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歹土”小史：“淘金”外侨逐梦上海滩
“上海易使人怀旧。”在《恶魔之城》的前言，保罗·法兰奇说道。
怀旧是作为“对于我们失去的历史性，以及我们生活过正在经验的历史的可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一个征状。”唐诺说这句话，不是面向上海，说的是怀旧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所具有的建构特性。不过，这句话显然也适用于上海。
保罗·法兰奇曾经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身为英国历史作家，当他漫步上海街头，他的心头一定充满怀旧的思绪。这座曾被殖民的都市地下世界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近年来，上海近现代史越来越受到中西方学者的关注，可是，有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全盛时期的记忆，鲜少有人注意上海外侨社会的阴暗面。然而，这些流浪者、穷困的流亡者、陷于困难的难民、游手好闲的临时过客、被淘汰的投机者和男女骗子的故事却深深地吸引了法兰奇。
怀旧，是营造的契机。于是，有了《恶魔之城：日本侵华时期的上海地下世界》这部历史作品。
1. 歹土，上海滩的堕落乐园
租界，是这段历史主要的发生地，或者说，这个故事只能在这样的空间里展开。
近代上海城市形成的格局相当奇特。明清之时，上海的中心为上海县城，范围在今南市区北部。1843年，上海开埠。1845年，中英签订《土地章程》，允许英国人设立租界。英租界、美租界（后英、美租界合并）、法租界以及华界（以上海县城为中心）各自为政。
根据马学强、宋钻友著《上海史话》的描述，在租界内，外国人开工厂，设银行，建教堂，办学校，出报刊，看戏、赛马、赌博……几乎像在自己国内一样生活。这里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警务权、司法权，巡捕、监狱、法庭也一应俱全。中国政府的权力难以鞭及这块中国的土地，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可想而知，这样的上海就代表着神秘、冒险和各种可能的机遇。到上海去，对于那些在自己家乡混得不尽如意的西方人来说，也是解决困境的方法之一。开埠伊始，定居上海的外国人并不多，1844年在上海的外国侨民仅几十人，到1846年也只有百余人。此后的大部分年份里，上海的外籍人士占比大致都不到3%。但是，这些外侨对于上海城市化的影响很大。在开埠之后的数十年，到了本书所处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早已成为国际大都市，容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人，从外交家、资本家到流浪汉、妓女，应有尽有。他们就是《恶魔之城》的主角与配角。
这些人生活在租界，租界的氛围熏染着每个进入者的灵魂。活动在其间的人，就像纵横坐标轴上的点，交杂错乱，从不同角度牵连，定位了租界的历史空间。城市的沧桑巨变，时间的斗转星移，人事的悲欢离合，纷纷投射到诸如十里洋场、舞厅饭店、官府衙门、民舍弄堂、勾栏瓦舍之间，战争、灾难、拆迁、建设等带来的城市命运的改变，与个人的生存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造了建基于地理学意义之上的可供怀旧、可供想象的城市叙事空间。
保罗·法兰奇把这个空间称为“歹土”。他的另一部作品《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讲述了发生在北平“恶土”区域的一桩案件。“恶土”就是当时北平外侨活跃的一个“城中国”，法兰奇形容它像一朵盛放的邪恶之花。那么，面积更大的、在名义上更加顺理成章的“歹土”，肯定也处处遍布恶之花，它所发生的故事，绝不会输于“恶土”这块堕落乐园。
2. 是成王，还是败寇；是历史，也是虚构
海登·怀特说：“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怀特认为，没有叙事便不成为历史，因为只有通过叙事，一连串的事件才可以转化为一个序列，划分为时间，以一个过程来表现，也就是说，历史叙事难以避免地带有书写者的主观看法，文学风格事实上重构了人们的文化记忆。
