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之百的自由——《郑南榕研究》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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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百的自由——李敖《郑南榕研究》书评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在《自由时代》周刊杂志社里，燃起熊熊大火。《自由时代》系列周刊创办人郑南榕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自焚身亡，并造成前来拘提他的十八名警察和一名里长受伤。 如今再回顾那段历史，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在那个年代，那个国民党统治下“白色恐怖”的年代，郑南榕是如何顶着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压力，将《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坚持办下来的。国民党的高压下，随随便便一个动作、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叛乱”的“证据”，轻则几年十几年牢狱之灾，重则枪毙、殃及家人。郑南榕创办《自由时代》系列杂志的时候，还没有民进党（我们暂且不谈它后来在政治上走了什么歪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当年的“党外”，办杂志，特别是办这样的杂志，要顶着多大的风险啊！ 郑南榕从始至终，都是个民主自由斗士。他在《自由时代》周刊封底，写上“争取100％自由”，争取百分之一百的绝对言论自由。不管这个言论是什么样的言论，至少要允许发出来。他还邀请被国民党两次下狱的“政治犯”李敖来为周刊挂名“总监”。李敖无条件支持郑南榕的争取百分之百自由的行动。 我们不要拿到现在来对这件事说三道四。因为社会背景、政治因素已经大为不同，两岸的情况也不相同，所以不能类比。我们只需要设身处地地想想，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敢迈出这一步的人能有几个？！李敖与郑南榕多年交情，二人都不怕做事的结果，甚至不怕与当年“江南案”中的旅美作家江南落得同等下场。国民党的重压、党外的同床异梦、到后来党外成立“新党”民进党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郑南榕始终顶着这些压力，用自己创办的杂志作为阵地，不断进行着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 可惜了，郑南榕和这个“自由民主斗争”的阵地《自由时代》系列周刊在后期的时候渐渐变得不再是单纯的争取自由民主，甚至有“误入歧途”、“走火入魔”之意。就像李敖在书中所说，郑南榕在斗争过程中，没能完全避免“道旁儿”的影响。在这些“道旁儿”的或真心实意或别有用心的鼓吹下，郑南榕不可避免的携着《自由时代》周刊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这将会影响斗争的“纯度”，并且愈演愈烈，甚至走上了台独的道路。李敖是不赞成台独的，无论是从郑南榕认为的“文化角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李敖并没有与郑南榕翻脸，因为允许他发表不同的观点本身也在“100％言论自由”范围内。他们仍旧保持着联系，互相仍视为不一般的朋友，只不过在政治观点上“渐渐疏远”。但是在杂志上搞政治斗争，必将造成悲剧的结果。台独与政治斗争最终带着郑南榕走向了灭亡。 郑南榕声称：“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没想到他真的实践了这句话。1989年4月7日，郑南榕在《自由时代》周刊上刊登“台独联盟”主席许世楷的《台湾新宪法草案》后，在杂志社抗拒警方拘提自焚而死。 如今我们再谈起郑南榕，必定提到他是个为台独而死的“激进台独分子”，却不晓得他的初衷是争取自由民主、反抗国民党“白色恐怖”暴政。他最后走上了台独的道路，实是一时糊涂，掩盖了他多年争取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的成就。从一定层度上看，如今的民进党在“台独”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恐怕要步此后尘，这是后话。郑南榕的自由民主思想可歌可泣，但在这其中，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辩证地看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千万不要因为“道旁儿”的欢呼而迷失了自己。 反观当今，我们真的做到“百分之百的自由”了吗？不谈别的，就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们真的做到了吗？李敖的书至今在大陆无法全部出版，出版了的也要大量删节甚至改名。方方的“武汉日记”也再不能在中国出版。我们不支持方方的观点，但我们要维护她出版自由的权利。拿不出证据的观点自然站不住脚，道德缺失的言行自然会遭到批判，但前提是，我们得允许它发表出来。言论的对错不是也不应该是出版与否、发表与否的评判标准。就像老话说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算是骡子，也得拉出溜溜，才能证明它是骡子，至少骡子得有被拉出来的权利，大家得有讨论它到底是骡子是马的机会和自由。这是我们亟待进步的一点。 百分之百的自由也许永远都不会实现，但这是为之奋斗努力的目标。乌托邦达不到，但我们憧憬乌托邦；绝对的共产主义社会达不到，但我们向往它。向往一个目标，并为之奋斗，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