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是事先张扬的虚构
by 谷立立
1984年，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菲利普·罗斯把小说称为“扮演他人的艺术”。很多时候，他的人物代替他行使着作家的本分，而他自己则隐身在故事背后，伪装成“知名文学评论家”。那么自传呢，当然是另一种伪装了。好比参加假面舞会，“造出假的生平，假的历史，从我生活中真实的剧情里调制出半想象的生命”。似乎是对上述言论的回应，罗斯写了《事实：一个小说家的自传》（以下简称《事实》）。这意味着，当他提起笔来，一笔一画地描绘他的前半生，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拿起美颜相机，调用柔光、磨皮、美白等滤镜，把本该真实的自传弄得无比“梦幻”。毕竟，如纳博科夫所说，小说家的话并不可信，哪怕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如假包换的“事实”。
《事实》有一个首尾呼应的结构：开篇和结束分别是两封信，夹在当中的则是罗斯的“自传”。前一封信，由作家罗斯写给虚构人物内森·祖克曼（熟悉罗斯小说的读者不会不知道他是《祖克曼三部曲》的主角，也是罗斯的第二分身）。信中，罗斯袒露心声，告诉祖克曼，他厌倦了角色扮演，决定以文字破除神话，为自我祛魅。后一封信恰恰相反，是祖克曼写给罗斯的回信。他用文学评论家不容置疑的语气，对这份手稿进行文本分析，推翻罗斯的说法，告诉我们这是百分百的虚构。于是，就像在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两个罗斯一真一假、一前一后，开始了他们的隔空论战。
没有谁会知道，《事实》究竟是“真实的小说”，还是“虚构的自传”，除了罗斯本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到中年的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前半生。毫无疑问，《事实》是他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一次，罗斯带着普鲁斯特式的热情，重返生命的最初，回顾他被父母过度保护的童年、过度自由的大学时代，以及让他深受重创的婚姻。故事开始于1944年。彼时，罗斯年仅11岁，对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太多认识。这本该是父子和谐、感情深厚的年龄。可偏偏，他与父亲并不融洽，“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却有同样的不耐烦和任性，相互碰撞，徒增紧张”。
恰逢此时，父亲患病入院。年幼的罗斯第一次知道了“死亡”的确切含意，终于明白父亲早已不再是必须用尽全力去抗衡的庞然大物：突如其来的腹膜炎让他迅速衰弱，他鼓起的肱二头肌渐渐萎缩，道德约束似乎也派不上用场，“他皱缩的脸庞简直就是我们老祖母的拷贝”。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中，年幼的罗斯要开始他的成长。他还记得父亲给他讲过五个叔叔的坎坷人生：破产、疾病、亲家争执、婚姻纠纷、不良贷款、子女麻烦……就像最初的文学启蒙，他从父亲口中找到了未来的自己，以及日后那些让他享誉盛名的小说的影子。
“他（罗斯的父亲）的知识的表达形式就是叙事，但他的叙事内容从不丰富：家庭、家庭、家庭，纽瓦克、纽瓦克、纽瓦克，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有点像我自己的叙事。”说起来，罗斯的“叙事内容”的确算不上丰富。他出身于纽瓦克犹太社区，毕生所写都离不开纽瓦克的疆界。《事实》里有一章名为《安全的家园》，写的正是纽瓦克的旧事。显然，纽瓦克并不“安全”。这里是他“不可侵犯的家园”，这里也是歧视的孵化器。为了保住饭碗，父亲邀请犹太上司到家里做客。多年以后，罗斯还记得当年的情景，只是回忆起来多少有些走样。一家大小收拾得整整齐齐，不仅从壁橱里翻出了绿色毛毡，还在餐厅里挂上了卢浮宫油画的复制品。
父亲称呼上司为“老板”，毕恭毕敬地询问他是否需要一份饮料。如此殷勤款待，总是让年幼的罗斯感觉不适：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坐在自家的客厅，还是在陌生人家做客。一时之间，虚幻、疑惑接踵而至，竟不知道“我”究竟是“我”，还是某个不知姓名的替代者。当然，歧视并不仅仅针对成年人，孩子之间的敌视更让人难以忍受。常常为了自保，男孩菲利浦不得不变身为现实里的阿甘，时刻准备着迈开双腿，转身就跑，“我在黑暗中飞奔到最近的围墙，悬空跳下约六英尺，在霍布森街上落地，继续前进，穿越小巷、车库、后院篱笆，最后抵达家门，花了不到五分钟”。
成年后的罗斯当然很清楚，父母所谓的体面，不过是“一块用来保护自己的盾牌”。而他自己，则更愿意洗去身上那点“淡淡的外国残余”，做一个地道纯粹的“美国小孩”。但直到大二那年，罗斯离开当地大学，转学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克内尔大学，这个愿望才有了实现的可能。那时，他编辑杂志、创作小说、与非犹太裔的女子交往，“亲自体味美国现实与犹太小镇的差异”，进而找到了自己的学习对象。于是暗暗立下宏愿，要成为学识渊博的英语教授，或是“书好不赚钱”的严肃作家，“我会是一个穷光蛋，却是纯正无瑕的”。
只是，穷光蛋也好，纯正无瑕也罢，到最后都成了浪漫的想象。至少，罗斯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新生。其后，在芝加哥求学、任教期间，他结识了育有两个孩子的乔西（她的真名是玛格丽特）。书中，罗斯把这段经历比作一出黑色电影。他自称“天生喜好戏剧性的比照”，熟悉并精于“自我解嘲和喜剧夸张”。在与乔西相处的每一天，他都试着“扮演一名完美的犹太骑士”。不得不说，他还是太理想了。因为比起“狡谲的小镇女子的小心思”，再多的喜剧夸张、再谦恭的骑士精神，都是徒劳无用的。相反，为了逼他结婚，乔西花了两美元从黑人孕妇手中购买尿样，谎称她怀了孕。
这里不难读出罗斯的自嘲。文学教授的专业素养告诉他，现实往往比小说更为荒诞。此时此刻，除了用“反生活”来描述这一切，似乎也没有更好的词语了。“它使我在大学里学到的关于虚构可能性的传统概念，以及我吸收的关于均衡、间接、得体的詹姆斯式优雅，统统变成了绝对的荒诞”。如罗斯所说，《事实》就像一部时间机器，它穿越时间的阻隔，带他回到少不经事的从前，换一种姿态看待记忆里如烟的往事：如果生活注定是一种事先张扬的虚构，那为何不干脆放下冷静，静静等待一部虚构自传的诞生？因为虚构，恰恰是他身为小说家的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