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在《1984》

从沙皇俄国到苏联到苏联解体，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给我们的感觉是既能热血沸腾又能忍尤含垢。（单从文化角度来说，被奴役多年，却又能厚积薄发，出现那么多恢弘巨著；人性关怀较少，人民崇尚权力，动不动就上演“壮士断臂、同归于尽”这样的剧目......）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就奔着乌托邦式理想国去，在领导人心里斯巴达模式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光。

那么问题来了，迎接崭新社会就要和旧思想断绝来往。社会需要变革，但是社会不可剧变。就如同人体，不论哪个部分拔高太快，都不合理。彼时的领导人却心急如焚……五年计划，重工业大国，赶超西方国家.......每一项谋略都火烧眉毛。本书按照时间节点记录了在屡次大清洗中许多家庭的悲怆，见证苏联从1917年的各项变革开始，如何变着变着在1937年就突然滑向深渊.....

某一种价值观和理念渗透人心的时候，也分为深层次渗透和浅表性渗透；1917年之后苏联情况复杂，有宗教信仰和苏维埃意识形态之冲突；有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冲突；有农村资源和城市资源之冲突；有普通民众生活和苏维埃精英特权之冲突；还有更多细微幽深之细节冲突（此处略去一百字）。又恰好身处极权之下，个体要具备强大的集体观念和微弱的个人情感。在一般人的认知中，不妥协就将被捆绑，人们崇拜逆流的英雄，可是轮到自己还是宁愿不予抗争随波逐流。这里面涵盖太多情绪，有自私，有忠诚，有恐惧，有绝望......

在大恐怖时期，四处耳目，举报成风。人性为何在阴暗角落唱响战歌？作家西蒙洛夫晚年忏悔：“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吧，你不能原谅的，不但有斯大林，还有你自己......你已习惯于邪恶......你身处这些事件当中，对一切都装聋作哑。当你周围的人被枪决、打死或突然销声匿迹时，你却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为什么叫“耳语者”？皆因人们完全不知道会被谁举报而变得要么窃窃私语要么集体噤声。“举报人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自愿的，通常出于物质奖励、政治信仰或是对受害者的憎恨；一类是非自愿的，出于警方的威胁或因帮助被拘亲人的承诺而身陷困境。要谴责第二类举报人很难，很多人发现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遇上如此的窘迫，任何人都有可能屈服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压力。”受害者变成加害者。至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信任完全崩塌。处于生态链最末端的人民将在这历史进程的暴雨中接受所谓清洗。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式意识形态加速发展，古拉格劳改营成了实现“清洗”的最大帮凶。劳改营完全遵循丛林法则，在严寒、饥饿、殴打、惩戒、酷刑、重体力劳动下强者存活弱者灭亡，活下来的人完成重启，然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生活更加残酷......柳芭在1983年临死前写到：“从劳改营获释的人，甚至会害怕自由。一旦受过一次深刻的伤害，就会很容易再一次受伤。”

大量成人的被捕和枪决使得孤儿越来越多，而很多孤儿院即小型“古拉格”，孩子们因为打小就没有任何可选择的价值体系，所以特别容易接受苏维埃政权宣传，无数的孤儿肉体和精神均丧失于此。孩童伊娜在日记中写道：“父母被捕时，我只有12岁。但一夜之间，我仿佛已经长大。我明白，我的童年已经走到尽头。”

斯大林死后，所有人皆无所适从。大量“劳改犯”被释放，迫使告密者重新审视自身，真相坍塌，情感痉挛，彼时内疚，恐慌，恐惧、抑郁......压抑的情绪四下弥散。呵，用几十年锻造这一代人的手段血泪满池，“耳语”变成这个民族的逃避方式。为什么历史蝉联往复？后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历届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反反复复，普通百姓只能忍辱负重。“这种坚忍引起众多历史学家的注意，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在有关苏俄的死亡和记忆的书中提到，俄罗斯人已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情感，避而不谈身受的苦难——不是无意识的回避(否认)，而是有意识的战略或应对机制。”

卢梭说过：“人类这一物种已老，可人始终还是幼稚。”所以，感谢史学家们详尽的采访和记录，让“幼稚”的我们可以跨越历史又牢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