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到实处的Women Power：回忆一个幸福的阅读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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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是在4月8日一个普通的加班夜，因为全书不过四五万字，索性就靠在椅背上读了起来，那天从晚上七点多，读到十点多，心潮澎湃，在公司附近兜了好几圈，晚上一点都不饿，因为我扎扎实实地被这个“精神食粮”喂饱了。不仅是饱，我还觉得，那一晚的我是无比幸福的，以至于到今天要写此书的长评，翻开当时的短评时（如下），我仍然能够瞬间感受到当时的感觉。
迟迟没有写长评，一是因为忙，二是因为要把这种幸福的感觉用文字的形态记录下来，有点难，是因为弗吉尼亚·伍尔夫连同这本《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全方面地、幸福地击倒了我。我几乎说不出多的话来，只能一遍遍地感叹作者的聪慧，她的深刻、严谨，她的行动决心。我写不出什么来，直到最近《乘风破浪的姐姐》大爆，成熟独立的女性也成为爆款，我总算想到了一个点，得以抒发这种幸福的感觉。那就是标题所说的——落到实处的Women Power。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是由弗吉尼亚伍尔夫1928年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稿整理而来，演讲的主题是女性与小说。聪慧的伍尔夫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个主题背后的“坑”，她说：
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理解，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的含义也不同，它可以是女性与女性的形象，可以是女性与女性创作的小说，可以是女性和描写女性的小说，又或者是三种意义缺一不可，而你们希望我能结合三者一起讨论。
女性与小说这两个话题单拎出来的范围就很大，再合在一起讲，简直是汪洋大海，是无法泛泛而谈的，伍尔夫第一个落到实处的地方，就是她的切入点，她只从自己的实际情况（一个女作家）出发，选择汪洋大海中的一小滴——女性写作这一点展开论述。在选好切入点的同时，她也随之抛出落到实处的观点：
一个女人要想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
整本书就围绕着这个观点展开。
首先伍尔夫虚构了一个“我”，在演讲的一两个星期之前，坐在河边思考“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然后”我“发现自己在飞快穿越一片草坪（这转场蛮符合伍尔夫的意识流写法），被一个穿着燕尾服和礼服衬衫的男人拦住去路——因为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才能走这里，“我“只能走石子路。“我”马上回到石子路上走，走着走着她想到了一个叫查尔顿·兰姆的作家写的文章——关于他在牛桥大学（作者的虚构，显然是“牛津+剑桥”）见到的一份弥尔顿诗歌手稿，“我”就想去珍藏手稿的图书馆看看。来到图书馆门前，“我”被一个银发绅士拦下，告知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女士才能进馆。“我“悻悻离开，但离午餐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我”就进了一个教堂大门，但我不想进去，因为没准儿教堂司事会让我出示受洗证明或系主任的介绍信，然后她在漫无边际的思绪当中度过了午餐（她回忆了战前和战后的状态）和晚餐（很难吃），晚餐没吃多久，大家开始聊天，“我“对大家的话题不感兴趣，思绪飘到了五个世纪以前泥瓦匠们在高屋顶房子上忙碌的场景，"国王和贵族带来了大把大把的钱，浇灌进房屋的地基里；而我们这个时代，大资本家们的支票和债券取代了过去的锭块和粗金块。那些学校地下埋了那么多钱，但我们这个学校埋下的只有吃饭用的简陋餐具和难吃的晚餐“
然后“我”了解到了这所学校建立的来龙去脉——先是租好了房子，成立了委员会，写了公告，寄出了很多筹款信，也确实收到了很多承诺，但很多先生一分钱都不肯淘。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才凑到了三万英镑。
故事讲到这里，伍尔夫开始进入论据的核心：很多妇女工作多年都攒不下钱，学校的女性创办人玛丽·塞顿要大费周折才能筹到3万英镑，这个性别是如此贫穷。而女性为什么没有钱？原因很简单，一是女性无法挣钱（玛丽·塞顿要花很多时间养育她的13个孩子，照顾家庭，根本没有赚钱的时间），二是法律也没有赋予女性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女人的财产属于丈夫，她们就算能挣到钱，也没什么动力，因为要交给丈夫去打理。
然后“我“回到了旅馆，开始深思，贫穷会对一个人的心智有什么影响，想到被拒之门外的经历，想到一个性别享受着安稳与繁荣、另一个性别却遭受着贫穷和动荡。
伍尔夫虚构了“我”一天的经历，说明了女性的几个现状：在很多领域里被排除，自己本身没有很多财产，从而导致无法为女性后代留下一些宝贵的财产。
接着，“我”决定去大英博物馆看看，因为那一天的经历让“我”困惑，我想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寻找答案。结果“我“发现，很多男性写了很多关于女性的书，但女性写的关于男性的书屈指可数。而且很多男人心里的女人都不一样，但大部分男人有共同的认知：女性天然地低男性一等。而想象女人天生比自己低一等，是很多男人力量的主要来源。很多男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开始元气满满的一天。所以男性是如此喜欢讨论女性，因为这是他们开展一切事物的心理基石。想到这里，”我“的思绪被打断了，因为“我“在吃饭的地方需要付5先令9便士，给了服务员一张十先令，然后惊喜地又在钱包里拿找到了另一张十先令——这是意外坠马而死的姑姑玛丽·贝顿留给她的遗产的一部分。姑姑每年会给她五百英镑的财产。
