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虚无主义的超越——斯多噶与新教之后的第三种尝试

真是第一流的思想文献，读起来真是太爽了。从古代到现代梳理得非常清晰，对存在的分析非常的辩证。之前听说蒂利希受祁克果和萨特影响很大，但读了之后我认为二人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现代虚无主义（无意义）和存在主义（焦虑、绝望）的处境图景，一个思想的基调，但他实际正是试图超越这种现代虚无主义乃至二人的解答（实际并不是解决而更类似一种高调的呐喊，一种姿态罢了，尤其萨特）。他试图超越的努力所借助的思考资源和方式实际上受海德格尔影响很大:超越主体—客体，作为一切存在者根基的是非对象化的存在，将超越无意义的焦虑的希望放在（肯认为）存在本身的力量。一言以蔽之，“危机处蕴含着拯救”（荷尔德林）。他提出的“超越上帝的上帝”也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当然他认为前者超越了后者）。

但很奇怪的是，他却肯定早期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而对后期海德格尔颇不以为然，认为是一种“神秘主义”。蒂利希在最后一章划分的三种“人与存在根基”的关系:神秘主义，新教的神—人交往和他提出的超越统一了前两者的“绝对信仰”，也是把神秘主义视为最不究竟的一种样态，并且认为东方神秘主义并不能对治西方的存在主义危机。这点倒是很符合后期海德格尔“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自己的问题只能自己解决的思想。我也完全赞同这点，因为这无关什么文明或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是历史的逻辑使然。就像一个人A为某事情很烦闷，他的朋友B来劝他，觉得这根本不是事嘛，讲了番道理，但是A并不就此完全释然，而有赖于他自己的想通。从这一点说，京都学派如西谷启治试图以大乘佛学超克西方现代的虚无主义（尼采）或港台新儒家试图以中国哲学超克康德，都是鸡同鸭讲，只是自我树立了自信而已，就像B虽然没安慰成功A，但自我感觉不错，通过比较幸福感提高了“我没有他这问题和烦恼“。

但是我认为蒂利希对东方神秘主义的理解还是有很大局限性，主要是基于印度教的梵我合一，因为他完全没有提及佛教更无论是中国的道家禅宗或理学。这种神秘主义一向被佛教斥为“外道“，是一种典型的同一性形而上学，当然中观学还有中国佛教如华严、禅宗乃至老庄更无论理学都有着程度不一的同一性形而上学的嫌疑乃至“实锤“（中观学、天台宗和庄子可能是嫌疑最少的）但仍然蕴含有一种傅伟勋“超越的形而上学“的诠释可能:即对于“本体“或“终极实在“最终是一无可言、言亡虑绝的，这种吊诡消除了一切形而上学的建立和争论。这就通向了蒂利希的“绝对信仰“和“超越上帝的上帝“。蒂利希认为神秘主义和“绝对信仰”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指出具体的存在物和信念的虚无和无意义（因为前者没有经历西方近现代的虚无主义阶段），而只是在最终状态上与“绝对信仰”相似，但是佛教不正是“一切法空”、破人法二执，指出一切都是假名而无自性吗？这也是美国80年代以后产生佛教的后现代诠释的原因。

话题扯得有点远。大概言之，蒂利希是区分了三种焦虑（死亡、谴责、无意义），分别对应了三个历史时期（古代末期、中世纪末期、近代末期）和三种作为解决方案的勇气（斯多噶主义、新教和他自己基于海德格尔和萨特提出的“绝对信仰“）。这个架构非常清晰和宏大，充满了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叙事的味道，书中他对黑格尔也是有欣赏的。他自己的方案实际就是在吸纳了新教后的斯多噶的回响（我发现他阐释的斯多噶还真是和儒家非常像呢），或者说对二者的扬弃。虽然坦白说我认为他的方案并没能真正超越二者而出现新的真正创造性的东西，虚无主义仍然是当代西方乃至中国（尤其年轻人）最大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