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张朝阳：秦汉中国与罗马帝国比较研究综论
来源：《唐都学刊》2017年第5期。引用请参考原文。
张朝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各自占有四、五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统治当时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口，对后世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这东、西两大帝国的比较研究一直存在兴趣。本文系统梳理了相关研究情况，将其分为三个发展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钱穆等大师对这一领域的开创；20世纪中叶，约翰·梯加特（JohnTeggart）、艾森斯塔德(Shmuel Eisentadt）等西方学者对研究的推进；21世纪，美国、德国研究团队对这一领域的最新拓展。总体上，本文指出在不同时期，相关研究视野的转化、方法的精进，以及推动（或制约）研究发展的时代与现实因素。最后，本文展望这一研究的未来，提出中国学者可以发挥自身优势，更多地参与乃至引领相关研究。
关键词：秦汉、罗马、比较
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大体上同时兴起于亚欧大陆的两端，分别统一了各自所代表的区域文明，拥有地球四分之一的人口（5、6千万人），占据四、五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后世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1]这两大古国的相似与差异激发出当代好古之士无穷的想象。虽然两国基本上没有直接接触，但在各种民间论坛上，常见到罗马军团大战秦兵汉骑的幻想。更有甚者，个别中外人士还联手建构了一段浪漫伪史，“考证”出流亡汉代中国的罗马将士，在甘肃西北祁连山下构筑“罗马城”，博得各种媒体的关注，以至于成为当地的旅游项目。[2]
事实上，西方学者对秦汉史的研究，中国学者对罗马史的关注，都不是新鲜事：“汉学”(Sinology) 在欧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而中国对古典欧洲的研究也有一个多世纪了。[3]但在本世纪之前，“秦汉-罗马比较”[4]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发展，虽然从学术源头上看，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 1864-1920）、钱穆（1895-1990）等在探讨广义中西文化差异时，早就涉足这一领域。
一、早期学术源头：泛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的秦汉与罗马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对中国颇为关注。巨著《儒教与道教》以宏大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古代文明为何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5]贯穿该书的核心叙事是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伦理、政治等与欧洲文明的差异，这就涉及到秦汉与罗马的比较。例如，在谈到中国古代公田与私田之张力时，韦伯概要对比了从格拉古兄弟至公元前111年的古罗马土地法变革。[6]韦伯的问题设定-中国的缺陷-以及创作的时代背景（欧洲文明鼎盛VS中国文明低谷）都导致他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把欧洲作为典范对照中国之不足，所以和当今的比较研究-互相照明-很不同。
比韦伯晚约三十年的钱穆（1895-1990）也对中西比较充满兴趣。钱穆晚年曾坦言：“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了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1]34他总结过秦汉与罗马的不同：“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周。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周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2]有趣的是，钱穆的关注点与韦伯时有重合，但看法和态度则迥异。例如，韦伯倾注精力论述了中国为何没能产生资本主义，而这在钱穆笔下则一笔带过。“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以农业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即不允许资本势力之成长也”。[2]显然，钱穆认为，古代中国自有一套有效的政治经济模式，不发展资本主义并不算个“问题”。
钱穆并未直接回应韦伯，但在事实上成为韦伯的对立面：韦伯以欧洲为标准来衡量古代中国之短，而钱穆则每每从比较中发现中国传统的优势。这一时期的“秦汉-罗马比较”交织了欧洲中心论与中国文化自卫之冲突，并非独立的科目，而是在广义中西比较中被附带论及。
二、20世纪中后期的一些发展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全球一体化初现端倪，将世界各大文明的发展视为互相关联整体的“全球史”逐渐兴起，跨文化研究也开始流行。虽然这股思潮仍然倾向于欧洲中心，[7]但对各文明之间关联的强调，推动了个别罗马史家将视线投射到秦汉来理解罗马本身的历史事件。同时，个别中国史学者也期望通过秦汉与罗马的比较，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成就并不比西方逊色。