后“我”又想到自己之前一直坐各种杂工，挣几个英镑。这些日子毫无疑问在“我“心中留下无穷的恐惧和酸楚：做着并不想做的工作，像个奴隶，处处说好话，看人脸色，然后“我”的创作才华，就会在这种逼仄的日子埋没，渐渐腐朽。直到姑姑的去世，“我“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心态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再感到恐惧和酸楚，也不再憎恨男人，也不需要去讨好男人。因为有了五百英镑，我能自由自在地生活。
“我“从大英博物馆回到家，知道因为种种原因，女性比男性贫穷，但“我”仍然不知道这种原因是如何形成的，于是“我”考察了英国一个特定时期女性的生存状况——伊丽莎白时代。在这个时代，“是个男人都能写歌或十四行诗，但没有女性在璀璨的文学宝库中留下哪怕一个字“，男女两性的创作力量对比是非常悬殊的。“我”通过回溯历史发现，女性长期以来都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没有自主权——不是被父亲托管，就是被丈夫照顾，更没参与世俗生活的机会，因此女性在历史上本身就是“缺失”的，更何况是女性的创作呢。另外，女人到了19世纪，还是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男人可以出去走走，住得起一间独立的小屋，来逃离家人的责难和专横，但女人与这一切无缘。女性要写作，只能到普通的起居室，很容易被生活琐事干扰，因为不鼓励女性创作，所以她们还要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创作被家里其他人发现。而这种创作环境，也决定了女性的创作素材很多是以家庭为核心的，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就是这个例子。
伍尔夫用三章的篇幅，讲清了女性创作遇到的客观障碍和历史原因，而第四章，则聚焦于创作这件事本身。这是我觉得伍尔夫最英明神武的一章。她谈到了创作本身，虽然女性遇到了这么多障碍，但创作仍然仍然需要聚焦内容本身，不能被对另一个性别的愤怒和怨恨所左右。男作家完全没有这样的顾虑，因为他们是“第一性别”，能够很自然地让创作灵感流出，“女性”并不是一个会让他有对抗感的性别，但女作家就很难，她长期地在另一个性别的压迫下，挣扎着创作，所以女作家在创作会暴露出愤恨的情绪，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就是一个例子。伍尔夫清楚地知道，这样对创作是不利的，因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样是一个历史问题，可能从原始人类进入父权社会就开始了，一个女作家如果把愤怒发泄给当代的男性群体，是不公道且没有意义的。所以女作家放下情绪去写作，虽然很难，但却是必要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去挣钱。“如果夏洛蒂·勃朗特每年能挣三百英镑，她会怎样“？想必她一定能多了解时间，获得更多的人生经验，拥有更丰富的创作视角，这样她们就会把注意力放到创作本身，而不是情绪上。“如果夏洛蒂·勃朗特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会这样“？她能在一个不受打扰的环境下创作，她能够去更多地方旅行，然后把自己的见闻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自然地流露出来。伍尔夫从创作本身，再次论证了“金钱和独立空间”的缺一不可。
而在最后，伍尔夫对剑桥大学的学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希望，大家无论通过什么方法，都能挣到足够的钱，去旅行，去闲着，去思考世界的过去和未来.....我绝不限制你们只写小说。如果你们写旅行和冒险的书，写研究和学术的书，写历史和自传——我都会很高兴。你做的这一切，无疑能够促进小说艺术的发展，因为书和书之间会互相影响。
伍尔夫鼓励女性实打实地为自己的创作争取条件，并且行动起来，进行自己的创作，虽然这些创作可能微不足道，但它们的存在，能够扩大女性创作的声量，为之后的女性创作打好基础。而且这些创作能让女性更直接地去面对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从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在人类社会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与话语。
演讲只有一两个小时，能讲的也只是一个很小的话题——如果女性想创作，她需要怎样的条件？但伍尔夫以小见大地点到了女性和小说这两个大话题，她了解过去，但绝不抱怨，反而会用当下的条件去一点点地作出改变，她又很理性，知道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压迫对于双方都是不利的，男性和女性要携起手来，吸取彼此的长处，人类的创作才会变得更鲜活、丰富。这种清醒与理性，80年后的现在，也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直男癌”“女权“”田园女权“等词汇层出不穷，性别对立愈演愈烈，，只要常逛微博就能发现，隔几天就会有一次对于性别问题的讨伐，伍尔夫的一句话能够回应这些现象：
总而言之，在任何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上，谁也不要指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抵达真理，而性别就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能做的只有去表达，我们如何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落到实处的Women Po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