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事实、讲道理、论是非

王小波说，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情也就遇不到。苏力老师应该是对此深以为然的，全书都在摆事实，讲道理，断是非。 架势拉的实在很大，也就九个案例，讲了四十多万字，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给你说清楚，分析起来认真到此 ，行文当中脚注恨不得比主文还多，严格贯彻以事实为准绳。 一、摆事实第一 序言中提到，不关注真实世界的麻烦事，就提不出真正有意义的新问题。纠纷既然能起诉到法院，一般自然就比较麻烦，麻烦在哪里？ 麻烦在于很多人，包括专业的法律人，习惯于按照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事实进行剪裁，然后借此得出一个看似政治正确的结论，而没有深究背后的事实细节。 法律人的训练中，模拟法庭的胜方从来都是因为其出色的辩论，这容易产生误导，以为诉讼输赢关键在于辩论和表达。但真实判决书中最重要的输入，其实是案件的基本事实，及其中透出来的是非对错。 尊重全案事实，方得可以进行后续的分析。真正触动我们、令我们反思的其实是一些具体事实，而不是把这些事实贴上天理或者人权的标签。 如张扣扣案律师的辩护词，完全故意漠视与案件有关的基本事实，以传闻代替说理，以华而不实的修辞蛊惑不了解案情的公众，没把事实、把法官当回事，只想放到网上感动网民。 如当黄碟遭遇陕北，一种被部分法律人阉割了的教条化的自由主义，使得对法律事实和重要细节缺乏足够的敏感与分析，而太于着急表达出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正确。 真正负责人的法律人，一定是那些高度关注各类事实，努力理清背后的意味，听取各方诉求，坦然做出自认为最佳选择的人。他们更在意的从来都是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 二、讲道理第二 既然是要讲道理，态度首先要放平和，不能一上来就抨击现有的法律制度。对法律产生质疑时，首先应假定立法者至少和我们一样善良和聪明。 如重大手术的患者家属签字制度，谈个人自由和法律责任，在医疗手术法律上，为什么我们采取了与美国截然相反、不一定更正确却仍然有道理的做法？我们是否对自己国情、民情有足够的体察和深刻的体会？ 如对家长动手打了孩子的干涉上，如睫毛掉入眼中，由于相关各方之间关系的复杂、微妙和特殊，家庭纠纷通常不适合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的介入。法律的介入应慎之又慎，这就好比想用钳子夹出眼里的睫毛，或许眼珠子出来了，却还没有夹到那根睫毛。 传统中国不知道有未成年人及其保护，不是因为中国人文化落后，而是当时中国社会从功能上不需要未成年人这个分类。 就法学而言，所有的新知与发现都只能来自经验，而不会是概念或者理论本身，不关注具体事实，只来一句“未成年人的权利不容侵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又，谁的权利可以侵犯？ 罪责自负和秧及效果，你可以用信念判断对错，但信念却不是判断对错的标准。 司法官的担当，就是要承担起当事人有时有合理理由想推卸的责任，就是要对事实、对法律运作的生活世界的敏感与关心。司法更多的是一种职业技能，如果它还有存在的理由，它就必须回应社会实践的需求。 三、论是非第三 与科学不同，法律更多反映或回应民意，却不追求真理，因为法律很难说真理，行车靠左或靠右哪个是真理？大家都选择了共同的一个而已。 隐私侵权的法理思考，法律的难题从来也不是确定某种利益是否需要保护，而是与之有冲突的利益需要保护时，该如何平衡冲突、纠结的利益保护。 隐私与自由的权衡中，符合人性的应予以足够理解，却未必值得尊重甚至追捧。如同许多人喜欢赌博但是无法正当化赌博一样，强权（人多）并不导致正当（应当）。 然后就此提出一种隐私权的法理重构思路：应从隐私信息是否涉及他人实在重大利益来划分和确认隐私权保护。关键区分：这里有你什么事？ 民意与难办的案子，法律职业的宿命就是与法条主义不许离异的包办婚姻。法者，事最适者也。一种做法越是广泛且长期实践，就越可能有道理。 所有时代的法律和社会规范都要求并激励人们对自身行为负责，这是法治得以实现的真正基础。 四、最后 教条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没认真听人表达，只是要求人们信仰法律，而不是理解法律。但是，路标本身不指引人前行，人选择的目标才会。 用贝卡利亚二十六岁、涉世不深时的矫情写的书论证废除死刑的合理性？过脑了吗？走心了吗？苏力老师的文字，就是这样的，走心。 读着苏力老师这些摆、讲、断，可以感觉到那种意气风发，挥斥方遒。 如本书开头引用余秀华的诗：但是我一直没有被迷惑，从来没有，如同河流，在最深的夜里也知道明天的去向。 一个画面缓缓升起：夜，夹着烟，眯着双眼，背后是从电脑中传出的各类新闻播报，眼前是一片黑幕之上无尽绚烂的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