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的民族身份是一种发明吗？——《BBC苏格兰史》
编者按：2014年，苏格兰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让苏格兰从联合王国中独立出来，结果以45%比55%的比例落败。虽然苏格兰人没能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他们独立的民族性却毋庸置疑。然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在《想象的共同体》里指出，民族具有相当部分的叙事和历史构建，那么不妨让我们在这部《BBC苏格兰史》中，看看苏格兰民是如何借由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写作和传统发明，逐渐锻造成型。
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身份书写
到司各特出生的时候，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部分先驱依然用他们的智慧照耀着天空，还有一部分则在渐渐凋零。但如果有一人继承了他们全部的天才，那就是沃尔特·司各特。作为一名爱丁堡律师的儿子，他在优渥的条件下成长，受到了良好教育：先是就读于爱丁堡皇家中学，然后进入爱丁堡大学。正是这段时期，大约在1787年，十五岁的小司各特与苏格兰上流社会的新宠儿罗伯特·彭斯相遇了。彭斯也是不久前才来到这座城市，加勒比海新生活的梦想已在他身后渐渐淡去。
两人是否交换过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关于人类普遍权利的概念？似乎不大可能。但不可否认的是，司各特早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使他尝到了知识和财富的果实。因此在1793年对法战争爆发时，改革派的言论无疑会让他感到十分可怕。无论在过去或将来，无论是在倾向上还是行动上，他都是一个捍卫个人财产、支持王室的托利党人。
1797年，法国军队入侵的威胁促使不列颠政府允许苏格兰建立民兵组织。这大大提升了苏格兰人的尊严，也大大增加了苏格兰人对自己在联合王国中作为平等伙伴的自信。毕竟1757年的《民兵法案》只允许英格兰和威尔士建立武装平民组织，以保护国土不受侵犯。当时的苏格兰没有得到这样的许可，这让苏格兰人觉得政府不敢把武器交给他们。1797年，苏格兰人终于摆脱了这项耻辱的禁令，为了响应号召，成千上万的苏格兰人加入民兵组织。几周之内他们的人数就占到大不列颠自卫队的三分之一以上。
司各特亲眼看见他未竟的从军梦想突然近在眼前，他很快加入了皇家爱丁堡志愿轻龙骑兵。法国从头到尾都没有入侵，但从那时起，司各特将努力捍卫他对祖国独特而理想化的看法。
也许从长远来看，比法国的威胁更让司各特不安的是国内的骚乱。在18世纪90年代，苏格兰和英格兰发生了几起要求变革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的暴动，司各特非常高兴地看到政府军无情地镇压了他们。黑卫士兵团自“七年战争”以来一直是英雄军团，也是苏格兰对联合王国的忠诚图腾，在镇压边界以北的叛乱分子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司各特在1797年和一位法国姑娘夏洛特·沙彭蒂耶结婚，两年之后他接受了塞尔柯克郡副警长的职位。回到他父亲度过最重要的前半生时光的田野和山丘中，似乎点燃了司各特内心的火焰。他和夏洛特生了五个孩子，其中两儿两女活到了成年。内心的满足感让他生出回顾童年时代的渴望，回忆起从父亲那里听到的边境民谣和传说。也许是为自家孩子保存这些诗歌和故事的愿望，促使司各特写下了工作和生活在他周围的苏格兰人的民间故事和诗歌。1802年，他的首部作品《苏格兰边区民谣》出版。然后在1805年到1810年间，他自己创作了三首长诗：《最后一位吟游诗人之歌》、《马米翁》和《湖上夫人》。
司各特揭开了遗忘之境的沉重帷幕，过去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那里仍然居住着活灵活现的男英雄、女英雄和反派人物，他们曾经在苏格兰的大地上纵横驰骋，征战沙场，伤人真心。对他的读者来说，这是真相的一个版本，他们自己的历史得以重现天日，被当作宝贝，被当作在现代商业世界的光怪陆离中丢失的东西而备受珍视。
