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日本制造-盛田昭夫-历史传记-1986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日本制造》（Made in Japan），于1986年首版于日本。《日本制造》是由盛田昭夫口述，下村满子记录而成的盛田昭夫的一部自传。
盛田昭夫（Akio Morita），于1921年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市，于1999年去世。曾就读于大阪帝国大学（现大阪大学）理学部物理系。1946年，盛田昭夫与好友井深大一同创办了“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盛田昭夫出任常务理事，主管营销。
1958年，“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正式更名为“索尼”（SONY），盛田昭夫开始进行国际化战略部署。1960年，盛田昭夫出任美国索尼公司社长。1971年，盛田昭夫在索尼公司上市后先后出任总裁和会长。1979年，在盛田昭夫的主导下，索尼公司研发的“Walkman”随身听开始风靡全球。20世纪80年代，盛田昭夫开始实施“以软件推广硬件产品”策略，并完成海内外资源整合。1998年，盛田昭夫作为唯一的亚洲人，被《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20位最有影响的商业人士之一。代表作：《日本制造》等。
部分目录
1.战争-生还与希望
2.和平-开启新的人生
3.走向世界-前进的历程
4.关于经营-亲如一家
5.“美式”与“日式”的差异
6.竞争-日本企业的活力之源
7.技术-生存的手段
8.日本与世界-异同交错
9.世界贸易-规避危机
仅以我自己了解过的那些杰出的企业家、作家、画家、政治家、哲学家而言，我发现他们的出身以两类情况居多，一类是出生贫贱，一类是家世优渥。反而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取得辉煌成就的比例似乎相对偏低。大概和自然界类似，珍奇异兽，不是出现在最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便是生存在洞天福地之中罢？
假设我的猜测是符合事实的，那么可能有几种解释方法。在生存环境最恶劣中成长的人，其改变命运的意志最强烈。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渴望”。生存环境最优渥的人，其天性能够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其特点是“自由”。
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环境中成长的人，一方面没有严峻的生存压力，但另一方面家世又没有优越到他完全能按天性发展，于是其家庭环境既成为了获得稳定生活的最大保障，但也将其束缚在了父辈提前规划好的生活道路上。其特点是“稳定”。
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写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两句在描述爱情的句子里可谓佼佼者。实际上引申来看，不仅仅在爱情上遇到这样的“另一半”是人生大幸，在事业上遇到这样的“另一半”更为难得。
1946年，盛田昭夫加入井深大的公司， 我相信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日后Sony的伟大。这一年，稻盛和夫25岁，井深大38岁。这两人的组合与本田宗一郎和藤泽武夫的组合何其相似乃尔。本田宗一郎与井深大醉心技术，能够一次次创造“不可能”的新技术；稻盛和夫和藤泽武夫擅长经营，对市场有着敏锐的嗅觉。两人间都能彼此信任，精诚合作，实在令人羡慕。
与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与本田宗一郎不同，盛田昭夫从小家境优渥。盛田昭夫家住名古屋的高级住宅区，院子里有自己的网球场，对面住在的就是本田家（本田汽车的创始家族）。
盛田昭夫十岁左右，他的父亲就带到他到自己家的企业了解企业运作方式，旁听高层会议。他父亲曾对他说过一句话，“切记，因为你是家中长子，所以你生来就是老板。”
盛田昭夫不仅拥有优渥的家庭环境，还拥有开明的双亲。盛田昭夫就读高中后，他的父亲就强烈建议他利用闲暇时间去旅行，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积极主动地勤奋学习，那么花再多钱培养也是徒劳。但唯独有一种只要花钱就能见效的教育方式，那就是旅行。”
盛田昭夫的母亲热爱音乐，他父亲虽然不懂音乐，但认为既然喜欢音乐，那就必须听好的音质。因此，当首批电唱机进口到日本时，他率先就以600日元购买了一台，当时一辆汽车也不过价值1500日元。