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马史家约翰·梯加特（John Teggart，1870-1946）开风气之先，率先从欧亚联动的视角来研究秦汉-罗马史。1939年出版《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关联性的研究》（Rome and China：A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大胆提出：“要了解欧亚大陆尤其是欧洲的历史，中国历史必须被放置到最引人注目的地方”[8][3]。通过排比公元前58年-公元107年罗马、东欧、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梯加特探讨了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军事活动，经中亚、东欧诸部族传导，最终引发罗马东部和北部边境的蛮族入侵。梯加特还特别指出，汉朝的活动对罗马影响巨大，但罗马的活动则对汉朝没有影响。这项研究史料详实，视野广阔，以实证的方法，颠覆了欧洲中心论，却不被当时的主流学术认可，没能产生什么实质影响。[9]
秦汉-罗马话题在沉寂近20年后，又出现在艾森斯塔德(Shmuel Eisentadt, 1923-2010) 的代表作《帝国的政治体制》（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1963)之中。[10]该书力图解释历史上的各种帝国体制，给予古代中国和罗马很大的关注，也就涉及到了秦汉与罗马之比较。1974年，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 则在对中国战争方式的研究中，明确号召学界进行秦汉-罗马比较研究。[11]这个号召得到了邢义田（当今的秦汉史大家）的响应。
1980年，邢的博士论文《罗马与中国：军队在帝位继承中的角色之比较研究》（Rome and China: the role of the armies in theimperial succession: a comparative study）探讨了为何军队在罗马的帝位继承中至关重要（皇帝常由士兵拥立）而在汉朝则微不足道。[12]邢义田由此指出了罗马“帝制”与汉朝“帝制”的种种不同。例如，罗马皇帝被赋予了征服者和武士首领的形象，具有很强烈的“军事”色彩，而汉朝帝王则是“文德”型的，一般不亲自率领军队。
此外，余英时秉承钱穆的风格，在研究中常以罗马作为参照对象，以说明古代中国成就可以比肩西方。例如，1967年《汉代贸易与扩张》谈及了东汉与罗马的物质文化交流，比较了两帝国对待“野蛮人”态度的异同，并且宣称：“汉代商人显示了和罗马人一样的冒险精神。”[4]167
总而言之，20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了独立的“秦汉-罗马比较”课题，但完全属于个人兴趣性质，研究成果零零散散，无法算作一个领域/研究方向。
三、最新动向：秦汉史家与罗马史家的合作
当迈向第二个千禧年时，新的研究动向出现了：罗马史和秦汉史学者开始走到一起，组织跨国、跨领域的团队，展开较大规模的合作研究。
1996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古代及中世纪欧洲与中国的政治和宗教”会议（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ndMedieval Europe and China），邀请了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美国的学者探讨12世纪之前，埃及、罗马、中国、西欧的宗教与政治问题。[13]虽然各领域的研究各自独立，没有交叉，但会议初步具有跨领域、跨文化比较的框架，预示了一种新风气。
2005年，德国罗马史学家弗里茨-海纳·木敕勒（Fritz-heiner Mutschler）和汉学家米塔格（Achim Mittag）联合发起了“中国-罗马帝制比较研究”项目。几十位来自欧洲、美国、中国的秦汉史与罗马史学者聚会在德国艾森人文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in Essen)，一起讨论古代中国与罗马的帝制概念、历史编纂、艺术考古、宗教思想等问题。2008年出版了论文集《帝国构想：罗马与中国的比较》(Conceiving the Empire: Rome and China Compared)[14]。艾森项目的比较研究法采用了“二重唱”模式：按照主题排列文章，每一主题下都并列中国史与罗马史两方面的论文，最后由Mutschler和Mittag将这些成果汇合，给出概括性的中国-罗马比较观点。例如，指出两古国在世界观-历史观上的区别：古代中国讲究天下一家的“普世秩序”（universal order) ，而古罗马则强调由核心村落不断扩张而统治地中海的（征服）史观。[15]总体而言，艾森项目有明确的比较主题，有比较性质的结论，而最重要的是，参与的两方面学者互相学习，激发了跨领域研究的兴趣。如同项目结语所说：“我们的观察与其说是结论性的成果，不如说是对未来研究的启发”。[5]445
或许并非巧合，斯坦福大学西方古典学者沃尔特·斯盖戴(Walter Scheidel)也于2005年发起了跨领域项目——“古代中国与地中海帝国比较研究”(Ancient Chineseand Mediterranean Empires Comparative History Project)。斯盖戴认为，秦汉与罗马之比较受制于专业划分和语言障碍，一直没有多少进展，但其研究意义重大。同时他认为，比较史学的使命有二：1）解释类似情境下不同文化传统做出的不同反应；2）识别对不同文化背景都适用的“强有力的进程”(robustprocesses)。[16]为此，斯盖戴邀请美国、欧洲、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的有关学者一起组建了研究团队，确立比较分析框架，探讨“帝国”体制在亚欧两端的同时兴起和此后的中西“第一次大分流”（FirstGreat Divergence)。[17]