光是诗歌就为作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以及足以在特韦德河附近的梅尔罗斯建造一幢巨大家宅的收入。这栋房子被司各特命名为“阿伯茨福德”，其苏格兰男爵式宅邸的设计透露出毫不掩饰的怀旧和理想化的幻想。他收集了苏格兰历史上不计其数的纪念品、珠宝和手工艺品，包括罗布·罗伊的长筒火枪等古董武器，放在各个房间里，和整栋房子融为一体。
正是在阿伯茨福德，他从诗歌转向长文，创作了“韦弗利”系列长篇小说共27部，以及许多其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更多的诗歌和历史作品。司各特天才井喷式的创造力，苏格兰从未见过，也不会再见到。仿佛他的高产还不够令人印象深刻，他还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流派。这便是历史小说，包括《韦弗利》（1814）、《盖伊·曼纳林》（1815）、《修墓老人》（1816）、《罗布·罗伊》（1824）、《中洛锡安之心》（1818）、《艾凡赫》（1819）和《雷德冈托利特》（1824），司各特由此开启了一项伟大的任务，将塑造他的生活和命运，以及他的文学遗产。
《韦弗利》的同名男主人公是一名不列颠军队的英格兰军官，在“漂亮王子”查理到来之前被派往北方。他被高地人迷住了，成了詹姆斯党人，并和自己的同胞及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做斗争。司各特一次次地重温类似题材：男人和女人在理智和情感中挣扎，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环境迫使他们面对的文化之间被不断撕扯。
除了取悦读者之外，他还试图保护一种在他眼里岌岌可危的东西，即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特而古老的国家的自我意识。虽然在爱丁堡，许多人都乐意把自己视为“不列颠北方人”，司各特却担心这样头都不回地冲向未来的后果。“苏格兰之所以为苏格兰的东西在飞快消逝。”他写道。他感受到了来自过去的某种东西的牵引，那是一个锚，或一个“真正的北方”。他相信现代世界也能从感知这种连接中受益。这使他与许多当代的启蒙思想产生了分歧。启蒙运动的先锋在他们国家的历史中找不到值得骄傲的理由，当他们回首往事时，只看到令人汗颜的野蛮文明直到1707年才结束。当司各特透过阿伯茨福德的窗户向外凝视时，他的天才让他越过这座房子不断扩张的地界，越过森林和田野，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苏格兰民族身份的塑造
在英格兰，持续不断的骚乱引发了令人担忧的阴谋和事件，如1819年的“彼得卢屠杀”和1820年的“卡托街阴谋”。像往常一样，士兵从战争中解甲归田，却发现故国的世界已如此匮乏。战后的经济衰退很快接踵而至，让已经在忍受低薪、恶劣条件和工厂主轻蔑的冷漠待遇的城市居民在经济上更加雪上加霜。这场骚乱蔓延到边境以北，在格拉斯哥被剥夺财产和同样没有投票权的人当中得到了热烈响应。无法在议会中发声，他们知道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想要的是工人的权利，选举制度的改革，如果这些白日梦不能实现，他们将掀起大规模的革命。
这就是1820年所谓的“激进战争”，或称“苏格兰暴动”。从工人们在愚人节号召开展罢工行动开始，它很快升级为一小部分抗议者向福尔柯克的卡隆钢铁厂发起游行示威，企图夺取武器。他们在福尔柯克城外靠近邦妮大桥的伯尼米尔遭遇了一支轻骑兵的袭击，被迫停下。三名男子在冲突中丧生，三名抗议者—詹姆斯·威尔逊、约翰·贝尔德和安德鲁·哈迪随后受到审判，被判叛国罪并处决，另有大约二十人被判流放。
1820年的格拉斯哥暴动虽然名为“战争”，但规模很小，除了抗议者本身，任何人的安全都不曾受到实际威胁。尽管如此，司各特认为存在着一种隐隐令人衰弱、令人倦怠的疾病，可能会导致现代苏格兰的崩溃，而在他看来，强健的苏格兰应当和英格兰维护幸福且有利可图的同盟关系。
司各特思想的核心存在明显的冲突，尽管他试图让苏格兰过去史诗般的斗争永垂不朽并铭记于人们心中，他却完全忠于她作为一个和平国家的现状。尽管他的《韦弗利》和《雷德冈托利特》从詹姆斯党人和他们失败的浪漫事业中汲取了很多创作的灵感，他却再也不想看到苏格兰被任何反对汉诺威家族的人撼动，更别说统治了。对司各特而言，苏格兰的历史似乎是某种集体记忆，可以回想、享受和赞美。即使批评他的人（他们人数众多且态度激昂）也得承认，他以一种前无古人，也许后无来者的方式激励出苏格兰同胞对自身历史的兴趣。