而当井深大去拜访盛田昭夫的父亲，请求让盛田昭夫加入自己的公司时，盛田昭夫的父亲还是同意了。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让长子放弃继承家里的产业去其他企业可是极为重大的一件事情。
读盛田昭夫的传记和读其他三名“经营四圣”传记的感受截然不同。盛田昭夫的经历展示了另外一种成功模式，亦即他从小就是为了成功而被培养，让读者更多的感受是羡慕与理应如此；而从其他三个人的传记中，令人感受最深的是他们身处社会中下层而决意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决心与热情。
盛田昭夫在自传里谈及了他的一些现在看来多多少少有些钻空子的嫌疑的往事，这一点也很值得玩味。比如他在向《纽约时报》的记者展示Sony的录像机时，Sony的展示店恰巧起火，盛田昭夫立马用这个机会进行录像，取得了很好的演示效果。
可能由于是口述成书，文中涉及到了很多日常细节，还提及了他对子女教育的看法。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大西洋书院的校长为了筹集资金来到日本，一天他造访了稻盛和夫的办公室，稻盛和夫的次子昌夫那天正好不上课，便在办公室与校长碰面，校长对他进行了当场面试，随后立即录取。
总的看下来，四位经营之圣有很多差异之处，但在一些核心原则上也有类似之处。成功固然不可模仿，但原则与方针却可学习。
““新型炸弹袭击了广岛”，当这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和海军同僚共进午餐。当时，我们获得的消息十分有限，甚至连炸弹的具体种类都不知道。作为刚从大学物理专业毕业的一名技术军官，直觉告诉我，那或许是原子弹。如果我的猜想属实，那后果必定非常严重，但至于具体严重到何种程度，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毕竟日本之前还没有吃过大的败仗。”
日本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国度。在经历了二战这样的巨大挫败后。还能再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迅速恢复过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惊人的成就。虽然其复兴过程也得益于美方的援助。但其自身的发展潜力才是关键。对于这样一个令人敬畏的邻居，如果我们对他缺乏足够客观冷静的认识。过去吃的亏，或许日后还会再吃。
“美国轰炸机将原子弹投向广岛的时间是8月6日上午8点15分。而我们直到次日正午时分才得知此事。对于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一事，我的第一反应完全出于科学工作者的本能。当时我坐在餐桌前，吃着白米饭。在战时的日本，这算是最为奢侈的美味了，可我却在听到消息的瞬间食欲全无。接着，我对同桌的军官同事们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立刻终止，如果美国拥有了制造原子弹的能力，那就意味着日本在各个领域都已大幅落后，要赶超是不可能了。” 上司却因为我的这番话而大为恼火。 关于制造原子类武器的可行性，我略知一二。但当时在我看来，要想成功研发出原子弹，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因此当得知美国已经成功研发出原子弹时，我感到十分震惊。日本完全无法发明出能够与之匹敌的武器装备。按照当时的科技实力，日本能够想到的所有新武器和防御战术，在美国的原子弹面前都是螳臂当车。”
从一战结束开始，人类历史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个国家的强大开始比任何时代都更多地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没有强大的科学技术支撑，一个国家几乎是不可能坐上世界头把交椅的。
“早在读中学时，我就看过一部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电影，片中展示了福特位于美国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红河大型工厂，工厂里大规模的流水线作业让我极为震撼。巨大的船舶将铁矿石从遥远的矿山运至福特的红河炼钢厂，将铁矿石冶炼成各种类型的钢材；然后将钢材运至下一个厂区，在那里铸造成各种汽车零部件；最后将零部件组装成汽车。日本当时还没有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综合性生产技术。多年后，日本从战败中崛起，构建了自身独有的产业系统，在沿海地区建起了高生产率的工厂，开始制造电影中的福特公司所使用的自动化综合生产设备。当时我正好有机会造访那传说中的红河大型工厂，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眼前的场景和我20年前在电影中看到的如出一辙、丝毫未变，我感到吃惊、困惑和失望。20多年来，福特似乎一直在使用相同的生产设备。被誉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工业，未来会去向何方，我不禁为此感到担忧。”
