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观中印与中缅的边界问题

成书于70年代的关于60年代初中印边界冲突的前后，受限于材料，关于中方的内部决策只取用了官方公告以及周恩来总理与尼赫鲁之间的通信。所以如书名，作者还是更多的从印度一方的角度去分析这场冲突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出印度当时对华政策的思维模式以及政府的行为动因。 边界是一个现代性概念，是双方基于现代精确的联合勘测确定的。古代国家多以自然河流、山峦为界，同时边界意识也没有现代那么强烈。“”划出一条边界线这是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对他们的先辈来说，这是陌生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这些先辈认为，一个国家的主权伸展到无人地带就逐步消失了，从而形成一个使双方隔离而不是互相接触的边境。他们对这种情况更熟悉，也觉得更自然。”众所周知，清朝屡次对外谈判会议的下风地位，让其对于英国提出勘测界定中印边界的事情秉持着打马虎眼的态度想着与其在谈判中吃亏不如避而不谈。“在一八五八年的爱晖条约和一八六O年的北京条约中，中国被迫承认丧失了大片土地。从这次经验中，中国得到的沉痛教训一定是很明显的：千万不要在国家处于软弱地位的时候，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中国人不愿接受英国的提议，但也未立即加以拒绝。国家的软弱使中国不得不到会议桌上来。中国的软弱加上英国的——也包括麦克马洪本人的——外交方面的高压手段又把中国拖在那里。而英国的边境政策，又根据俄国的压力大小和中国的软弱程度这两个因素的变化情况而摇摆不定。也许会觉得清朝是鸵鸟式应对，观近代中国之剧变，也不是我们能马后炮般去抨击其失策。周恩来总理在回应尼赫鲁时说到：“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曾经引起过中国人民的很大愤慨。从法律上讲，它也不能认为是合法的。我曾经告诉过你，它从未为中国中央政府承认。当时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虽然在有关文件上签了字，但是西藏地方当局对这条片面划定的界线实际上是不满的，他们的这种不满，我也正式地告诉过你。” 作者在分析印度对边界问题的看法，提到了一种源自“不合作主义”并称之为“前进政策”的思维模式：“前进政策带有过去印度人反对英国时所采取的不合作主义的味道。不过这一次的不合作主义的成员都是武装部队，在受到攻击时能够进行还击。印度人相信自己道义上无懈可击，它能够使中国人打消进攻的念头。这种信念使人回想起他们过去也曾相信英国人不肯对他们使用武力，否则就会自己遭殃的那类想法。”印度对于中国思维方式的误解，将中方的忍让视为理亏，乐观的判断中方的底线，步步紧逼，就像一个残疾人挥舞着血淋淋的肢体呵斥他人展示怜悯与道德。在尼赫鲁看来，“如果你是软弱的，如果你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就不会有自然的友谊。在弱者和强者之间，在企图欺侮别人的国家和甘愿受欺侮的国家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只有在人们多少是平等的，在人们互相尊敬的时候，他们才是朋友。国家也是如此。”抱着这种思想对外关系不可能会有谦逊的态度，也无法做到客观的判断，不会满足与妥协。作者讽刺印度的态度就像“只要你宽恕我最后的一次偷窃行为，我就从此不再偷窃。”而在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看来“继承国把这些英国制造的边界线奉若神明，当作民族遗产中的传家宝，这是历史上没有预料到的、不幸的发展。”这种做法拥抱着过去的荣耀，缺失了对未来的舍得判断，大成若缺，其用不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