出人意料的是，他的作品也点燃了南北不列颠人之间的爱，以及公众对苏格兰风景的热情。早在华兹华斯和其他湖畔派诗人把湖区变成旅游景点之前，司各特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去参观卡特琳湖和《湖上夫人》的取景地特洛萨赫湖等地。曾经被文明社会视为阴郁峡谷和险峻山脉的贫瘠风光，如今被重新包装成触发灵感、抚慰心灵的清静场所。
卡姆斯勋爵描述了人类社会的四个发展阶段：狩猎采集、游牧、农业，最后是商人和立法者的商业社会。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司各特通过将人性注入早期人类，完善了这一人类天性的临床分析。司各特让游牧民族和农民成了有爱、有困惑、有欲望、有需求，因而真实、可信的人，他借此提醒现在的人们，真正分隔他们与他们的祖先的只有时间而已。
尽管司各特赞美这个国家的过去，但他并不希望把从前的人带回眼下的生活。詹姆斯党发誓要推翻汉诺威家族，而司各特的心中没有此类梦想。此外，他认为苏格兰的地主乡绅、贵族和上流社会是连接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人。既然19世纪叛乱分子想把他们驱赶出去，司各特就一直坚决反对他们，反对他们变革的需求，反对他们改变他舒适优雅的世界。
记忆是珍贵的，也是脆弱的。重温或触摸它的尝试都将破坏它，就像手指的轻触会点破池塘中的倒影。
表面上看来讽刺的是，在司各特为保存苏格兰历史而不断奋斗的过程中，他在所有文明中最为推崇的高地文化的遗产，正在被他决心保护的那个贵族阶级永久地扫荡干净。当然，在“高地清除运动”发生时，他是知道的，并且也随时都愿意承认如果将高地人民从峡谷里完全清空，将带来巨大的悲伤。但他也是亚当·斯密所定义的世界，即利润和市场的世界的产物。他也承认虽然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令他不安，但这是经济力量的作用结果，他和其他人都无法阻止。事实上，他担心即便用权宜之计干预发生在萨瑟兰和群岛上的人类灾难，也只能让不可避免的结果推迟一点到来。（到19世纪40年代，在高地的一些地方，人们对土豆的依赖让每平方英尺肥沃的土壤都被土豆植株所覆盖。由于土豆的产量是其他作物的四倍，小农场主在日益绝望中不得不大量种植它。当父亲把土地传给儿子们时，本就捉襟见肘的小地块被进一步细分。1846年暴发的土豆枯萎病给当地带来了一场浩劫，与爱尔兰此前遭受的灭顶之灾相当。）
司各特喜欢回顾过往，思考过去的英雄和恶棍在现今将如何引导人们的行为，但他不曾幻想时间旅行。过去对他产生吸引正是因为它永远遥不可及。但是，他想要达成的目标却几乎不可能实现：一种过去和现在和谐共存、互惠互利的平衡。而将这种诉求化为实际就更加强人所难了，那是一种依赖自身痛苦而存在的东西：他要求人们接受的是僵局，而非平衡。司各特相信，他享受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代苏格兰倘若不尊重其历史，将坠至吃水线以下。然而对他来说，过去的价值和传统与当下的冲突是一种必要的存在状态：正是两者之间的张力维系着整体的存在，失去一个就会全都失去；切断拉索，帐篷必将塌陷。
因此，司各特没有被前进的步伐吓退，而是热切地跟上了鼓点的节奏。1815年，他见到了未来的国王乔治四世，并请求乔治允许他进行探索。这一次，他想去寻找苏格兰的御宝，“苏格兰的荣耀”。人们最后一次见到这些珠宝是在1707年苏格兰议会解散的那一天，随后它们就被封存在爱丁堡城堡闲置的皇冠室内。摄政王子同意了这个请求，在1818年2月4日，司各特率领一队宝藏猎人，让一个多世纪以来被遗忘在黑暗中的王冠、权杖和宝剑重见天日。
由于发起寻宝的功劳，司各特被新加冕的国王授予了从男爵爵位。他成了国王最为重视和欣赏的贵族之一。寻找“苏格兰的荣耀”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友谊，促使这位心怀感激的国王成为《韦弗利》系列小说的忠实粉丝，并促成了自1650年查理二世以来首次对苏格兰进行的王室访问。从1822年8月14日乘坐皇家游艇抵达莱斯港的那一刻起，国王乔治四世在北境首都的日子就沐浴在辉煌的胜利中，这份胜利也属于从头到尾安排了整个活动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司各特登上小船，向皇家游艇划去，当乔治国王听说作家就在附近时，他大声喊道：“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我最想见到的苏格兰人！让他上来！”两人举起白兰地酒为这一场合干杯。一直在搜寻重要时刻纪念品，以便在阿伯茨福德展示出来的司各特，悄悄将他的空酒杯塞进了衣服口袋。那天晚上他带着疲惫的满足感回到家，忘了酒杯还在口袋里，和衣坐下，将这绝无仅有的小玩意儿压得粉碎。但除此之外，他的成功是完美无瑕的。