但事实证明，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拥有最强的创新能力的国家。如果盛田昭夫能活到今天。他的困惑应该就消散了。而美国之所以具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重要因素之一是他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所以，归根结底，人还是最重要的因素。
“继广岛被炸之后，第二颗原子弹又落到了长崎，这让我更为深切地感到，未来的日本需要尽量多的人才。或许有点儿自以为是，但我当时的确有一种使命感——作为一名年轻人，将来可能会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当然，能像今天这样来回于世界各地，累计行程数百万公里，为日本与欧美各国之间的商业活动出一份力，换作当时的我，是根本无法预想的。”
如果我们的国家也能有越来越多的这样把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为为人生目标。而不仅仅只是把追求优渥的生活条件当成人生第一要义的年轻人。或许我们能发展的更快更好一些。
“我作为盛田家长子出生时，家业已经恢复了昔日的兴旺，因此我的孩提时代可谓家境富裕、衣食无忧。当时我们住在白壁町，那是名古屋的高级住宅区之一，房子非常大（以日本人的标准而言）。白壁町以富人多而闻名，我们家的院子里有自己的网球场，但在那一带并不算稀罕。当时对面住的是丰田家，也就是日后成为世界级汽车制造企业——丰田汽车的创立者家族，周围的邻居也是非富即贵。”
在日本20世纪的四位经营之圣中，盛田昭夫可以说是起点最高，家庭环境最好的。与他相比，其他三位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我发现，大部分建立了辉煌事业的人。其出身主要是两类的。一类是家庭贫寒，这类人从小就养成了强烈的改变自身愿望的意义。而且他们吃苦耐劳，能够忍受长时间的辛苦。另一类就是则是从小家庭优渥，生计不愁。这一类人，创立事业主要是出于兴趣。从而能将自己的天性发挥的淋漓尽致。
处于两者之间的人，一方面能够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标准。因此他们既无需他们既不会养成泼妇，他们既不容易养成破釜沉舟的极端性格。其家庭环境也不允许他们能够过分自由自在的选择自己的命运。因此在典型的中产家庭中诞生的孩子。建立伟大功业的相对较少，也就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我年纪的增长，将近10岁时，我便不再调皮，开始专注于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了，于是更为频繁地听取母亲的教诲和忠告。掌握“管家大权”的母亲给了我一间配备书桌的独立房间。当我捣鼓电子元件时，需要一个工作台，于是母亲又给我买了一张书桌作为工作台，还给我买了一张床。所以我并不像家里其他人那样睡在铺着被褥的榻榻米上。不知是否是母亲有意安排，反正我从小就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熏陶。”
“从幼时起，我便认识到盛田家是拥有优良传统和伟大先祖的大家族。家族中不乏艺术爱好者、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我祖父和曾祖父便是其中的代表。老家所在地小铃谷村的历史可追溯至德川幕府时代，我的祖辈则是乡里族长和村中官员。在那个只有“上等人”才能拥有姓氏和佩刀的年代，他们位高权重。小时候，父母经常带我回小铃谷村老家，而村民每次都会盛情迎接。”
一个能够延续十几代人的世族大家是了不起的。他们必然有一套严谨的教育理念与家风传承。我自己就很希望能够亲自创造这样的一种家族。即使在我去世之后，我的后代们也能够将我创设这个家族时，所奠定的一些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大概在我10岁或11岁时，父亲第一次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和酿酒厂，让我见识了企业的运作方式，还叫我旁听漫长枯燥的高层会议。但通过这样的体验，既让我懂得了如何与部下沟通，又让我在小学时便明白了何为“正式的商务交谈”。由于父亲是公司老板，因此有时会叫公司干部来我家汇报情况或商讨事宜。这时，父亲也必定要求我坐着旁听。随着这种经验的不断增长，我渐渐对父亲的事业产生了兴趣。 父亲总是提醒我：“切记，因为你是家中长子，所以你生来就是老板。” 这让我不得不时刻牢记自己将来的使命——继承父亲的公司，成为盛田家的户主。”
