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杀人工具”到“人”，斯塔申斯基能完成这个转变吗？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说时，公开攻击苏联“扩张”，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侵略”。这就是著名的“铁幕”演说。也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冷战”的开始。

1990年6月，当时的民主德国政府正式决定拆除始建于1961年8月13日、全长155公里的柏林墙。4个月后，两德实现了和平统一。作为一座最初是以铁丝网和砖石为材料的边防围墙，后期加固为由瞭望塔、混凝土墙、开放地带以及反车辆壕沟组成的边防设施，柏林墙既是德国分裂的象征，也是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所以柏林墙的倒塌意义深远。

40多年的东西方对立，柏林都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是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以及“北约”军事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以及“华约”组织对抗的最前沿。这一对抗既有局部某种形式的“热战”，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冷战”，特别是表现为间谍刺探情报、暗杀盛行。这一切，构成了《毒枪手》其中人物和事件的时代背景。

斯塔申斯基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只是当时苏联“克格勃”组织的成员之一。他从一名不起眼的苏联平民成长为擅长暗杀的“克格勃”特工，再到后来的叛逃西方，这一切犹如小说般跌宕起伏的经历，是比小说还要曲折反复的一个过程。把这一过程呈现出来，则是沙希利·浦洛基通过对主人公的法庭证词、中情局解密文件等其他档案进行深入研究及对相关地点进行走访后的成果。基于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基于作者的美籍乌克兰裔不可更改的立场，作者在《毒枪手》中对冷战早期的克格勃特工心理、情感变迁以及故事的整体风貌的呈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大概，这也是本书能够成为一本反映“冷战”那个特殊时期佳作的原因之一。

乌克兰在当时的苏联的种种关系，成为了斯塔申斯基从一名普通的乌克兰学生到“克格勃”特工的必要前提。这一过程中身不由己又势在必然的关系，再加上后来对爱情、婚姻的向往，再加上其要执行暗杀生涯中的种种动摇、反思，又促使斯塔申斯基最终决定叛逃苏联，与自己的过去永远告别。虽然并非小说，整个过程却比小说所能带来的震撼更加让人震撼与深思。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看起来显得是那么无助与微不足道！

当然，不难看得出来，在东西方对立、冷战的大背景下，克格勃对斯塔申斯基的使用固然存在反人性、不人道的一方面，却也并非毫无道理，不过是各为其主罢了。而在指责西德法庭审判斯塔申斯基、指责他犯罪的庭审记录中，所折射的，又何尝不是西方资本主义，以及美国中情局等与苏联克格勃组织之间半斤八两的对等行为呢？！

1969年，斯塔申斯基被提前释放，此后销声匿迹——但不难看到，更多的“斯塔申斯基”、更多的悲剧还在上演！虽然当时参与到“冷战”游戏的各方都宣称自己是正义的，但是否是正义，却只能由历史来判断，而不是单方面的说辞。而且，斯塔申斯基是否真的就从此“销声匿迹”、痛改前非，也还真的很难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的命运很多时候并不由他自己来掌握！可以！说，固然有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说；但人不在江湖，却也同样有可能是“身不由己”！斯塔申斯基之前不过就是一个“杀人工具”罢了，他想成为一个普通的“人”，这个目标在那个时代、对于具体的他来说，显然还是有相当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