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根源：三种意象的结构性之恶

偶然的事件将在特殊性中产生，这本身并非偶然而是必然。 ——黑格尔

肯尼兹·华尔兹教授通过回顾和分析政治学史中有关“战争根源”主题的探讨，发现只有在“人性或人的理性”、“国家体系”以及“国际社会”三种意象（层次）的综合分析框架下才能解释“战争爆发的根源”这一问题。华尔兹教授得出结论：由于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是自助的，因此普遍意义上的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必然的事件。而具体的战争爆发是一个偶然事件，其中人的因素和国家体系的因素则是一种特殊性因素。

全书共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导论部分，是“战争根源”主题的引入和全书的总括。第二部是探讨“人”、“国家”和“国际社会”三种意象，包括第二到第七章。其中，每两章讨论一种“意象”，并就每一种赋以具体实例给予印证（行为科学家、社会主义者、欧洲均势）。

一、 本书主要内容的回顾与总结

导论部分是作者对于全书的总概，也是对全书写作思路的简介。作者首先指出，探寻战争的根源、保持国际和平是国际关系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作者回顾了学界对于该问题的探讨，并根据“战争根源所关注的意象”不同，对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类。此外，作者还反思了“假设—检验”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反对单一因素解释论，而是强调三种意象的结合。

第一种意象是“人”的意象。有一类学者认为国家之间之所以不断爆发战争的原因在于人的不完善。人的因素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人性的探讨，二是对于人的理性的探讨。圣·奥古斯丁、尼布尔和摩根索都将认为人的自我保全的冲动、权力/占有欲或其他人性之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斯宾诺莎则是持一种二元论观点，他认为人面临着理性与情感的冲突，而每一次情感都战胜了理性。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华尔兹教授在后文中指出这种对于人的缺陷的探讨，都是建立在霍布斯所假设的“自然状态”，一个在没有权威的情况下，人人为敌的状态。并理所当然的将社会中观察到的人性视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性。

对于人的缺陷的共识而提出的救世方案分化出来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者。前者认为人的缺陷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只要人类自身能够被改变，战争便可消弭于无形。”持这类观点的学者，神学家提出要建立基督教共同体社会，而一些行为科学家，则提出了各种幼稚且滑稽的和平主义方案：增进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教育大众、剔除领导精英潜在的战争倾向等。需要指出的是，相信人的单元层次可以趋向完美的这种乐观主义心理也延续到了后来关注第二种、第三种意象的学者（他们同样认为本单元层次可以趋向完美），事实上成为了自由主义的哲学底色。与此相反，由于对人的彻底失望，转而走向了“政治性妥协”的救世方案，这成为了现实主义的底色。

第二种意象是关于“国家”的意象。关注这类意象的学者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是由于国家内部的结构性（体制性）因素所致，是屈服于国内政治压力的行为。因此，这类学者采用道德主义的方法把国家区分为“好”与“坏”两种（通常认为民主国家是“好”的，专制国家为“恶”），同时也将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种。因此转而提出的救世方案是致力于消灭国家中导致战争的结构性因素。也便由此分化出了持利益和谐论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前者，华尔兹认为他们是从人—社会—国家的逻辑来理解战争的。华尔兹对于自由主义观点的批判与卡尔在《20年危机》中的批判无甚区别，即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经济和谐论、边沁功利主义的利益自然和谐论到康德的民主和平论进行反驳。与卡尔不同的是，华尔兹不仅加入了对穆勒的批判，还以穆勒思想的变迁为例，证明了自由主义者同样得出了国家/政府对于个体限制的必要性结论（但目的是为了维系自由社会），从而引向了国际社会应当有无权威的话题。

对于实现国内政治变革，以谋求人类和平的途径方面，自由主义者们又分化为了以康德、科布登和布莱特为代表的不干涉主义，和以潘恩、马志尼和威尔逊为代表的干涉主义。前者设想的是国家自我趋于完善以至于康德所设想的世界政府是没有强制性权威的，国家都遵守普遍的道德戒令。后者则主张“好”的国家要率先垂范，必要时可以先发制人，采用武力攻击“坏”的国家。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消除国家“恶”的政治因素的方式乃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实现社会主义之时，即是国家消亡之日，也就无所谓战争。这其中隐含的逻辑是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自动和谐。但这一逻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国际的会议中陷入了尴尬处境。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践中转向了对祖国参战的拥护，宣传是正义的防御战争的同时，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作为战争替罪羊。此后，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转向了渐进性改革，并否认无产阶级间的利益和谐，列宁则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领导阶层的纯洁性问题。