就像雨水滴落在大地上时，不会落在同样的地方。有些雨滴落在金碧辉煌的大殿上，有些雨滴落在阴暗污浊的阴沟里。在他们落地之前本身并没有差异，只是因为命运的偶然性，它们降生在了不同的地方。这种不平等是我们不能否认也不可改变的。但是我们能掌握的是成年后自己的人生，到底要走怎样的一条路。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如果抱有“这就是命运，那就只好随波逐流”的想法。我认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对人生最大的浪费。
“在我升入中学后，我的休息日就已经被工作填满了。只要公司开会，父亲一定会带我参加，我必须坐着听员工向他汇报情况，直至会议结束。然后是盘点作业，当时被称为“清查存货”，用的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方式，但却非常精确。老板站在员工身后认真监督，而员工则一件不落地清点。”
“我的父亲生性保守，但他总是乐于满足家人的需要和要求。他尤其对外国的新技术和舶来品感兴趣。父亲还住在小铃谷村时，就购买了进口的福特汽车，开始做出租车和公交车的生意。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最为常用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车，而父亲便挑选了一个人力车车夫，作为公司的第一名专职司机。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周日一家外出郊游时，我们会乘坐一辆敞篷的福特T型车，缓慢地行驶在尘土飞扬的颠簸小道上。坐在后排的母亲则威严而端庄，她笔直地撑着一把遮阳伞。后来，父亲上下班时乘坐别克牌轿车，有专职司机开车。家中还有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洗衣机和西屋公司生产的电冰箱。 按照当时日本人的平均生活状况来评判，我们家的确已经非常西化了。”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预测，在21世纪的剩下80年里。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仍旧在西方世界。所以100年前日本人对西式文化的重视，在10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作为中国人，我们在培养自己小孩时，也需要让他们充分地接受西方文化。从小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如果仅仅只对自己国家的传统和文化有所了解，这样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其日后可能以自我为中心，将外来的思想看得一钱不值。另一种极端则是过分的崇洋媚外，把自己的传统过分贬低。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我在升入高等学校（旧制高中）后，父亲便强烈建议我利用闲暇时间去旅行。在父亲的赞助下，我先是和同学一起去周游日本各地，然后又去拜访住在朝鲜半岛的亲戚，接着又去当时的中国东北旅行。大概在1939年或是1940年，我乘坐了第一列配有冷暖空调的流线型火车，它的名字叫“亚洲”号。本来定好了下一个旅行地便是美国，可由于战争爆发，直到十多年后，我才踏上美国国土。”
“我开始大量购买电子知识方面的书，尤其是与录音和无线电相关的杂志，无论日本的还是外国的，我全都入手了。每次放学回到家，我就立刻埋头于这个新的兴趣爱好中。我根据书本和杂志上的线路图，努力制作各种电气装置。当时我的梦想是自己亲手组装一台电唱机。随着实践的深入，我学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和新技术，实验的范围也日趋广泛。当时学校不教授这类课程，可我又对它非常感兴趣，因此只能全凭自学。通过努力，总算亲手做出了一台粗糙的电唱机和一台收音机。 然而，由于我把心思都用在“捣鼓”这些电气装置上了，搞得学习成绩不及格，几乎要被退学。”
我在读各界人士的传记时，总会在他们人生的前30年中，发现他日后事业大厦的基础来源。有些人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有些人从小具有宏大的政治抱负，或者有些人对于科学技术感兴趣。尽管在他们十几岁、二十几岁时进行的早期尝试，显得相当的拙劣和稚嫩。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内在驱动，使得他们在日后的人生中常年累月的对自己的梦想追逐不休。最后如果再有些不错的运气，日后就有可能做出令世人惊叹的成就。