2010年底，该研究团队出版了阶段性成果《罗马与中国：古代世界帝国的比较视野》（Romeand China: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World Empires）。与德国艾森的“二重唱”模式不同，斯坦福的团队强调罗马史家看秦汉，秦汉史家看罗马的跨界研究。因此，《罗马与中国》所收录的每篇论文都采用中国-罗马交叉对比的构架，涉及政体形成、军事、刑法、宦官、贸易、货币等问题。例如，慕尼黑大学玛丽·德藤侯佛（Maria Dettenhofer，罗马史学者）将秦汉宦官与皇权和妇女的关系与古罗马的情况做了详细对比，发现两者非常相似，因而得出了普遍适用于中西历史的结论：宦官总是与朝臣利益相左，而与宫廷妇女利害一致。因此宦官常与宫廷妇女组成联盟来亲近皇权，而皇权则常依赖宦官来控制朝臣。[18]斯坦福的项目仍在进行当中，相信还会带给我们更多有意义的发现。
大体与艾森和斯坦福同步（2008年），伯克利秦汉史学者戴梅可（Michael Nylan）与多国学者合作，发起了“公元前26年的长安：中国的奥古斯都时代”项目（Chang’an 26 BCE, an Augustan Age in China）。[19]该研究虽然以长安城为主题，但整体上具有秦汉-罗马比较的视野，支持并鼓励跨界研究。例如，罗瑞达（Carlos Norena, 罗马史学者) 详细对比分析了汉长安和古罗马的城市景观与空间布局，发现两个城市在表象上区别很大：长安城的主体是皇家宫殿而罗马城则以公共娱乐设施为主（案：例如斗兽场），但这种表面差异却掩盖不住其实质的一致：这些醒目的景观都是表达帝王权力的纪念性建筑。[20]
最后，与学术界的这股潮流相呼应，中国国家文物局和意大利文化遗产与艺术活动部于2009-2010年联合举办了“秦汉-罗马文明展”，秦兵汉骑首次与罗马军团聚会在一起，引起很大的轰动，也进一步激发了研究者和观众对“秦汉-罗马比较”的热情。[21]
本世纪出现的这一系列跨国、跨领域合作项目标志着“秦汉-罗马比较”既走出了中西文明之争、也走出了“个人兴趣”阶段。它开始受到主流学界的关注，成为一个有自己研究团队和特色方法的领域；既有罗马史、秦汉史两方专家同步说各自故事的“二重唱”，也有罗马史家看秦汉，秦汉史家看罗马的跨界研究。两种模式都默认秦汉、罗马互为参照对象，而不预设一方为评价另一方的标准，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秦汉与罗马互相照明，交相辉映。
四：研究之展望
虽然可以追溯百年的历史，但严格意义上讲，“秦汉-罗马比较”是本世纪新兴的一个领域/研究方向。促使其兴起的原因大体有二：一是中国整体国力迅速上升，使得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关注。《帝国构想·前言》直言：国际上常以罗马帝国隐喻美国，而中国则被视为潜在的新帝国。自然而然地，占据西方史学主流的罗马史家也开始正视与罗马比肩的秦汉。二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促进了跨文化交流，导致欧洲中心论基本上被摒弃。所以国际学界普遍以更开放、更平等的眼光来审视各种文明传统的异同。在这两个大背景下，真正意义上的“秦汉-罗马比较”出现了。
交叉的视角更容易看到庐山真貌，交叉的观察更促使研究者拓宽视野，所以很多流行的历史“印象”遭到了“比较”的挑战。例如，古罗马城因为使用坚固的石建材而留存下大量城市建筑遗迹，“条条大道通罗马”的谚语，使得世人在潜意识中将罗马帝国与“城市”文明联系在一起。相反，古代中国都城的木建筑容易遭到毁坏，即便是汉长安这样的繁华都市，也没能留下些许地面遗迹，所以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乡土气息的“黄土地”。然而，最新比较研究表明，不但汉长安城完全可以比肩同时期的罗马城，而且从宏观角度来看，汉朝的城市化程度还远高于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数15%强，而汉朝则达到了27%左右，并且罗马的大城市数量远比不上汉朝多。[22]这个研究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但历史数据胜于“印象”！相信“秦汉-罗马比较”的深入发展，将会矫正我们对中西古典社会的很多刻板化印象，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跨亚欧大陆的历史变迁。
目前，这个新兴的领域主要由欧美学者倡导，中国学者的关注和参与都比较有限。[23]然而，中国学者具有诸多知识优势，大有可为。例如，法律在古罗马和秦汉都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中国传统法律不被西方“比较法”学科(comparative law) 认可，导致西方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非常薄弱，严重依赖于个别汉学家/法学家的研究兴趣。而中国则不同。一方面，“中国法律史”是一门较成熟的学科，有较多的研究人员。另一方面，自清末移植欧陆法律以来，中国法史学者对罗马法较为熟悉，常常运用相关概念和规则来解读中国固有法律。这虽然有格义附会的弊端，[24]但换个角度来看，倒是便利于进行比较研究。例如30年前，粟劲先生在研究湖北睡虎地出土秦律时，就情不自禁地与古罗马法进行了一些比较。[25]中国学者可以利用这一知识优势，在摒弃附会的前提下，系统地进行秦汉律-罗马法比较，推动和引领这方面研究的发展。
注释：
[1]秦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而罗马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统一了地中海。两大古典政治体都自居世界之中心，视周边民族为“野蛮人”。
[2]这段伪史迫使余英时、葛剑雄、邢义田等学者站出来澄清历史真相。YingshiYu, “A Note on H.H. Dubs, 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 London, 1957,” in Trade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67), 89-91；葛剑雄：《天涯何处罗马城》，于《往事和近事》，三联书店，1997年；邢义田：《从金关、悬泉置汉简和罗马史料再探所谓罗马人建骊靬城的问题》，《古今论衡》总第13辑(2005年）。
