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五代史》里的“以天下为己任”

前些日子翻看一本教辅资料，看到一个文言文的题目。这个题目引用了一篇小文，摘录于下： 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 小文内容本身实际上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问题在于最后的作者，我看起来觉着非常别扭。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欧阳修既然是给范仲淹写神道碑铭，何以在文内两次直接称范仲淹之名呢？这很不符合古代的礼仪规范。第二，文里的一句“以天下为己任”，与我了解到的欧阳修在其他文章里用此句的意思似乎有所不同。所以我很怀疑这篇小文是否真是欧阳修所写。到网上查，发现欧阳修确实写过这么一篇同名的文章，但内容却完全不同。我所关注并怀疑的那两点，在真正的《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里，都是没有的。原文除了“公讳仲淹，字希文”这个开篇必须提到名和字的地方提了一下名，其他部分连字都没用，而是全用“公”字代替范仲淹，以示尊敬。而题目引文中的那句“以天下为己任”，原文里语句与其意思相近的，大概也只有“慨然有志于天下”这句了。 本文无意谈题目本身出现的问题，也不去追究题目中的小文到底出于何处，我想讨论的是，“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在我所见过的欧阳修其他文章里到底是怎么用的。因为对于我们现在的理解来说，“以天下为己任”是一句非常正面的褒义的话，是形容一个人大公无私、勇于担当、敢为天下人谋福的。现在我们如果说一个人以天下为己任，那简直可以说是对其最高的赞誉之一了。然而，欧阳修的文章里是不是也这个意思呢？ 欧阳修作为一位名传千古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有一部很有名的著作，那就是位列“二十四史”之一的《新五代史》。此书不仅是正史，而且书内的文章从文学角度讲，也是出了名的好。我们在中学时期学过的一篇《伶官传序》便出自此书。前些年我曾通读过此书，书内有至少三处提到了“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分别是： ①“庄宗与诸将以兵取天下，而崇韬未尝居战阵，徒以谋议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将相，遂以天下为己任，遇事无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 ——《卷二十四·唐臣传第十二·郭崇韬传》 ②“重诲既以天下为己任，遂欲内为社稷之计，而外制诸侯之强。然其轻信韩玫之谮，而绝钱镠之臣；徒陷彦温于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严一出而知祥贰，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骚动，师旅并兴，如投膏止火，适足速之。此所谓独见之虑，祸衅所生也。” ——《卷二十四·唐臣传第十二·安重诲传》 ③“峻与太祖俱起于魏，自谓佐命之功，以天下为己任。凡所论请，事无大小，期于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辄不逊，太祖每优容之。峻年长于太祖二岁，往往呼峻为兄，或称其字，峻由是益横。” ——《卷五十·杂传第三十八·王峻传》 我们细分析以上三段话中的“以天下为己任”，会发现它们均或多或少地有形容该大臣目空一切、独断专行，甚至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意思。①说到郭崇韬，言其“遇事无所回避”；②说到安重诲，后面言其是“独见之虑”；③提到王峻则言其“凡所论请，事无大小，期于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辄不逊……由是益横”。欧阳修是传统儒家道德的坚定捍卫者，他在《新五代史》里极力提倡忠义气节，其中比较有名的例子即称冯道为“可谓无廉耻者矣”，便出于这种思想。从这方面来理解，“以天下为己任”在欧阳修的笔下，至少在《新五代史》这部书里，是含有贬义的。所以当我读到那个题目里说欧阳修也用这个语句来形容范仲淹，我便感到有点奇怪。 明晰欧阳修曾有过这个贬义的意思后，那么我们又要问，欧阳修是一直这么用这句话么？我目前没有找到资料可供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在欧阳修之前与之后，其他人文章里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褒贬性又如何呢？ 我在网上简单搜检了一下，较早的比如西晋时期的《三国志·卷二十五·杨阜传》里，称杨阜“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笔诏答。每朝廷会议，阜常侃然以天下为己任。数谏争”，从这里可以看到，“以天下为己任”完全是褒义的。再后来的南北朝时期的《魏书·卷二十二·清河王怿传》、唐朝时期的《北齐书·卷三十·崔暹传》《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梁书·卷三十六·孔休源传》等，也是如此。到了五代时期编修的《旧唐书》，性质开始有了些微变化。《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房琯传》称“肃宗以琯素有重名，倾意待之，琯亦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已可见相关人物在“以天下为己任”时是“自负其才……诸将无敢言者”了。在稍早于欧阳修《新五代史》的《旧五代史·卷五十七·郭崇韬传》里的“议者以崇韬功烈虽多，事权太重，不能处身量力，而听小人误计，欲取泰山之安，如急行避迹，其祸愈速。性复刚戾，遇事便发，既不知前代之成败，又未体当时之物情，以天下为己任，孟浪之甚也”，我们更可以看出其贬义的味道。而在稍晚于《新五代史》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则各有侧重，褒贬皆有，可参考《隋纪四》与《唐纪三十二》等篇。至于后来的性质变化，似乎就是又开始主要往褒义方面走了，比如元代的《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明代的《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传》等。到今天，我们把它则完全当作褒义来用了。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以天下为己任”这六个字的褒贬性的变化，我们很容易地就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即某些词句的习惯用法在历史上会发生变化。我现在没有能力去搜罗更多资料来分析这种变化的具体过程，也没办法具体分析导致其变化的深层次因素，但我们从这种词句的变化来映照自身，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看待问题需要用一个变化的眼光。只有“以变应变”，我们才能尽量地接近真相，才能更好地准确地理解我们看到的东西。刻舟求剑是一个寓言故事，可以说读到这个故事的大多数读者都会把故事里的人物当作一个笑话看，但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反思我们自己在现实的生活中，是不是也或多或少地常用这种僵化停滞的思维去看问题。再推广了说，不单是一个名词、一句话随着社会变迁会有所变化，即使有些思维僵化的个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思想也可能会产生变化。我们看待历史要用变化的眼光，我们看待现实也需如此；我们看待他人需要用一个变化的眼光，看待自己也同样需要。即便我们不能每每都做到这一点，但常常提醒自己要这么做，我相信益处总归是大于坏处的。 ——202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