“到了中学的最后一个学年，我向父母和老师表明了我的志愿——第八高等学校（旧制高中，位于名古屋市）的理科班。我的决定让他们目瞪口呆。我的理科和数学成绩的确不错，但综合成绩实在太差。要想考取理想中的理科班，必须提高原先一直忽视的其他科目成绩。周围人并不看好我，还对我说：“你成绩这么差，肯定没戏。” 我明白自身情况，但我心意已决。不出所料，第一次落榜了。于是我成了如今人们所说的“浪人”（复读生）。接下来的一年内，我心无旁骛地埋头学习。在我的人生中，那是我学习最刻苦的时光。通过补习班的学习，弥补了我英语、数学、语文和古典汉语科目的不足。那一整年真可谓寒窗苦读、不闻世事。结果总算是考上了。得益于艰苦努力，我还创造了一项新纪录。由于我中学毕业时的全校成绩排名是180位，因此在那所学校考入第八高等学校理科班的学生中，我属于“历届最差”的。成绩如此后进的学生原本是不可能考入第八高等学校的，但凭借我的决心和复读时付出的努力，硬是使其变为了现实。对我来说，这真是壮举。“只要决心坚定，一切皆有可能”，这是我至今不变的哲学信念。”
很多父母一方面压制孩子的兴趣和渴望。另一方面又采取强制手段去逼迫孩子学习。大部分成年人都知道，一个人在被迫做事情时，他的才能是无法被充分地发挥出来的。可人们却往往这样去对待自己的孩子。要想让子女好好学习，最重要的方法是激出他们自己主动学习的动力。父母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在孩子身后手持教鞭的监工。而应该是一个教练式的引导者。在孩子们追求奋力追求自己的目标时，父母应该随时的为他们提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
“对于我弃商科、选理科的决定，父亲感到失望。但他似乎认为，即便我选择了理科，也会专攻农业化学，从而对祖传的酿酒业有所帮助。可我最后却选择了自然科学中最基础的物理学，因为我的兴趣是研究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成因和机理。父亲对此没有反对，我能肯定，父亲相信我将来还是会继承家业的。在他看来，物理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而已。而我有时也会担心，害怕被父亲言中。”
虽然现在的我离创造出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我觉得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经常会告诫自己，在自己孩子成年时不要强迫他继承自己的事业。而应该鼓励他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没过多久，我便做出了决定。在那个不安定的年代，我认为当职业军人是最为稳妥的。我参加了考试，然后被录取。海军每月发给我30日元津贴，还给了我一枚金色的锚徽，别在衣领上。就这样，我成了海军军人，工作内容是继续在大学学习物理。但这样的太平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等我读大三时，战况日益激烈，物理系的学生也和其他民众一样，受到军事部门的直接管辖。我被派到横须贺的航空技术中心分厂执行勤务，也就是所谓的“劳动动员”。当时是1944年的春天。”
应该说，Sony的诞生也具有非常强的偶然性。如果当年盛田昭夫被派往战场。那他可能就在某次战役中牺牲，或许就没有后来的Sony公司。运气的确是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可偏偏我们又无法以人的主观意志对客观事实产生影响。尽人事，安天命。这样的人生态度大概才能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吧。
“有一段时间，我们三兄弟都在海军的飞机上。我在参与研发一种红外线探测器，而实际的效果测试必须在夜航飞机上进行。由于三个儿子都在天上飞，母亲曾经一度认为我们无法在战争中活下来。幸运的是，我们三兄弟全都毫发无损地熬到了战争结束。”
