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胡适，两难的近代中国

这本书并不是胡适的传记，核心研究应当是以胡适为切入点审视近代中国的一种思潮，即以胡适为最典型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内在的矛盾。所以书本的结构，虽然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但是真是的结构安排是知识渊源、理论的形成、理论的实践、结局这一结构。

在开篇介绍胡适知识来源的时候，作者就给了胡适一种学贯中西的理论渊源。他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自幼又在上海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这构成了他学术生涯的全部底色。从这个角度看，他甚至与严复有着相同的学术经历：严复同样出生在一个没落文人的家庭，又较早接受了西式教育，甚至很年轻的时候就留学海外，接触到了西方文明。这种中西交融的背景，似乎注定了他矛盾而复杂的一生。相较于同时期的先锋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是真正在美国接受完整教育的人，因而也是真正接受西学的人物，我想这一背景也是他获得赞誉的原因。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就完成了他全部的学术思想，我想一言以蔽之曰“西化”。胡适坚定地认为只有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中国才可能走向进步。在作者的笔下，他将之诠释为一种“世界主义”，认为胡适试图找到一种全人类共同的理论。当我们谈论西化的时候，往往就会立足于这一种观点。然而有悖论的是，恰恰是更加尊重他的国民党，对这种世界主义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无论是新生活运动还是其他，蒋介石所欲以实现统治基础的，是民族主义。相反，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反而更有相通之处，直至浩劫前，主导中国发展的，都是一种世界主义心态，我们从苏联接受解放全人类的观念，又不断输出这一观念。换言之，共产党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角度，要对中国进行最为深刻的改造。

于是胡适从这一角度，又显得落后了起来。他的世界主义，是世界大同，是从本国历史环境中，寻找到可以与世界接轨的因子。类似的观点，沈家本在主持晚清修律时也主张过。他认为法学应当中西贯通，因此在引入西法时，他非常娴熟地用传统中国的律学进行诠释。胡适做中国哲学史、研究红楼梦、研究水经注，其实都是试图用一种西方的方法，来解构中国传统。因为这一点，他就不可能激进。

这一因子，应当来自于美国的保守主义。作者对于胡适的实验主义进行批判，认为杜威提出实验主义，是为了给改革降温；而胡适主张实验主义，确实为了反传统。但胡适虽然在反传统的路上走得非常激进，但是其思想根源还是离不开传统。《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各种材料信手拈来，其国学功底可见。从胡适的政治态度看，对于政治变革，他从来都没有太大兴趣，反而认为这些政治变革对于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动有负面作用。他的超然，本身就带有保守主义的态度。

我想这就是他本身最为矛盾所在。结论说，“从他1917年回到中国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那场他未能完整理解的革命的囚徒。”这种宿命论的论调仿佛魔咒束缚了胡适的一生，而这种魔咒似乎又应验在了近代中国身上。胡适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作者提出，面对那样一个积弱而困苦的中国，胡适那样的冷眼根本无法带来任何改变。时代需要中国进行强有力的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又不能被中国所承受，革命、反革命都在这种矛盾中纠缠变化，演出一场激荡而又悲悯的年代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