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弑父”的完成——从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结尾读起

《十八岁出门远行》（以下简称《远行》）是一部有着丰富的寓言性与先锋性的文学佳作，其在文坛上的重要性不必赘言。小说讲述了十八岁少年在第一次远行的路途中，与外在的荒诞世界不期而遇，个体经验常识被颠覆与摧毁后，最终发现内在的自我。

结尾部分，“我”在经一场浩劫后，蜷缩在被摧毁的汽车中感受到了暖和的心窝，实现了自我的诞生。而小说在“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的时候，似乎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情节与叙事，没有最后“我”与父亲“整理好漂亮的红色背包”“脑后拍了一下”的回忆与对话，小说也是完整的。笔者认为可以从精神“弑父”这个角度出发，对“我”的成长路径和心理变化，以及开放性结局下主人公的未来选择，做出个人的理解与阐释。

一，从精神“弑父”角度看“我”内心秩序的破灭

《远行》中，整个故事的开始是父亲为我整理好了红色的背包，远行这个指令下是父亲加于“我”的，而不是“我”出于内心的冲动与理想的向往，自发踏上远行的道路，“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这段回忆展示了父亲的“权威者”与“范导者”的形象。

在文学中，“父亲”这一形象富有文化隐喻的色彩。儒家文化中，“父，矩也，家长率教着，从又举仗”，“父亲”已经超脱了具体的人的特指，而成为“孝道”“尊上”、甚至是“国家”的文化符号。而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在红色叙事文本中，“父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承载体，权威秩序的化身，甚至被夸大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2]。文学中，“父亲”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化身的方式潜藏在作家的叙述之中，如《红旗谱》中作为父亲的朱老忠积极投身革命，其子“子承父业”反抗阶级压迫，也走向轰轰烈烈的革命之路。

而“弑父”这一概念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在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中，“父子情深的背后隐藏着激烈的父子冲突，子辈总是无意识的排斥父辈的权威。”[3]文革叙事下，“父亲”成为国家机器的象征，因此，弑父的行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力求摆脱父法文化统治的渴望，父亲的一切光环被消解，父亲的神圣与权威被颠覆；父亲的缺席或者离开，不仅意味着血缘意义上的‘父亲’消逝，而且更意味着以父法为代表的神性世界的丧失。

《远行》最开始也展示了一场与红色叙事文本类似的“子承父业”的场景，“我”顺从的遵循了父亲的指令，“我”对这一切的回忆是温暖而美好的，并且也是不加反省的。但是在笔者眼中，父亲的角色在此处是虚化的，若有若无的，是一个空心的或者格式化的父亲。父亲让儿子出门，但是没有告诉儿子出行的目的，也没有给儿子任何具有实际效用的叮嘱和建议，父亲将“我”送上险恶荒谬的世界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而那个漂亮的红背包是父亲给的唯一物品，但是似乎也是空心的：背包与“我”的目的地没有任何关系，背包也无法解决我远行中遇到的种种劫难，例如，面对那场浩劫，手无寸铁的“我”一开始奋不顾身想要从暴徒手中保全司机的苹果与汽车，但是最后，“我”与汽车都遍体鳞伤，而更荒谬的是司机竟然抢走了“我”唯一的所有物——红色的背包。

正如前文所描述，在红色叙事文本中，“父亲”实际上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化身，革命性的父亲承担将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笔者认为，父亲的红色背包也许代表了宏大崇高的革命精神，亦或是虚幻、空洞、格式化的革命宣言和革命经验，而这些革命经验伴随着背包传递给了我，本以为能够在我“远行”的道路上给予支撑，但是在荒谬绝伦的浩劫下土崩瓦解。

当然，在《远行》中，“我”最开始不仅仅带有父亲给我的红色经验，还有最初的对世界单纯而盲目乐观的认知。而远行的路上不仅仅是革命经验的幻灭，也是“我”曾经内心世界的瓦解和崩塌。笔者认为“我”弑杀的“父”的范围，不仅仅包括作为自然人的父亲传承的经验，而且也包括之前未进入社会前积累的处事原则个人经验以及生活秩序。在远行的最开始，“我”看见山与云“都让我联想起了熟悉的人”；“我”给了司机烟并且自然的以为司机会同意我搭车；浩劫中“我”对司机这位朋友的财产进行了善意的道义上的坚守，但是最后发现，我的善意和理所当然都是可笑的，在人性的暴力下被击打的粉碎。经历了浩劫，“我”在完成被迫精神“弑父”这一行为后，原有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经验与精神被颠覆了，“我”获得了特殊的感悟。