[3]明末耶稣会士来华，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欧洲，可算作第一代汉学家。而光绪十二年（1886），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署刊刻了艾约瑟（JosephEdkins, 1823—1905）编译的《罗马志略》，首次系统地将罗马史介绍给中国读者。
[4]如果加入诸子百家与希腊哲学的比较，则这个领域可扩大为战国秦汉-希腊罗马比较。但战国-希腊仅局限于思想史的领域，不像秦汉-罗马的全方位比较。
[5]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
[6]韦伯：《儒教与道教》，第126页。
[7]例如全球史思潮的代表作《全球通史》（斯塔夫里亚诺斯）就以“新大陆”被欧洲人“发现”为标志，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前后两大段，强调人类历史就是由各自独立发展的文明走向欧美主导的“现代”体系的演进历程。强调文化类型的巨著《历史研究》也有这个倾向。作者汤因比认为，世界上还存在多个文明，但除了西方文明外，其它文明都面临衰落或不免被西方文明同化。
[8]JohnTeggart: Rome and China: AStudy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9).
[9]由于突出了中国的历史地位，该研究对中国学者有一定影响。例如，该书中文译者丘进先生声称，自己对汉代中西关系的研究深受到该书影响。见《罗马与中国·译者前言》，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3页。
[10]Shmuel Eisentadt, ThePolitical Systems ofEmpires (Livingst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69).
[11]F. A. Kierman and J. K. Fairbank, eds.,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25.
[12]I-tien Xing, “Rome and China: TheRole of the Armies in the Imperial Succession: AComparative Study”,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atManoa,1980.
[13]FrederickCheung and Ming-chiu Lai,eds.,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and China(Leiden: Brill, 2001).
[14]Fritz-Heiner Mutschler and AchimMittag, eds., Conceiving the Empire: Rome and China Compar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8).
[15]Mutschlerand Mittag, Conceiving the Empire, 439.
[16]“Introduction”, in WalterScheidel,ed., Rome and China: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WorldEmpir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曾提出过中国和欧洲在近现代化历程上的“大分流”。斯盖戴借用了这种说法，并把它运用到古代政治领域，即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从此走向彻底的分裂，而中国则在经历了类似的分裂后，每每重新归于统一。
[18]Maria Dettenhofer, “Eunuchs,Women, andImperial Courts”, in Rome andChina: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World Empires, 98-99.
[19]MichaelNylan and Griet Vankeerberghe, eds., Chang’an 26 BCE, an Augustan Age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4).
[20]CarlosNorena, “Structural Parallels and the Logics of Urban Form: Chang’an andRome,” in Chang’an 26 BCE.
[21]《秦汉罗马文明展在京开幕》，《人民日报》2009年8月3日；刘军宁：《女神在哪里？--参观“秦汉罗马文明展”随想》，《南方周末》2010年4月1日。
[22]“Introduction”, in Chang’an 26 BCE.
[23]艾森、斯坦福、伯克利的项目都有中国学者参与，但不构成研究团队的主体。青年学者周繁文近作《长安与罗马：公元前后三世纪欧亚大陆东西帝国的双诚记》（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可谓难得的亮点。
[24]见徐忠明对此问题的分析（《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超越西方与回归本土？》，《政法论坛》2006年1期）。
[25]粟劲：《秦律通论》，山东省人民出版社，1985年。针对粟劲的研究，杨师群于2000年分析了罗马法“人格”与秦汉律“名籍”之不同 (杨师群：《论罗马法“人格”与秦汉律“名籍”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来源：《唐都学刊》2017年第5期。删去参考文献，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