像盛田昭夫这样幸运的家庭，大概是少数。大部分家庭都不得不承受失去儿子的痛苦。我猜测这其中或许有盛田家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走后门，将儿子们安排到不那么危险的部门的因素。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军事部门渐渐掌控了政局。在言论管制下，民众很难畅所欲言。我的父亲每次和友人碰面，总是会谈起日本的将来，并表示出忧虑之情。与法西斯主义者相比，企业家和生意人的思维方式要自由和客观得多，但也只能私下和朋友交流一下，谁都不敢在公共场合阐述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做了一个与收音机相连的定时器，每天早上6点，收音机就会用广播节目叫醒我。我清楚地记得，1941年12月8日清晨（美国时间为12月7日），在定时器的作用下，我的收音机自动打开，当时传到我耳朵里的是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新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时家中所有听到该消息的人都惊呆了，大家一脸茫然。我下意识地预感到时局的危险。从小到大，我一直知道西方的科学技术比日本发达。比如，当时日本没有金属真空管，只能从美国购买。我做实验时用的真空管就是从RCA买的。通过接触美国的电影、汽车和电唱机等产品，再加上叔叔对于美国的描述，我对美国的科技实力有所知晓。因此我本能地感到不安，我觉得日本恐怕已铸成大错。 然而，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日本国内报纸接二连三地报道日军胜利的消息，日军击沉了两艘号称“无敌”的英军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斗巡洋舰。到了12月中旬，日军又占领了菲律宾和中国香港。这让我也误以为“日军或许真的挺强大”。”
“当时，日本陆海军和民间科研人员共同成立了科学技术研究会。我隶属于一个研究小组，该小组的课题是开发热能追踪导弹。我们通过开展“头脑风暴”等方式的研讨会，寻求大胆且富有创造思维的解决方案。该小组的民间专家代表中，有一位名叫井深大的工程师。他是一位优秀的电子技术专家，当时自己经营家企业。后来，他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井深先生比我年长13岁，但我们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当时的邂逅，成就了一辈子的缘分。他是我的前辈、同事、伙伴，也是和我一同创立SONY公司的奠基者。”
如果没有这段经历生涯。盛田昭夫或许也不会遇见井深大。后来两人很可能各自也会有自己的辉煌事业。但或许不会诞生Sony公司。
“第二天早晨，母亲把我从梦中摇醒。她非常兴奋地对我说：“天皇陛下将在中午发表广播讲话。”天皇居然会直接向日本国民发声，这在当时简直让人不敢相信。此前，不要说天皇的声音，连天皇的面容老百姓都无权得见。天皇乘坐火车或汽车巡游时，沿街的民众必须低头俯身、不可直视。因此可以判断有大事发生，而且是历史性的重大事件。 我毕竟是海军军人，于是立刻穿上军装，戴好佩剑。在收音机前肃立不动，恭听天皇讲话。虽然背景杂音很大，部分内容听不清，但天皇高亢纤细的声音的确从收音机里传了出来。 这是天皇首次对全体日本国民讲话，但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天皇的声音。他措辞高雅，使用古老的宫廷用语。虽然我无法逐字逐句领会其话语的含义，但我知道他想要告诉国民什么。天皇的要旨令人震惊，同时也令人如释重负。”
“很久之后，我才得知当时的停战实在是来之不易。主张誓死抵抗的一帮青年军官妄图阻止天皇宣布投降。他们计划占领皇宫，鼓动全体陆军顽抗到底。其中的一小批暴乱者的确袭击了首相官邸，好在铃木贯太郎首相应对迅速，从他住所的紧急出口逃脱。暴乱者还试图绑架内阁大臣木户侯爵，所幸当时他待在皇宫，逃过一劫。个别陆海军航空兵在东京上空驾机盘旋，散发传单，宣称“天皇的公告无效”，煽动市民继续抵抗。一些陆军将校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抗议投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各地残存的陆军部队仍然拥有继续战斗的能力。但残酷的战争已使230多万三军将士阵亡，这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最后，军方的狂热分子也不得不向现实屈服。就如天皇所说，“忍受难忍之难”。”
一旦战争的车轮开启，其巨大的惯性就使得要想令它停下来，必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日本人的性格里有偏激的一面，他们已经习惯了成功，要接受战败是很难的。
“有人认为促使天皇宣布投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二是对于苏联的恐惧。如果苏联进攻日本本土，日本不是成为苏联领土，就是像德国那样被一分为二。”
“当时这却是蔓延全日本的闹剧——报社烧照片文件，公司烧会议记录，民众把重要文件和家谱埋在院子里。美军会如何对待战败国的国民，美军是否会为了追究战争责任而搜集证据……没有人知道。由于对未知的恐惧，许多珍贵的记录和资料毁于一旦。可见，这样的混乱并非仅限于海军司令部，而是全国性的。”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美军占领了日本，而是日军占领了美国。日本人会如何残酷的对待战败者？从中国的例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