国王对司各特笔下的苏格兰着迷，他想亲自体验《韦弗利》等小说中引人遐想的高地风光。他自己也从头到脚穿上了完整的高地服饰：这位身材高大的男人穿上了一套满身格呢，而每个想给国王留下好印象的人也都穿成这样。爱丁堡等地的方格呢裙制造商的生意空前火爆。
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方格呢裙制造商社区，几乎是靠两个波兰骗子赤手空拳发展起来的。在19世纪初，这一高地民族的传统服饰（breacan an feileadh，12码的格子花呢折成皱褶缠绕全身，以腰带固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都在羞辱中度过。在卡洛登战役之后，满身格呢（一个被称为feileadh beag的简化版本，意思是“小格呢裙”，即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苏格兰短裙，是黑卫士兵团等高地军团的着装）被禁止，一直处在卑微地位，直到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和约翰·索别斯基·施托尔贝格·斯图亚特两兄弟出现在爱丁堡，声称自己是“漂亮王子”本人的孙子。
无论他们的身份到底是真是假，他们激动地亮出一份名为《苏格兰部族服饰》的文件，对方格花纹的部族归属做了分门别类。然而高地上并没有这样的传统。同一个部族的人们活着或死亡的时候都是凭喜好挑选格纹织物。当人们与敌对部族开战，需要辨别敌友时，同一边的人会在圆帽上别一支颜色鲜艳的植物。不管是真是假（兄弟俩只制作了一本，后来拒绝让任何人看），这本书的构思都是天才之作。在兄弟俩的诱骗之下，爱丁堡的达官显贵都迫不及待地委托他们打造与自己的身份相称的服饰。对于方格呢裙制造商和神秘的波兰人来说，这是一张印钞许可证。
当时的许多观察家都出言讥讽乔治四世的王室访问；自那之后，许多历史学家也持负面评价。对他们来说，这是从头到尾的造假，某种由歇斯底里导致的集体失忆症。现代苏格兰如此来之不易却在这几天被暂时中止，而他们忠诚的支持者穿上小丑的杂色衣服，假装自己一直以来热爱詹姆斯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次访问自有它成功的一面，即使对一些人来说，它显得滑稽、夸张，充满了虚伪。成千上万的苏格兰民众大声喊出他们对苏格兰的认同，而他们身材魁梧臃肿的国王穿着定制的高地服装，高兴地向他们回以微笑。那一刻值得铭记。
高地传统的复兴是全方位的，其特质，无论真实或想象，甚至是服装都成为当下流行的元素。但是连司各特都没想到的反讽在于，尽管高地文化在低地首都发展得最成熟繁荣，但真正的高地生活却连最后一点痕迹都从这片土地上被一扫而空。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为苏格兰人民重塑了苏格兰的历史，但最终他被纷乱的现实所打败。作为他那个时代最成功和最受欢迎的作家，他通过投资他的出版商及其母公司实现了收益最大化，从公司利润中分一杯羹。他为了建造阿伯茨福德向他们借了很多钱。当1825年伦敦股市崩溃时，不仅他的个人财富在一夜之间蒸发，而且他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司各特没有选择破产，而是同债权人达成了一项协议，他可以继续在阿伯茨福德生活和写作，但所有新增收入都归债权人所有。从那一刻起，他所剩的全副精力和创造力都被用来为他们工作。
现实与理念的冲突
