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仿佛它从没有学习到任何东西……”

本文译自 mourning sickness: Hegel and French Revolution P145-149

译者按：任何细心的读者都能发现本书中存在的两种否定性之间的张力，而这两种否定性与本书的副标题遥相呼应：首先是在第三章，与法国大革命对应同一化的否定性：革命恐怖以抽象的同一来否定它的敌人，但恰恰正因如此，革命才没有办法与它的敌人彻底的划清界限——在Rebecca Comay看来，无论是革命恐怖还是君主专制都是在面对某个创伤性深渊时的防御机制。它们都是某种祛灵术，单就革命的阵营而言，只有通过恐怖统治将“潜在的敌人”在场化，革命才能免受这一内在幽灵的威胁——但这一进程本身又悖论性地催生出了新的幽灵，在这个没有出口的恶性循环中，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而是被无尽地延宕了，伴随着这一无尽延宕的自然是无尽的恐怖。然后是在第五章，与黑格尔的绝对知识所对应的差异化的否定性。在这里，精神在一种终极的自我放弃中达到绝对——绝对同时也是绝对的创伤，绝对的自我抹消，但正是这种自我抹消同时开启了未来的向度（当然，未来在这里是属于某种根本性的差异的）。精神没有像第一种情况那样在否定中沉沦，而是“将否定性掉转为存在”，在绝对的否定的时刻之后迎来绝对肯定性的时刻，绝对的生成的时刻，事件的时刻。这同样也是忧郁与哀悼之间的张力，忧郁（作为否定）与那个业已消散的过去还保持着某种隐秘的联系，而哀悼（作为否定之否定）则无畏地清算自己的过去，与通过与一切腐朽的，应当灭亡的东西一刀两断而发掘出存在于过去的真正的革命性的潜能。正如在《精神现象学》的尾声中，“绝对精神返回自身的黑夜”，但这个黑夜蕴有着新的意识形态（在黑格尔而非马克思的意义上）和新的世界——这个黑夜是亡灵之夜，但恰恰就是在亡灵中，精神迎来了它的弥赛亚。但我们绝不能把这理解为某种与神学的调情，相反，唯有通过这个行动，精神才真正的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自在自为者——而Rebecca Comay的这个段落为我们理解这一行动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仿佛它从没有学习到任何东西……”

撇开黑格尔对后革命的政治状况令人不安的沉默不谈，精神现象学从没有明确地否认过历史性介入的必要性。黑格尔的沉默同样也可以被当作是那个新生时代的呼吸：近乎无声的、孱弱的呼吸，在因那些在最近的过去流产了的可能性而诞生的同时也被它们扼住了脖子。黑格尔延续了浪漫派的开创的逻辑：唯有通过宽恕，我们才能在时间的废墟中开启新的起点。历史的圆环也从此关闭。伦理的任务即是将所有的“偶发”（Geschehen）转变为某种成就：通过意识的辅助来打断自然生成（natural becoming）的直接性，由此将一个偶然的事件（比如说死亡）转化为某种结果或者某种产品——即某种被完成或被制定（Getanes）之物，以将历史（Geschichte）本身确认为一种人造品，或者说，教化的作品（PhG 452）。伦理的领域故而也就与美的领域共存：它完完全全地遵循着艺术品的定义。城邦的任务就是去演出，去公开从自然到历史、从事件到成就的转变并使它能够被永远地看见，以此揭示出历史性的人从自然生成的偶然性中的浮现。宽恕的任务与此正相反：它将作品转变为一种偶发，再将偶发转变为一种非-偶发——一种没必要曾发生过的事件。它让一切被完成（Tat）的解体，并完成或重制那些尚未被完成的（Un-Tat）。通过激活被错失的机遇，它不仅回忆起了那些未能成功发生的，也释放出那些被石化在静态事实中的新的未来。它重面罪行（Untat）。

