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孕育资本主义——《理性的胜利》

马克斯·韦伯曾经认为西方文明世界的资本主义诞生于新教伦理，尤其是受到加尔文宗派与清教徒的影响。这一观点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社会学领域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很遗憾的是，对中世纪研究深入挖掘的最新成果却不能支撑韦伯的这一观点。这些相关研究的论证与洞见相继出版，《理性的胜利》就是其中一本非常卓越的著作。作者是美国贝勒大学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罗德尼·斯达克，他是著名的宗教社会学者，开创了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例如宗教的自由竞争、宗教经济学、宗教的理性选择理论等。

中世纪的欧洲，在塞纳河、加伦河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水力磨粉机；弗兰德低地有着成千上万只风车在日夜开垦土地；中世纪人发明了铁制的马掌，让马匹可以刨地刨得更深；一种重型犁被发明出来，不仅能挖动较深的犁沟，还能把切掉的草皮彻底翻转过来；中世纪人掌握了相当高的农业自然知识，经验丰富，在欧洲大规模地采用三区轮作制。除了粮食和庄稼，渔业也很发达，而且修道院特别热衷于养鱼，尤其西多会。一些修道院随着农产技术的进步，在满足了自身需求后还能向当地所有人供应粮食与鲜鱼，修道院参与买卖，成为了市场的主体。

农业生产上这些不可思议的发明与改良，增加了产量，也有力地推动了市镇和城市的形成。意大利北部几个自治的城镇集中了大量手工艺人。壁炉、玻璃、眼镜、时钟......随即被发明了出来，迅速传播。你可以想象一下，罗马的农夫在简陋的屋子里不得不忍受缝隙吹进来的雨雪风寒，而中世纪的农夫却因粮食与水产供应充足吃得很好，冬天在有壁炉、有玻璃的屋子里不必担心乌烟瘴气，反而更加保暖了。这是截然不同于罗马时代的田园生活，更舒适、更便利、物质更丰富，人们生活得井然有序。这幅中世纪景象大大颠覆了我们原本以为的印象——黑暗潮湿、劳作技术低级而几乎颗粒无收、到处是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肮脏农舍里的穷人。

如果你是一个站在中世纪时代的人，你也许会觉得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多么地幸福。这就好比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普通人所过的生活水准远远高于过去专制王朝里的皇帝。如果要追问对于人类而言，究竟是什么在推动人类的文明生活往更高的水平发展？我认为科学进步与资本主义是毫无疑问的首要原因。而这两个因素都诞生于西方，世界其他地区从未产生过系统化的科学进步与较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本书作者罗德尼·斯达克为我们找到了有力的证据能够证实中世纪的真实面貌，同时这些证据也驳斥了韦伯的结论。中世纪农业的大发展、自治城镇演化带来的商业文明，正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换言之，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在中世纪出现，在12世纪左右的意大利北部城镇发展显赫，那时尚未出现宗教改革。注重产权保护、尊重参与市场的个体权利，拥有商业契约精神、执行行会与相应的商业规范是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这种制度被传播至尼德兰、弗兰德等地，最后影响至英国。这条传播的路线可以通过对羊毛呢绒纺织产业与银行的起源研究而追踪获得。羊毛业、纺织业的兴起得益于意大利人，把这些产业带到尼德兰、弗兰德的也是意大利人。在中世纪欧洲，庞大的国际性贸易网络是意大利人组建的，确切地说就是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这些著名的自治城邦。为了满足于国际性贸易并提高其货币交易的效率，银行产生了，汇票、会计准则、保险、放贷、贸易会、交易所等一系列的金融机构、金融事务应运而生。发明这些商业准则的正是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资本主义的萌芽可谓是整个天主教西方教会伴随其中，本书清晰地展现了资本主义与基督宗教信仰的内在关联性。那么，天主教教义是如何允许放贷、使利息合法化的呢？