然而，金融灾难还不是最糟糕的。社会改革，特别是选举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司各特的职业生涯后期从未停歇过。他用尽全力，用尽手头的文学武器和他们战斗。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作为一个终身的托利党，司各特在1831年5月的大选中投票反对选举改革。他两年前得过一次中风，那时五十九岁的他看起来一点都不显年轻。最无情的打击来自他的许多边境友邻，那些辛勤劳作的佃农、犁田汉、猎人都被他视为朋友，却在他人生最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站出来反对他。虽然他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但他希望他们不要揭竿而起，因此他们谴责他反对改革的立场，说他如此这般是为了一己私利。
威灵顿“铁”公爵亚瑟·韦尔斯利带领托利党在1830年的大选中获胜。他坚决反对改革，并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说中公开声明。这立马演变成一场个人以及政治的灾难。议会很快发起了不信任动议，在他被迫辞去职务后，一位改革派辉格党人查尔斯·格雷伯爵被任命为首相。在1831年的大选上，辉格党以多数票当选执政党，次年6月，改革法案获得通过。
在苏格兰，这意味着现在投票权范围扩大到了每八人中就有一人，并且自治区的代表席位也增加了，使得佩斯利这样的新工业中心首次得到认可。显然，苏格兰将抛下历史捍卫者司各特，毅然走向未来。1832年9月22日，就在他一直担心的改革法案得到王室批准六个月后，他在阿伯茨福德的家中去世。他还清了将近一半的债务，而他作为苏格兰最伟大作家的不朽地位已然稳固。
司各特理想中的苏格兰足够现代，却又不过分现代，然而这样的理想是不可能维系下去的。他只实现了其一：树立苏格兰的历史观，让曾经被遗忘的灵魂成为鼓舞人心的英雄。但他希望将过去用作船锚，以此来控制现在和未来，却是一个不可能的妄想。
贸易、商业和市场正以无人能抵抗的力量向前发展。尽管在19世纪初，大多数苏格兰人仍生活在乡村，但很快平衡就永远地移转了。城镇成为大多数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市中心的居民以苏格兰人的方式很快把自己分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人数的绝对分量营造出一种氛围，使得人们共同关心的事情可以找到足够多志同道合的人。
大量的苏格兰人持续向新世界移民，但也有移民取代他们。格拉斯哥和邓迪等工业中心急需人力的消息吸引来其他地方的工人，爱尔兰移民大量拥入这两座城市，到1825年末，他们在苏格兰西部占据了劳动力的近五分之一。
随着受过教育、敢于发声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兴起，对公民权利做进一步改革的要求随之而来。1832年的改革法案不足以让多数人闭嘴，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只好加入受1838年《人民宪章》启发的宪章运动，以及历史上首轮大规模劳工运动。要求所有21岁以上男性都有投票权的呼声一开始虽小，但它拒绝沉默。
宪章运动在19世纪中叶渐渐默默无闻，但改革的火炬传到了其他人手上。在自由派辉格党的推动下，不满的冰川逐渐融化，选举权的进一步扩大势在必行。1868年和1884年的两项改革法案最终将投票权扩大到约50万苏格兰人，政治形势也在变化。1868年以后，越来越多的辉格党人开始接受自由主义者的标签，到那时这个词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如前文所述，辉格党在1831年的大选中胜过了托利党，他们的继任者，即自由主义者将统治苏格兰的政治舞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一直担心将投票权赋予“平民工匠”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曾试图让苏格兰的历史将每个人缚在原地，男男女女都明白自己的地位，并心怀感恩地在这个世界里各司其职。然而他没有预见到，苏格兰教会在1843年一分为二。
自黑暗时代以来，基督教对苏格兰的凝聚力至少和任何世俗统治者、任何政府一样重要。在13世纪和14世纪，当苏格兰的独立受到威胁时，正是主教的支持才让罗伯特·布鲁斯敢于一往无前，反抗野心勃勃的英格兰霸主。16世纪的改革使苏格兰人接受了教育，启发并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启蒙运动。此外，苏格兰人还从签署《国民盟约》中获得了不可撼动的个人价值感，从此所有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平等的。