保罗·法兰奇的撰史方法就是海登·怀特式的。法兰奇说，《恶魔之城》取材于真人真事，是他从目击者和参与者的口中，以及当时的媒体报道中能得出的最接近事实的推测成果。但是，法兰奇声明，这些口述未必全然真实，大概率经过粉饰，那些记录也称不上完整详细，他无意于作学院派的阐析，他只想在尽最大努力遵循史实的基础上，努力勾勒一个故事。
如果说《午夜北平》仿佛一部悬念迭起的推理小说，那么，《恶魔之城》就像是跌宕起伏的好莱坞老电影。
这部电影是“双男主”的，一个是“衣冠楚楚的乔”，另一个是“幸运的杰克”。《午夜北平》里提到过，白俄女子组成的舒拉歌舞团在上海巡演时，与当地最有名的外国舞蹈团“百乐门宝贝”同台献艺，后者的舞蹈指导就是有名的乔·法伦，乔是从维也纳的犹太人贫民窟来上海淘金的，他还经营着一家赌博俱乐部。杰克·拉莱同样也是改名换姓者，一个前美国海军士兵，被通缉的越狱犯，在沪北贫民窟起家，起初是保镖，后来成为上海的“老虎机之王”，控制了城里的每一台老虎机。两人从对手成为搭档，共同分享“歹土”之王的宝座。
“这个故事讲述了他们作为上海外侨的地下世界的一员，向权力顶峰攀爬的经过，也讲述了他们垮台的始末，展现了他们走向毁灭时身后留下的足迹。”这个故事透着喧哗热闹的老歌舞片气质，其中有许多穿着暴露、扬着裙摆的摩登金发女郎，最有名的几位，比如内莉·法伦、拉瑞莎·安德森，都是当年上海滩屡见报端、备受追捧的明星，她们与男主角的情感纠葛也略近于俗套的好莱坞爱情片，既有浪漫的互相吸引，也有温馨的互相陪伴，继而伴随出轨、嫉妒、愤怒和争吵。此外，配角还有其他帮派人士，一位笨拙的美国侦探，卷入其中的海军陆战队的毒品走私调查，还有西方人视角里形象显得刻板扁平的中国名人和上海士绅。
人物到位，灯光照亮，字幕缓缓打出：1941年2月15日。上海“歹土”，大西路，法伦夜总会。这是《恶魔之城》戏剧化的起笔，“幸运的杰克”在逃亡，他钻进了赌场和歌舞厅的人群，身后跟着追逐的一堆警察。枪声、尖叫和混乱的人群……这个时间点，上海已经沦陷，租界治安由日本人维持，对于居住上海的美国人、犹太人，日本的态度从起初的尚且友好变成了日趋紧张的敌对关系，以后视之明，我们知道，“珍珠港事件”将在年末发生。
《恶魔之城》就是讲述“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乔和杰克所经历的这座城市的垂死岁月，他们在个人意义上的疯狂的梦想、最后的荣光，也将与“歹土”一起粉碎，一起陨灭。
3.“我的舞蹈，被人誉为异国之舞”
从表象来看，《恶魔之城》就是这么一个庸常的痞子英雄的传奇。但是，由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特殊性，这些人物的命运深深地镶嵌在了城市发展的历程之中，他们的功利性价值诉求也成为了形塑城市精神的一种力量。
近代上海的崛起有着复杂的发展过程。作家余秋雨认为，“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确实，很少有城市能够像上海那样大方敞开，为四面八方的人们提供梦想和逃避之所。这个城市的世界主义特征持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要到很久以后，再过那么几十年，它的断裂才有了弥补的机会。所以，“歹土”王国的覆亡，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代表着一种历史性、一种可能的历史性的失去。
上海由一个小县城迅速地成长为海纳百川的国际都市，它的城市化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并且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歹土”是冒险家的乐园，乔和杰克等人在生命欲望的游走中前赴后继，他们的欲念最终在城市的倾颓之中全线溃退。譬如“百乐门宝贝”这类称呼以及歌舞女郎受到的欢迎程度，暗含着“罪与美”的都市时尚的双重模态。这些具有符号性质的词语，显露城市空间的先锋性、扩散性，同时，其中饱含浓郁的肉身化色彩，将精神性的追求搁置，引向眼花缭乱的虚情假景，现实和想象、真实和虚构蔚为壮观地交融一体。
保罗·法兰奇重新挖掘这座城市被遮蔽、被遗忘的历史，寻找藏在往昔云烟里深具表征意义的个体及其细节，加以文学性的重构。他的历史书写，不仅观照地上景观和人生世相，还潜入到地下搜寻着光怪陆离的现代化演变带来的新奇意味，呈现当代文化所理解的大都市的后现代生态环境的过去与未来。
本书后记叙写了诸多人物的去向，其中，那位上海夜总会红极一时的歌舞女郎拉瑞莎后来成了一名诗人，她在一首诗里写道：
我为三教九流的外侨跳舞，
在剧场、俱乐部和卡巴莱舞厅。
我的舞蹈被人誉为
异国之舞。
近代上海，作为一个超越性的他城，或许也在一直跳着“异国之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