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之知”的智慧
书读过很久了，放在架上一直未还，倒不是觉得自己应该拥有这样一本书，而是那些散乱的念头需要整理一下，至少对于初次接触和如此一本书是值得的。
凯瑞丰向德尔斐的阿波罗询问苏格拉底的智慧，女祭司皮提亚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这是一个谜，需要苏格拉底自己去揭开谜底。于是苏格拉底考察了城邦中的政治家、诗人和工匠（没有考察城邦外来的智者），这些人虽然在某方面知道很多，但却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强不知以为知，于是苏格拉底理解了神谕的意思：只有苏格拉底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然而神谕的传达并不止于无知之知的自知之明，而是一种以无知为智慧的勇气。苏格拉底开创了自己独特的否定性求知方法，并不肯定什么是知识，而只是不断的否定各种伪知识。苏格拉底与青年交谈，提醒他们不要丢弃德行，督促雅典人关心自己的灵魂，自比为一只惹人厌烦的牛虻。苏格拉底虽然谦虚地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他在没有超出“无知之知”的范围内认为德行是比金钱和名誉更好的生活，苏格拉底要人们认识自己，“关心自己，而不是自己的；关心城邦，而不是城邦的”。被他称之为助产术的外界激发转化为积极的内在自省，这是一种非常自我的审察和约束，任何人只能对自己的灵魂负责。甚至连同于苏格拉底的守护精灵并非是外在的神谕，而是一种内在的东西。
莫勒图斯状告苏格拉底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的精灵，败坏青年。苏格拉底的守护精灵是否为“不虔诚”的证明，还是因为苏格拉底对民主制的批判，虽然苏格拉底并不是从意识形态上否定，而是从哲学角度批评，大约还是惹恼了城邦中的维护者。苏格拉底在陪审团面前所做的申辩，是他与雅典城的对话，是哲学与政治的对话。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对美好生活的思考，政治是对美好生活的现实追求。然而美好追求的不同途径是难以相容的，这有些尴尬却不能妥协。就像黑格尔，虽然他极为推崇苏格拉底哲学的历史地位，但并没有因此认为雅典人对他的审判是不义的。相反，他认为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控诉和审判都是正当和合法的，因为苏格拉底确实威胁到了城邦，城邦就有义务处罚他。苏格拉底和雅典人都是对的。
“只要停止爱知，就能活命”这是生存的条件，“to be or not to be，it is a question”。苏格拉底并不想妄抛生命，但是神安排他以爱知为生，省察自己和别人，如果反因怕死而逃走，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对于世人所不能知的死亡，苏格拉底显现出同样的谦卑，相比于那些所知的可耻的坏事情，对于没准是好事的死亡，苏格拉底既不会害怕也不会逃避。
残酷的城邦政治面前，苏格拉底一边用喜剧呵护着自己的灵魂与德性，一边用悲剧支撑着自己的荣耀和尊严。苏格拉底“把自己的处境和战场相比，把自己比喻成战死沙场的英雄，所不同的是，英雄是由雅典人来赞美的，苏格拉底却自己赞美自己，因为和他交战的，正是雅典的政治。由于苏格拉底的对手正是他所深爱的雅典，用战争来比喻似乎并不合适。苏格拉底悄悄地换成运动会的比喻。他和雅典人好像同时在和死亡与邪恶比赛。苏格拉底年老体衰，很快就被死亡赶上了。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躲避跑得更快的邪恶。而他的对手精明而又敏捷，知道死亡是最可怕的，所以千方百计逃过了死亡的虎口，却不幸跌到了邪恶的怀里。”
苏格拉底的死亡给古希腊哲学染上了悲剧的色彩，然而苏格拉底哲学中的喜剧品质却从没消失过，“苏格拉底的讽刺”不论是现实中的苏格拉底的还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的，都已成为一种符号，一种内省式的，爱知的追求。
From my blog:
http://magicdragon.blogbus.com/logs/13393785.html
凯瑞丰向德尔斐的阿波罗询问苏格拉底的智慧，女祭司皮提亚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这是一个谜，需要苏格拉底自己去揭开谜底。于是苏格拉底考察了城邦中的政治家、诗人和工匠（没有考察城邦外来的智者），这些人虽然在某方面知道很多，但却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强不知以为知，于是苏格拉底理解了神谕的意思：只有苏格拉底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然而神谕的传达并不止于无知之知的自知之明，而是一种以无知为智慧的勇气。苏格拉底开创了自己独特的否定性求知方法，并不肯定什么是知识，而只是不断的否定各种伪知识。苏格拉底与青年交谈，提醒他们不要丢弃德行，督促雅典人关心自己的灵魂，自比为一只惹人厌烦的牛虻。苏格拉底虽然谦虚地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他在没有超出“无知之知”的范围内认为德行是比金钱和名誉更好的生活，苏格拉底要人们认识自己，“关心自己，而不是自己的；关心城邦，而不是城邦的”。被他称之为助产术的外界激发转化为积极的内在自省，这是一种非常自我的审察和约束，任何人只能对自己的灵魂负责。甚至连同于苏格拉底的守护精灵并非是外在的神谕，而是一种内在的东西。
莫勒图斯状告苏格拉底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的精灵，败坏青年。苏格拉底的守护精灵是否为“不虔诚”的证明，还是因为苏格拉底对民主制的批判，虽然苏格拉底并不是从意识形态上否定，而是从哲学角度批评，大约还是惹恼了城邦中的维护者。苏格拉底在陪审团面前所做的申辩，是他与雅典城的对话，是哲学与政治的对话。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对美好生活的思考，政治是对美好生活的现实追求。然而美好追求的不同途径是难以相容的，这有些尴尬却不能妥协。就像黑格尔，虽然他极为推崇苏格拉底哲学的历史地位，但并没有因此认为雅典人对他的审判是不义的。相反，他认为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控诉和审判都是正当和合法的，因为苏格拉底确实威胁到了城邦，城邦就有义务处罚他。苏格拉底和雅典人都是对的。
“只要停止爱知，就能活命”这是生存的条件，“to be or not to be，it is a question”。苏格拉底并不想妄抛生命，但是神安排他以爱知为生，省察自己和别人，如果反因怕死而逃走，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对于世人所不能知的死亡，苏格拉底显现出同样的谦卑，相比于那些所知的可耻的坏事情，对于没准是好事的死亡，苏格拉底既不会害怕也不会逃避。
残酷的城邦政治面前，苏格拉底一边用喜剧呵护着自己的灵魂与德性，一边用悲剧支撑着自己的荣耀和尊严。苏格拉底“把自己的处境和战场相比，把自己比喻成战死沙场的英雄，所不同的是，英雄是由雅典人来赞美的，苏格拉底却自己赞美自己，因为和他交战的，正是雅典的政治。由于苏格拉底的对手正是他所深爱的雅典，用战争来比喻似乎并不合适。苏格拉底悄悄地换成运动会的比喻。他和雅典人好像同时在和死亡与邪恶比赛。苏格拉底年老体衰，很快就被死亡赶上了。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躲避跑得更快的邪恶。而他的对手精明而又敏捷，知道死亡是最可怕的，所以千方百计逃过了死亡的虎口，却不幸跌到了邪恶的怀里。”
苏格拉底的死亡给古希腊哲学染上了悲剧的色彩，然而苏格拉底哲学中的喜剧品质却从没消失过，“苏格拉底的讽刺”不论是现实中的苏格拉底的还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的，都已成为一种符号，一种内省式的，爱知的追求。
From my blog:
http://magicdragon.blogbus.com/logs/13393785.html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