在19世纪，苏格兰联合教会仍然是社会运转的中心。苏格兰自1707年以来就没有了议会，但是苏格兰教会的总会在许多方面取代了它，给予民众集会的场合，可以宣泄不满。在每个教区，是教会负责监督人民的道德，通过分配救济金来照顾穷人，并监督学校教师的行为和表现。但在1843年，一场关于牧师任命权到底属于宗教委员会还是属于教区的世俗赞助人的争论逐渐失控。当尘埃散去，约40%的教区居民和8%的牧师走出了教堂，再也没有回来。反抗者组成了苏格兰自由教会，曾经统一的苏格兰教会从此瓦解。
教会分裂对高地和岛屿的影响尤为强烈。在那里，这一问题早已潜伏多年，因为宗教委员会一直就牧师任命权和世俗赞助人（通常是土地所有者）较劲。早在1712年，由托利党主导的议会就通过了《赞助法案》，在牧师任命中给予土地主最终决定权。从那以后，不仅土地所有者和佃农的权利问题是摩擦不断的根源，谁来任命牧师又成了根深蒂固的积怨的另一个症状。
当1846年至1848年的土豆饥荒把普通人的生存推到了崩溃边缘，成千上万的人发现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上通往海岸的老路。他们在那里登上向西航行的船只，离开这片无法支撑他们生活的土地。此外还有肆虐的霍乱，对许多人来说，这片土地似乎不再想要他们了。远走他乡并不总是自愿，普通人的处境比第一波“高地清除运动”达到高潮时好不了多少。土地主习惯于把利润放在人们的需要之前，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强行驱逐的力度甚至在威斯敏斯特引发了焦急的讨论。
那些留在文明废墟中的人们感到一丝解脱，主要是因为人口大幅减少，减轻了土地的压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口的大出血正在透支高地的生命力。城市当然继续膨胀，尤其是格拉斯哥，似乎总能将更多的人吞进永不满足的工厂，其肮脏、过分拥挤的廉租公寓带来了非人的痛苦。
大英帝国的经济引擎对人性的损失装聋作哑，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机械地、欢快地运转着。苏格兰人在不列颠军队中享有盛誉，他们中却只有少数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担任总督。少数人创造了财富，任何苏格兰民族身份的念头似乎都被大不列颠帝国的更高利益所颠覆。但在爱尔兰海那边，虽然地质学早就否定了他们发生工业革命的可能性，另一种巨变却将对苏格兰的历史产生影响。
爱尔兰人没有煤矿、工厂、棉纺织厂和19世纪其他进步发明的东西，他们别无出路，依然依赖着土地。他们对土地的渴望，对土地的依恋，意味着他们总是更积极、更拼命地拼抢属于自己的那块地。
自1801年《联合法案》以来，整个爱尔兰岛成了联合王国的一部分。早在1803年，爱尔兰就试图重新获得独立，1848年和1867年也曾故态复萌。1879年，爱尔兰土地联盟成立，目的是反对地主所有制，争取让农民拥有他们劳作的土地的权利。联盟的第一任主席是具有贵族血统的查尔斯·斯图亚特·帕内尔，时任英国首相的威廉·格莱斯顿曾说帕内尔是他见过的最杰出的人。1886年，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试图在议会推动一项爱尔兰自治法案，得到了帕内尔及其新成立的爱尔兰议会党的支持，但此举被不列颠和爱尔兰统一派挫败。爱尔兰并不打算打破联盟，与不列颠决裂，它仅仅是为了掌控自己在联合王国中的命运而已。但是考虑到这一动向可能给大英帝国带来的后果，任何对其根基的动摇都是不可想象的。
格莱斯顿对爱尔兰自治的决心将分裂自由党，使得辉格党内部产生了分裂，其政治统治力量开始衰落。但是及至此时，佃农的土地所有权观念早已渡过爱尔兰海，传播到苏格兰高地上。
1853年，苏格兰权利全国促进协会成立，该协会并不寻求撼动联合王国，而仅仅是为了改进其条款。他们为爱尔兰自治的问题得到过分关注而感到恼火，协会成员也有自己的诉求，觉得有义务公开发声。除了建议联合王国仅称“大不列颠”以外，他们还希望在威斯敏斯特看到更多苏格兰议员的席位（当时的658个席位中只有53席属于苏格兰人）。尽管该协会的目标不高，但它没几年就在一事无成中解散了。尽管如此，首相格莱斯顿当时已经准备好让步，如果自治规则对爱尔兰适用，那么它对苏格兰也将适用。
这位自由主义首相因其政治观点而陨落了，但苏格兰自治协会随即成立。虽然它的名字带有危险的现代意味，在19世纪80年代，苏格兰自治派只想提高联盟的效率。威斯敏斯特的苏格兰议员习惯于私下见面讨论苏格兰事务，而苏格兰自治协会的意愿导致这样的会面被安排在爱丁堡而不是伦敦。
