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物和观念的双重否定

布朗肖的工作不是一个连贯的、包罗万象的“理论”，因为它是一个建立在悖论和不可能性基础上的工作。贯穿他所有作品的主线是对“文学问题”的不断参与，同时对写作中极其奇怪的经历进行设定和审问。对布朗肖来说，“当文学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文学就开始了”(文学和死亡的权利)。 布朗肖借鉴了象征主义诗人斯特凡·马拉美的作品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消极面，将自己的文学语言定义为反现实主义的，不同于日常经验的。“我说的是花，”马拉美在《危机中的诗歌》（Poetry in Crisis）中写道，“在遗忘之外，我的声音把任何形状都降格了，只要它不是花萼，它就会在音乐上出现，就像每一束花束中都没有的那个想法。” 在日常语言使用中，词语是思想的载体。“花”这个词是指世界上的花。毫无疑问，用这种方式阅读文学是可能的，但是文学不仅仅是语言的日常使用。因为在文学作品中，“花”不仅仅意味着花，还意味着许多东西，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这个词独立于它所代表的意义。这种在日常语言使用中被忽略的独立性，是语言核心的消极性。这个词的意思是因为它否定了事物的物理现实。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这个想法。想法的存在弥补了事物的缺失。语言的日常使用是为了利用这一思想，而文学仍然着迷的是，事物的物理物质性的缺失，从它的存在中消失。因此，文学语言是对事物和观念的双重否定。正是在这个空间里，文学成为可能，在那里，文字呈现出一种奇怪而神秘的现实，在那里，意义和指称也保持着暗示性和模糊性。 布朗肖最著名的小说作品是《黑暗托马》(Thomas l ' Mundum)，一部令人不安的小说(《黑暗托马》不是对一个事件的叙述，而是事件本身，对那个事件的处理方式，那个事件发生的地方》)。他的核心理论著作是《文学与死亡的权利》(《俄耳甫斯的凝视》)、《文学的空间》、《无限的对话》和《灾难的书写》。 布朗肖在哲学家的死亡问题上与海德格尔进行了接触，展示了文学和死亡是如何作为匿名的被动性而被体验的，布朗肖将这种体验称为“中性的”。与海德格尔不同，布朗肖拒绝与死亡建立真正关系的可能性，因为他拒绝死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个人的死亡体验。因此，他完全拒绝理解和“恰当地”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这也与列维纳斯的观点产生了共鸣。布朗肖颠覆了海德格尔关于死亡是此在的“绝对不可能的可能性”的观点，而是将死亡视为“一切可能性的不可能”。 布朗肖还大量借鉴了弗朗兹·卡夫卡的作品，他的虚构作品(像他的理论作品一样)是通过与卡夫卡的作品的接触而实现的。 布朗肖的作品也深受他的朋友乔治·巴塔耶和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的影响。布朗肖的后期作品尤其受到列维纳斯伦理学和对他人的责任问题的影响。另一方面，布朗肖自己的文学作品，如著名的《黑暗托马》，极大地影响了列维纳斯和巴塔耶的观点，即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可能会因为文字的使用而变得模糊不清(从而使你自动感知的一切都像文字一样抽象)。保罗·策兰和斯特凡·马拉美的作品说明了这种对“真实”现实的探索。 布朗肖的主要传记是克里斯托夫·拜登的一部知识分子传记：莫里斯·布朗肖，《看不见的伙伴》（Maurice Blanchot, partenaire invi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