众多读者也许知道，三大一神教都曾禁止过放高利贷，对收取利息认为是非法的，不道德的，有违教义。圣经常常谴责贪婪和贪财。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早期教父圣奥斯定可能是我们所知的最早一个指出价格本质的人。这位卓越的教父认为，价格反映的不仅是卖家的成本，还有买家对所售物品的欲望。这一洞见已经相当接近经济学的主观价值论——即认为价格反映的是买家对这一物品的需求，也就是这一物品为买家来说的价值。

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善于发明和改良农业技术，扩大生产后有大量剩余的农产品可以销售给庄园周围的居民。这就导致了现金经济的出现，最早采用货币和现金的是卢卡的僧侣，从九世纪晚期开始大量交易不再是以物易物，而是用货币兑换。尽管仁慈与爱德是修道人应有的信仰行动，但是修道院的管理者也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捐献给穷人，他们倾向于按照成本价来销售产品。销售农产品的利润被用来再次投入到产出，随着收入不断增长，修道院变得富足，也会借钱给当地因挥霍无度而陷入困境的贵族。教会的大庄园、修道院彼此之间授予信用，一些主教也会如此，向外放债变得越来越频繁。据考证，13世纪的修道院贷款通常需要抵押物，借款人把土地作为抵押，贷款人在债务期限内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收入，这笔收入是不能在总额中扣减的。如果说这就是一种支付利息的形式，那么这种较为隐晦的形式背后早已有人开始认真思考利息的伦理。尽管当时大修道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考虑到市场能承受什么利率，就按什么利率放债，但他们仍然被一些保守派的教士指责为贪婪之徒。13世纪的大阿尔伯特提出“公平价格”的概念，就是指购买者只要不是被强制的情况下愿意支付的价格就是公平价格。教会的圣师阿奎纳对于市场的尊重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有人问阿奎纳，一个商人把粮食运到了一个遭受饥荒的国度，他知道别的商人很快就会运来大批粮食。如果他按当天的天价卖粮食是否有罪？他是否应该告诉人们很快就有大批粮食运抵，让价格下跌？阿奎纳的结论是，这个商人可以保持沉默，按天价卖粮，他仍然不失为是有良心的。阿奎纳同时代的经院哲学家、教会法学者找到了许多不能把利息算作高利贷的例子。例如，贷款人由于借钱给了别人而自己放弃了其他的投资机会，那么贷款人获得补偿也是正当的，按照这个精神，赊账也该支付利息；例如，银行应当取决于“风险”的评估来收取利息才是合法的。这类洞见还有许多，当时连第一流的基督教神学家也纷纷就新兴的资本主义展开了充分的辩论。相关的主题围绕着利润、产权、信用、借贷，等等。他们讨论出来的结论往往是将资本主义的要素合法化，使得资本主义最终摆脱了教会保守派的信仰桎梏，毋庸担心道德谴责。要知道，这些神学家毕竟是与俗世生活相隔离的，正是大修道院积极参与自由市场，神学家们才开始重新考虑商业的论理性。

相较于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可能是最不强调进行严格的文本解读的宗教。宗教改革之前，整个基督教世界对于圣经的解读不是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的，如果以为这样就得非理性地诠释圣经，那么你错了。中世纪致力于用理性去推断天主的启示和意志，运用理性去窥探万物的本质，用哲学的工具建构起神学体系。新约不是耶稣亲自写下的语录，这就预示着基督教神学必然要经过理性推理和演绎，圣经启示要求每个时代都有相适应的理解力。罗德尼·斯达克说，真正的科学只产生了一次，那就是在欧洲。基督徒发展科学是因为他们相信对天主创造的自然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接近天主的本质。

基督教的教义使人明白，人类拥有自我意志，人有能力决定自己的行为并为此负责。这恐怕是世界上最为理性的宗教内涵了。人是天主的肖像，通过对这条启示的理性推理，人的生命之神圣不可侵犯、人的财产权、人的权利和自由、人的道德义务皆成为基督教所捍卫的真理。只有基督教才认真严肃地持续关注人的责任、人的权利。只有基督教信仰带来了“自由”二子真正的涵义，给予人本身具有的尊严。而这些基督教信仰的理念正是促成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它们也将在未来的时代中引领人类走向光明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