爱尔兰还以另一种较为隐晦的方式激发了苏格兰自治运动：按闹分配。在许多苏格兰人看来，尽管爱尔兰人在联合王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明显缺乏忠诚，却通过不忠使其自治事业得到了首相更多的承诺。
1796年，一个自称联合爱尔兰人会的爱尔兰共和主义组织邀请法国人登上爱尔兰领土，领导反英政府的战斗。恶劣的天气和糟糕的领导致使战役从未打响，但在1798年5月，当拿破仑入侵不列颠的威胁进入最危急的时刻，联合爱尔兰人会公然发起反抗国王的叛乱。他们再次邀请法国人（派来了数千名水手和士兵）借道爱尔兰攻击不列颠的侧翼。但是在9月底，这场叛乱被迅速镇压了。不计其数的苏格兰人集结起来保卫不列颠，而叛国的爱尔兰人却试图和不列颠最大的敌人联合起来，往自己的国家背后插刀。这样的行为反倒让他们更接近自治的目标，而苏格兰人的诉求却逐渐无人问津。害群之马反而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1885年，苏格兰人的诉求被提上议事日程，威斯敏斯特恢复了苏格兰事务大臣这一古老职位，并在伦敦开设苏格兰事务部。但是，在远离不列颠首都的地方，人们对土地主的不满已经导致了剧烈的转变。
在我们多数人的想象中，所谓高地清除运动，就是一个破产的人逆来顺受、步履沉重地离开家，走向不确定的未来。但在1883年，在天空岛麦克唐纳勋爵的布雷斯庄园，这些逆来顺受的人开始着手确保他们的儿子可以继承一些小的地块。关于本莱地区牧场权利的争议不断升级，地主不得不从格拉斯哥召集了50名警察。关于谁率先发动攻击的说法各不相同，但是一场暴动爆发了，当地人用能拿到的所有武器攻击警察。许多佃农被捕，遭受罚款，但他们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布雷斯之战”，它是高地“佃农之战”的起点，此后这场内乱还将爆发出更多的麻烦。随后，政府对“高地佃户和佃农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于1884年公布了调查结果。国会的高地议员利用自由党在下议院的微弱人数优势实现了一些改革。1885年的《佃农法案》给予佃农终身的保障，这意味着有史以来第一次，父母可以把同样的保障传给子女，此外，也首次设立了土地法庭，以确保公平的租金。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会怎么看待这一切？他决心保持苏格兰独特的文化遗产和民族身份，由此让历史上的高地人成了英雄。现在，在他死后半个多世纪，他们的少数后裔绷紧了腿，向折磨他们的人猛扑过去。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最后一批高地人阻挡住了一股似乎必然会将他们彻底扫入驱逐、流放和悲痛的浪潮。他们逆流而上，说服了一个遥远的政府，赋予他们至少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一些权利。
20世纪初，自由党成员建立了苏格兰青年会。1914年5月，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三个月，自由党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提出的《苏格兰自治法案》差一点就通过了。它通过了下议院的第二次议案宣读，但是对备战的关注超过其他一切事情，它还是没能被写进法令中。
在18世纪，苏格兰想要证明自己在联合王国中是英格兰平等的伙伴，同时也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选手，但这些顾虑让她忘记了自己。联合王国和大英帝国赋予这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远远超过其实力的权利，并派出了数以百万计的苏格兰男女到地球的各个角落。许多人变得超乎想象的富有。
现在，就在欧洲各国准备一头扎进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血腥战争中时，苏格兰开始回想起自己是谁。只有当战争的硝烟散尽后，我们才会看到她将会如何发扬这些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