第三种意象是“国际社会”的意象。华尔兹在从第二种意象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得出了在缺乏权威的状态下，利益不能自动和谐的结论。因此，在同样没有权威的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必然会有利益冲突而不能自动和谐。华尔兹首先用民族主义理论、权力的自我构建理论和“国际社会中的敌意”三种说法来论证国家何以被视为代表国内普遍意志的单元行为体。又借用卢梭的理论驳斥了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假设，而指出这是社会习得性的结果，人的冲突本质上是社会行为的冲突。因此，华尔兹认同卢梭并得出结论：只要国家存有维持生存以外的目标追求，就必然导致战争冲突，这是无政府的国际环境决定的，而与人是否理性、国家的“好坏”无关。但后两者因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最后，在对冲突必然性的思考中，华尔兹关注到了国家的行为策略实际上是受到其他国家行为策略的影响的，从而引入了博弈论的观点，并以关税、国际贸易和欧洲政治均势三个案例说明。此外，华尔兹并不认同所谓的核武器的“恐怖平衡”，而悲观地预测战争迟早来临。

二、 本书的哲学：乐观主义、悲观主义与理性主义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常常被视为国际关系学中最为主要的两大阵营。尽管本书从表面上看依然有鲜明的作者对于自由主义观点的批驳。但事实上华尔兹从广泛的政治学著作阅读中发现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更为根本的差别不在于对人性的界定，而是一种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的区分。

自由主义者用一种乐观心态认为人与国家的两个单元层次本质上都可以趋于完美，是不断进步的。不管是采用教育、舆论、改革的方式，还是采用干涉的方式。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激进主义思潮则更进一步，他们同样坚信历史进步论，只不过是采用革命的方式来加速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现实主义者则陷入了完全悲观的情绪，他们既不相信对人的任何改造，也不相信人会有自我进步的可能，国家政治的改革对于世界和平与否不是决定性的。现实主义者要求认清权力政治的现实和武力的必要性，并通过均势的方式来稳固和平。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实主义者极大可能是循环历史观的信奉者和经验主义者。

从华尔兹在第一种意象中对于行为科学家“和平主义方案”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旧式理性主义的反感。这种旧式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进步主义的乐观情绪和机械唯物论的产物，并在心理学、精神病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方法同社会科学的结合过程中膨胀起来了。这种旧式的理性主义天真地认为只要知道现象的根源，就可以“控制”乃至消灭原因。甚至只要经过科学地调查统计和严密分析，就可以通过设计一套完美无瑕的理论方案代替现有的社会秩序。

反讽的是，华尔兹对于博弈论的关注似乎表明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论者。但是博弈论却是典型的数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结果，并在此后不断发展，将行为策略数值化，以及衍生出各种博弈模式，而这是否又是华尔兹教授当初所设想的国际关系解释呢？

三、 华尔兹的写作方法及理论的创新之处

该书中华尔兹教授提及的学者数量多达几十位。华尔兹并不像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者通过对既往历史案例分析的方式来总结经验（摩根索），或者是像卡尔一样通过批判来得出结论（但二者也有相似之处）。而是以一种辩证视角，通过诠释学的方式:再表达自己观点之前，先介绍他所反对的学者们的观点，并通过梳理他们观点的变迁、或是缺陷与自相矛盾来起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然后再借用自己所支持的学者的观点与之比较，来达到解构传统理论的目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本书作为作者博士论文的修改版，大量的篇幅都是进行文献综诉，仅在每章篇末和结论部分提及的自己的意见，也未能构建一个新的系统的理论框架。但是华尔兹的创新之处在于，他通过梳理既往的学术史，发现了隐藏在政治学历史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线索，即对“人”、“国家”与“国际社会”意象的不同关注。从而为今后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层次分析法的视角，这无疑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如果说爱德华·卡尔给出的是研究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立场，汉斯·摩根索给出的是国际关系研究涉及的对象领域，那么肯尼兹·华尔兹给出的则是站在现实主义立场，观察研究国际关系的“眼睛”。

PS：据说后来华尔兹教授也被diss挺多的，果然，“黑人者，人必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