在其否定性中，精神证明了自己是“绝对主人”（难道黑格尔在这里不就正是在说死亡驱力吗？）：“【它】是一切行为和现实性的主人和主宰，可以将它们丢弃并将它们转变为某种从未发生过的东西”（PhG 667）。历史颠倒为非历史或非-偶发，美丽的东西颠倒为绝对丑陋的东西。黑格尔迅速地接近着本雅明的“弥赛亚对一切事件的中止”的观念，一种使历史的川流不息停滞的革命性中断。

尽管黑格尔明确地把这一中断看作是人性与神性间的和解，但这指的并不是共同体的神圣化。如果事件有如无中生有的创造般有着根本上的革新性，那么从这一开创性的时刻中所揭示出的更像是某种“去-创造”——它使得现实性土崩瓦解，以释放出对现在来说无论如何都不可设想的可能性。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世界来说，这一受损了的主体再也不可能将自己设置某种创造性的源头。精神由此悬置了那种将人类历史定义为有关生产和再生产的工艺史的劳动。世界不再是那面我能在其中看到我自身活动客观化印记的镜子。通过打破这一想象性的场景，我让自己忍受了某种无可救药的“完全外在化”。这不是透过现有形式的棱镜重塑过去以获取慰藉的问题，不是一个能让观众获得愉悦——就像上帝审视自己的创造那样——的美丽的形态。这个受伤的主体与作为瓦砾堆的历史不期而遇，在其中，他仅仅通过他自身的毁灭性的瓦解来进行干预。在最后，这一主体不再是在“一系列格式塔”中的被定义的形状，而仅仅是回溯性地塑造了经验（但这不是单纯地说他就是无形状的）的主体。《现象学》不是教育小说。这是一个理解黑格尔声誉不佳的关于“艺术之终结”的断言。哲学不是通过把艺术的美丽形式而转述为精巧的概念劳作而超越了艺术。毋宁说，哲学所铭记的恰恰是这一工作的不可能；这个思想的任务是去标识出那不可预见之物与古老的东西相遇的脆弱时刻——那个草稿与遗迹的相遇点。绝对知识是被带向了极端的浪漫主义。宽恕在不追求美化后者的条件下继承了浪漫主义天才并无美感的命运。

但在非美学中仍残留着美学的遗迹——一种最小的，否定性的美学，这种美学将自身表达为一种有关白板的最为空洞的虚构。再《现象学》的最后一节中，黑格尔把有关某种根本上的断绝关系和自我放弃的一幕搬上了舞台。伴随着为了达到“新的实存”而自我清算、与自己过去一刀两断，精神确保了自己的“至高自由与保证性”（supreme freedom and assurance）。这也就是说，一次向着知识的零度——一个被通过看似康德式的、类似于“as if”（译者注：康德的道德律令公式，要只根据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Act as if the maxim of your action was to become through your will a universal law of nature））的虚拟语气所规范的虚假失忆的时刻——的回退。“精神在其中同样必须无拘无束地从新世界地直接性从头开始，在新世界的抚育之下重新壮大，仿佛一切先行的东西对它来说都已经消失无踪，仿佛它从过去那些精神的经验中没有学习到任何东西。”（PhG 808）这段话后面紧接的是一种经典的恋物癖式拒认：“但是回忆——亦即精神的深入内核过程——已经把那些经验保存下来，回忆就是内核，就是那个实际上具有了更高形式的实体“。全部并没有丧失（All is not lost(译者注：这是一个无限判断))，毋宁说，丧失自身就被改造为一种精神性的获得，因为被再次激活或“重启”的仅仅是精神自身未被标识同时严格来说也无法被标识的开端，从自然向历史性实存的不可重复的过渡——自由的那创伤性的诞生。

