撑异文化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从本·伊居的信件来看他仅仅掌握了北印度的词汇，所以“从他文书中的证据来看，没有理由认为他曾经流利地掌握图卢语或任何其他南印度的语言……”[19]。其他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出于职业性质，他们必须通过打交道的方式与外界展开贸易活动。在一个如此之庞大，又饱含多元文化的印度洋世界做生意不可能仅使用图卢语、阿拉伯语、古吉拉特语等单一语种。十二世纪印度洋贸易往来的展开更不可能只在单一商业群体之间开展，因此各个文化社群的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能被广泛接受并满足业务要求的简单语言。高希在《在古老的土地上》中书写到，中世纪印度洋商人之间语言的解决方案是借助一种贸易间行话，即通过“一种复杂的洋泾浜语言来解决”[20]。洋泾浜概念特指一种非标准的地方性或混杂化的语言状态，该语言状态中融合了多民族文化特色。当时商人们使用的洋泾浜主要由波斯、阿拉伯和北印度元素混合而成，并在马拉巴尔海岸得到广泛使用，该语言因其在沿岸各地的贸易群体间的广泛使用而表现出混杂性特征。本·伊居与妻子及其所属社群成员交流时使用的语言也是在不同文化作用下衍生出的混杂性语言。

海洋贸易者四海漂泊的形象也传递出极强的“无家性”特征。“无家性”特指永恒的临时状态，人们所占据的位置，永远是过渡性的，他们的文化必须在当下呈现出来，没有永恒不变的形态。[21]“无家性”也说明文化产生所具有的混杂特性，没有一种文化是独立发展的，文化发展必须在与其他文化相交流的过程中形成。混杂性的出现有利于防止二元对立意识形态作用下社会矛盾的产生。高希通过对十二世纪印度洋贸易世界中混杂性的书写，对二元对立关系进行了一种抵抗式分解。而且，混杂性常被视作可以杂交繁衍出文化主动性的多种可能性，并最终指向一种世界主义。[22]

《在古老的土地上》中高希构建的十二世纪印度洋贸易世界体现出了“家园即世界，世界即家园”[23]的“本土世界主义”色彩，高希借此分解了二元对立思想。“本土世界主义”与具有文化不平等特质的“全球世界主义”不同，它不想“把这个行星变成一个由民族国家延展到地球村的同心圆世界”[24]。相反，“它不以世界统一为宗旨，不寻求意义和价值的普遍性，而是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寻求不同的立足点之间的对话和协商，以期达到相互理解和尊重”[25]。高希书写的十二世纪印度洋贸易群体中的商人漂泊于平等的异文化之间，通过对跨文化行为的践行表达出世界主义思想。漂泊的他们又因为爱而彼此连结，在不同文化的杂交之中达到情感的共融，在异文化交流中建构具有流动性质的身份认同，最后将异国他乡转化为一种属于自己的“本土世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