在浩劫开始前和实施中，“我”在原有的秩序下，也就是在“父”建构的秩序下，试图去捍卫原有的原则，此刻原有“父”的秩序，是“我”不假思索毫无反省的保留和继承的，而在经历了一场暴乱后，曾经的景色开始让我恐惧，“像车子一样浑身冰凉”，这是因为曾经“我”依赖的秩序被瓦解了。在远行的路途中，“我”对世界的原有认知与经验是被迫撕碎的，也就是说精神“弑父”实际上是在极端环境的压迫下造就的结局，创伤性的体验与暴力的打击下，尽管“我”一直在试图反抗，完成一种“英雄主义的孤勇”，但是最后落得了彻底失败的结局，也让我明白了之前经验的不可靠和虚幻，精神上的“弑父”也就得以半被动半主动地完成。

二， “弑父”后的出路与选择

《远行》的结尾，被迫“弑父”后，同样“遍体鳞伤”的汽车成为了作为弱者“我”的避难所，在这里汽车仿佛变成了“母亲的子宫”，使主人公得以退缩、蜷缩、甚至萎缩，“我”体悟了外部世界的残酷、冷漠、荒诞、虚无，也逐步认识了自我，发现了内在的独特价值，明白了在荒谬暴力痛苦的外在世界中，只有保持“心窝的温暖与健全”就能找到归宿[4]。耐人寻味的是明明是一场向外探寻的“远行”，最终“我”发现只有真正找到“内在”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建立与外在世界的联系。

面对开放性的文本结尾，不同解释会展开截然不同的画卷，如果“我”在短暂的喘息后，选择继续“远行”，重新投入生活的洪流之中，那么这场心灵的发现带来的就是成长；但如果这种退缩成为永恒，“我”依旧蜷缩在内心世界之中偏安一隅，精神弑父后的“我”非但没有成长，而是经历了一种逆向成长与退化。精神上的“弑父”，即从已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独立出来[4]，可以说是容易的。但是将自己所领悟到的进一步付诸实践，也即更新自己的认知体系，是自己适应外部世界并掌握战胜它，才可以说是从汽车心窝的避难所中真正走出来了。真正的成长是进入外部世界中，和世界建构一种积极的关系，个体才能获得成长——这才是出门远行最终的意义。

余华的先锋小说中对父亲这一形象的消解，直接继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精神和启蒙思想，对一切原有的秩序与逻辑进行反抗和反思，通过内心世界的自省，来总结文革时期的历史教训，以抹平文革对“内心”造成的扭曲与灾难性的瓦解，另一方面通过重返内心，来唤醒自我的主体意识。但是从新文化运动中留下的无数远行者的形象，如莎菲女士、觉慧、蒋纯祖等等，即使经历过迷惘与内心世界的崩塌，只有继续走在路上，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成长我自我的解放。

《远行》中的“我”，在路途中遭遇的种种人和事，精神上的“父亲”被弑杀，而我弑杀的“父”的范围，不仅仅包括作为格式化和空洞的自然人的父亲传承的革命经验（红背包），而且也包括之前未进入社会前积累的处事原则个人经验以及生活秩序。经历了浩劫，“我”在完成被迫精神“弑父”这一行为后，原有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经验与精神被颠覆了。但最终来看精神上的弑父，即从已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独立出来，可以说是容易的，只有在弑父后继续保持“远行”，在实践中完成对内心世界的重塑并且与外在世界建立积极的联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弑父后的“我”获得了真正的成长。

参考文献：

[1]本文所引小说原文皆出自《余华作品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 郑静. 当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D].山东师范大学，2006.

[3] 卞加林，司同.先锋的情感——余华先锋小说中的“弑父”情结及其动因的解读[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0，25(02):135-137.

[4] 金理.“自我”诞生的寓言——重读《十八岁出门远行》[J].文艺争鸣，2013(09):94-101.

[5] 胡秦葆，刘瑶春.余华小说对“父亲”形象的颠覆与重构[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9):91-96.

[6] 冯艳华,谷春雨.余华的后现代性“弑父”叙事的文化动因和审美意义[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04):122-124.

[7] 于勇成.“遭遇”成长与空心化的成年仪式——论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J].扬子江评论,2017(05):10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