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常的博弈

对于后果，与会者与管金生在此时都已经很清楚，要么等待结算、公司破产，要么砸盘、钻交易规则的漏洞，只要成交，就尚存一线生机——打穿所有多头的保证金，把所有多仓打爆，作为空头主力的万国证券就赢了。至于违规、对倒、透支（保证金不够）……都是交易所的问题，让交易所去擦屁股。至少这么做，让交易成立了、存在了！群情激奋中大家都认为只能如此。最终交到管金生手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又鲁莽的结论：“绝地反击！” 和对待保值贴补率的公开信息一样，这些基于基本面的研究分析结论，都没有成为做空主力的决策者做出理性决策的首要参考基点。这些市场主力决策者在实际操作中，更倾向于依靠资金实力来参与市场的非理性对赌。 无论有没有贴息，万国证券当时都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亏损已超过它的预期。因此万国巨额亏损的造成以及最后砸盘行为的产生，和财政部的加息决策之间并不存在坊间流传多年的必然逻辑关联。 万国证券陷入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决策者误判了市场趋势，坚持错误的市场判断，既没有控制仓位，也没有及时止损，一味想用对赌的手段，借助自己资金实力逼爆多方，结果陷入了被围剿的境地，让自己陷于不可自拔的地步。 贴息只是在多头市场和万国自己陷入绝境后加力推了一把，有没有贴息这个决策，都不会改变万国当时的市场境遇。 关于当年贴息决策的详细过程，其实财政部的考虑非常简单，更多在意的只是1995年新一期国债的发行是否能顺利进行，而忽略了市场对加息的反应。 市场的世态炎凉永远是，一旦被大家默认“玩不起”而自我出局，原来众星拱月、万人追捧的你就会被撒手摔到地上，甚至被众人唾入地狱。 中国的经济运行永远像是骑在两个轮子的自行车上，和运行在四个轮子上的其他经济体不同，我们如果失速，就必须施展高超的技巧才不会摔倒；但只要在运行，哪怕再慢的速度，也不会暴露出问题；而一旦停下来，所有的丑恶肯定会暴露无遗。 从宏观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以为把国债期货市场关闭，微观市场乱象就一了百了了；但其实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宏观还是微观，上上下下是同构同病的。 在行政官僚体制内，你的命运不是你自己掌握的，一张纸头就可以随时改变你的命运。那种漂泊感，使你感觉命运的无常和个人的无力。 从1999年到2001年，政府主动用一次持续两年的大行情，推动几乎翻倍的投资者入市，驱赶几乎成倍的市场外资金进入，引导几乎翻番的指数上扬……填平了诸多不良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各地证券交易中心挪用客户保证金、坐庄洗钱形成的远超过6000亿的坏账，避免了这两年整顿中有可能引发的各地信托公司下属营业部和证券交易中心的挤兑风险，保证了这场金融整顿的平稳过渡，使得数百家信托公司最终软着陆，给他们“再找了一次机会”，摇身一变为一批新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 我18年的农村生活中的真正的小环境还是学校，30年的城市生活其实小环境仍然是学校和机关。虽然受到了中外名牌大学校园文化的良好熏陶，但是却严重缺乏上海弄堂文化的有力滋润，对社会的深层次、对人生的真谛缺乏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把握。因此，本质上我还是一介书生，对真善美的东西容易接受和消化，对伪劣产品反而不易识别；对社会的正能量容易吸收，对社会的负能量缺乏警惕。 这就决定了我不能像王石、柳传志他们那样，在遇到急流险滩时，能够把握和调动资源及时突围脱险，让自己不至于成为牺牲品。既然这人生，我上半场拼过命，现实证明技不如人，那就更需要自我修炼。因此，就需要在下半场任命，需要学会宽恕。只有宽恕别人才能放过自己，放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