忘却不再是纪念的反面，而在这里成了后者最为激进的成就：遗忘将记忆本身带向了某个点位，在这里，记忆超越了它自己的开端。去忘记，去消解过去，去把一切掉转为“非-偶发”，恰恰就是去记住那个位于一切发生之前的瞬间。哪怕仅仅是在想象中或以非直接的方式，通过再次上演开端去消解命运的无情：如同我们能够再来一次又一次那样，如同我们能够置死者的遗产于不顾那样，如同我们能够拒绝文化更替的哀悼工作那样，如同我们能够砸碎那些老古董、能够重新书写我们的起源那样，如同每一个瞬间——甚至是那些早已消逝的瞬间——都能在根本上成为一个新的开端——前所未有的、从未被预演过的、从未曾被纪念的——那样，去行动！这也就是为什么佛洛依德把重复和死亡驱力联系在了一起：那种去重复的冲动表达了对已死实存的欲望，最终来说对非实存的欲望：它是一个回到开端之前的时间的欲望——这不是为了退行而是为了让一切重新开始，或者说，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开始。对重复的欲望本质上来说是对差异的欲望。这也就是为什么拉康会强调死亡驱力与升华之间的联系。只有与死亡的相遇才能为一个新的开端完成清算：每一种创造都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我们通过在我们找到世界的同时将其溶解来切断时间的秩序。没有不已经是一种重复的开端，没有不是作为对某个开端的重复的重复，没有不是作为一种对抹除的戏剧性的重演（theatrical reenactment of a erasure）的行动。在这个虚构中横亘着对绝对知识的革命性的承诺，同时也是它的诡计，它的伪善，它的无限消解。

绝对知识在历史的双重边界上毁灭了历史。正当它跃向事件突如其来的那个点位时，历史坍缩为转瞬即逝的自然生成。历史同时推向两个极端：既是自然历史的衰败也是时钟停摆之处，在此世界超乎预期地重新开始。这个悖论是庞贝式的：宽恕既是神话般无常生灭之流的冻结，也是凝固物的融化。转瞬即逝性（Vergänglichkeitheit），常常被黑格尔污名化为某种不可恢复的毁灭的索引——时间之神柯罗诺斯的无度统治，一个个帝国接踵而至的消亡，所有人类活动成果的不留踪迹的湮灭。在《历史哲学》中，跟着沃尔涅，黑格尔拼接起了一幅有关破败的历史景观图：帝国宏大遗迹的全景激起了“最为深沉，最为绝望的悲伤”，它不可能带来任何意义上的慰藉。黑格尔在这里嘲笑了浪漫主义对遗迹的迷恋（浪漫主义残片的另一个版本）为一种对自然生成的单调乏味的非哲学的回应：恰恰是这种怀旧将历史化约为了一种原地踏步式的代际循环，在空的时间序列的面前，它催生出了某种惬意的不作为。黑格尔说，历史的神圣章节，始于宙斯对时间之神柯罗诺斯的胜利：它通过冻结无常的生灭之流而终止了自然的毁灭性循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政治的：这是一部有关生产或教化的历史，而生产或教化又服务于制成终极的“道德作品”——国家。历史通过奥林匹亚的抑制和自我客体化被定义——时间凝结在了由城邦、雕像（statue）、成文法(statute)的构成的丰碑中，凝结在了国家的稳定机构中。传统因而是奴隶不断拖延（slave delay）——他们总将经验的不可食用之果留给未来之人——的产物。就像天方夜谭中的奴隶（译者注：即谢赫拉莎德）一样，通过在每夜讲述过去的仪式来预防死亡；记忆起到了无尽延宕的作用。

这样的降速器在德里达所谓黑格尔的“冲向和解”（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么说有多么合适）中被取消了。就像迦太基的崩塌着的遗迹那样，一切人类活动的成果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还来不及留下伤疤的情况下伤口就愈合了。抹除，而不是纪念，才是《现象学》的最终的要旨——既是它反传统的承诺也是它的压抑性的空白。这一空白是有着双重意义的：它同时为以下两者作证——着向未来的敞开以及对那些在过去被错失的机会的抹消。“世界的历史”，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恶名远扬的一段中写道，“不是幸福的剧场。幸福的时期只是空页；因为仅仅在没有矛盾的时候才会有和谐”——在和谐时期，矛盾或是被隐藏了，或是不明显，或是被意识形态地掩盖住了。

宽恕激活了这些空白的间奏，它允许我们重新读出那些从未被书写的，使得被隐藏却难以消灭的刻印重新显形。只有在这里，黑格尔的赌局的最终的含糊性才浮出水面。

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