“由于军方的洗脑教育，战时有不少日本青年盲目崇拜天皇、鼓吹“光荣战死”，最终失去理智、酿成大错。日本人有一种“羊群”般的从众心理，在一种特殊的集团心理状态下，人们就像共同吸入了一种特殊空气，采取一致的行动，类似“集体催眠”。战争期间，军方在招募志愿兵时，日本人的这种特性便体现了出来。我最小的弟弟所在的中学便是典型，许多热血青年在周围气氛的驱使下志愿入伍。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时，大多数日本人痛不欲生，仿佛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天灾。战后，天皇不再是国家的统治者，而是国家的象征。他在日本各地巡视，像慈父一般地亲切慰问民众，终于破除了日本人对于天皇的“迷信”。日本人开始明白，天皇并非神灵，于是“集体催眠”得到解除，大家都恢复了正常。”
“我已在信中得知他公司的财务状况，而我有担任讲师的收入，因此决定无偿协助他的事业。这样既能保证我的生活来源，也能减轻他的负担，算是一个最适合的方式。我们两人围绕着共同创业的问题谈了很久。自从与他邂逅，我一直希望能和他共同干一番事业。 于是我一边在大学当讲师、拿国家给的薪水，一边在井深先生的公司兼职。到了1946年3月，我们终于下定决心，正式创建一家新公司，于是进入了筹备阶段。”
虽说盛田昭夫加入井深大的公司也有偶然因素。但他自己心中已经埋下了的与井深大一起共同工作的愿望，是至关重要的。这使得当他遇到这样的机会时，便会当机立断，愿意放弃继承家业的机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加入一个前途尚不明朗的公司。
“当时的日本还十分传统，一名男子，尤其是长子，如果不继承祖业而另起炉灶，可谓重大事件，其严肃程度不亚于过继养子。哪怕在当今日本，一旦中小型家族企业发生类似情况，也是头等大事，儿子和父母往往需要进行正式商议。即便是大企业的对外招聘活动，一旦员工被录用，劳资双方也等于建立了一种“宣誓忠于对方”的“隐性契约”。与跳槽频繁、几年换一份工作的国家相比，日本人往往是“在一家企业干到退休”。由于非常重视相互间的信赖关系，因此我进入新公司可谓兹事体大，这等于是融入一个新家庭，担负一份新责任。”
“其实，在那之后的半年内，由于正式的“清理令”并没有颁布，我的名字仍然留在教职员名簿上。明明已经不教书了，可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学校还会通知我去领取。而且，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每隔两三个月，工资就会涨一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6年10月，此时，文部省终于下达了清退我的通知。当时新公司的财务状况依然困窘，因此我十分庆幸能有这样一笔收入。”
根据盛田昭夫的回忆，他一路走来，实际上有许多次都是有意无意的占了国家的便宜。如果在当时被人发现，可能要被诟病。可是等他成功以后，再回忆40年前的事情。人们也只不过会一笑置之罢了。只要一个人最终成功了，他过去做的事情在人们心中都会容易被美化。
“我们的公司——东京通信工业于1946年5月7日正式成立，由于公司需要，我们想方设法搞到了一辆达特桑牌的破旧轻卡，花了大约3.6万日元。”
“后来，我们完成了制造任务，将成品送到距离GHQ不到一公里的NHK总部。所有人都对设备的质量惊叹不已。那位起初持怀疑态度的军官也在场，一家刚成立的小公司，一个像临时工棚的小厂房，居然能做出这种最新式的设备，他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大家纷纷前来表示祝贺，那位军官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们通过这第一件产品赢得了信任，从那以后，美军广播部门和远东空军经常向我们订货，成了我们的长期客户。”
客户和订单就是一个企业的生命线。即使后来Sony公司在电子行业成为了龙头老大，但在他的创业初期，仍旧是为了赚钱，而做了一些与其长远发展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一个公司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是类似的。只有先求生存，而后才能徐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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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