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亭 宁乐 | 《美国悲剧》的还原性阐释：乡下人进城的命运之殇
来源：《文艺争鸣》2019年第12期
《美国悲剧》是德莱塞的巅峰之作，以往的研究给克莱德的悲剧贴上的标签是“性格悲剧”，认为他是一个极度虚荣的青年，为了追求物质享受和享乐主义，迷失了自我，人性变得扭曲，最终走上了犯罪与自我毁灭的道路，这部小说凸显了德莱塞对虚假美国梦的批判。然而，我们认为以往的研究并不能充分揭示克莱德故事蕴含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克莱德是不是在追求欲望消费？其次，克莱德究竟是不是一个薄情郎？再次，克莱德到底是不是杀害罗伯达的凶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后，德莱塞创作这部小说的真正意图在哪里？本文试图揭开以往意识形态的遮蔽，将克莱德的命运纳入乡下人进城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对这部小说进行还原性阐释。在本文看来，《美国悲剧》这部小说描绘的就是一个乡村青年进城的故事，克莱德的悲剧并不是性格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他的遭遇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众多乡下进城青年的命运之殇，这部小说不但表达了德莱塞对进城乡下人的生存困境与悲剧的同情，也展示出他对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广泛观察和深入思考。
一、 克莱德的休闲
克莱德跟随桑德拉参与系列的娱乐活动经常被当作是他追求享乐生活、生活奢侈化的表现，这恐怕是错会了克莱德的意图。其实，当我们阐释人的行为原因时，恩格斯的话不无道理，“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1）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克莱德的行为背后的驱动力就需要我们进行深度分析与再审视，我们不妨把视线放宽一点，克莱德的休闲娱乐活动，既是人发展的内在需要，也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
首先，克莱德的娱乐活动是人内在发展的需要。其一，我们需要消除对休闲活动的片面理解。在马克思看来，休闲是人们在非劳动的自由时间里，从事娱乐和放松的活动，以便恢复体力和精力，继续从事生产和工作的需要。马克思曾严厉批判了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打着资本主义新教工作伦理的幌子，把工人变成了工作的机器和生产线上的零部件。恩格斯指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也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2）以此看来，休闲既不是放纵自我的活动，也不是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消磨时间，它是人作为生物存在的规律性活动，是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需要，更是人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是一种精神态度，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3）人的存在不但有生存上的物质维度，也有内在发展的精神维度，而这也是一个人最高维的价值。克莱德在伯父工厂的工资每周25美元，温饱基本解决，后物质时代克莱德的需求自然会发生变化，他的需求已经从生活阶段开始走向情感和精神的生命美学阶段。而这种变化不是克莱德的错，一方面这与人发展的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城市化进程紧密相关。其二，我们需要保有一种非歧视和偏见的心理，一方面，休闲不是富裕阶层和上流社会的特权，普通民众也有享受休闲的权力，另一方面，普通人的休闲不等于体面和高层次的消费，与有闲阶级的消费有着根本的不同。按照凡勃伦的观点，有闲阶级主要是指占据社会大量财富，不事生产，鄙视劳动的阶层，有闲阶级们从事休闲活动，不是为了恢复体力以继续从事生产，而是为了炫耀荣誉和地位。（4） 桑德拉是电气制造商芬奇利的千金，家境殷实，属于有闲阶级，她的休闲活动纯粹是一种摆阔性消费。而对于克莱德而言，休闲是一种交际需要，是工作之余的享受需要。一方面，克莱德的身份与桑德拉不一样，克莱德就是一个工人身份，处于社会的底层，根本不是有闲阶级。克莱德的休闲活动自然谈不上是以往传统研究中认为的炫耀性消费。另一方面，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小说开端曾经说过，克莱德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全家生活过得艰难与拮据，“这一家人日子过得老是‘紧巴巴’，好衣服从来没有穿过，许多在别人看来似乎平常得很的安乐享受，他们都还没沾过边。”（5）对于这种穷困的生活，克莱德心中就产生了一种逃离的感觉，梦想进入城市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正是穷困的心理，才导致克莱德对日常生活包括消费和娱乐需求的心理非常强烈。
其次，克莱德的休闲活动与时代趋势紧密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经济蓬勃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据史料记载，“国民总收入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三百六十五亿五千七百万美元增加到1920年的六百零四亿零一百万美元。”（6） 生产力的提高极大丰富了商品的种类，为人们的休闲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20世纪初的社会转型不仅仅促进了经济形态的转变，也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人们不愿再恪守清教主义的陈规戒律值观，而是渴望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享受城市文明带来的便利。唐纳德·皮泽（Donald Pizer）指出：从美国内战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有的人秉承了一种思想：自由与公正地实现自我与过上幸福的生活。”（7）正如小说《金融家》中写道：“只要在费城走一走，或者坐上车子转一转，不能不看到和深切感到，人们向往更高雅、更考究的社会交际生活，乃是大势所趋。”（8）
再者，克莱德的休闲活动与城市生活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关。现代社会的到来，城市已经成为多样化现代审美意识的空间场所，人们也一改往昔乡村生活的单一与单调，生活变得丰富与多元化，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呈现出新的变化。齐美尔在其《大城市与心理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文中对此有着精辟的分析，“与持久的、差异轻微的、以及呈现固定规律和对比的印象相比，络绎不绝快速变化的图像，一瞥之中捕捉到的巨大差异以及忽如其来的飞速印象给人们的感性冲击更加强烈。城市的街道交错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节奏迅速、形态多样，城市与小镇和乡村生活在人们的心理感受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小镇和乡村，生活的节奏和心理的感官图像流淌地比较缓慢、有规律性和平稳。因此，城市心理生活的复杂性就可以理解了。”（9）在城市，令人炫目的城市景观与生活，必然会对人们的视觉与感官形成强烈的冲击，从而对人的审美心理和生命的感知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人的感官印象对主体发生作用，感官印象在我们身上引起快意和不快的感觉，由于看见他或者听到他的声音的腔调，或者哪怕仅仅在同一个地域空间里他在感官上的在场，都会引起我们自己身上的情绪的高昂或低沉，激动或平静。”（10）因此，在城市环境下，个体的感性化生存成为心理品质和精神品质的重要构成元素，在此种情况下，城市缤纷色彩的休闲和娱乐活动也是安放个体的生命之所，马克思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也用一切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11）
在德莱塞的描绘下，莱柯格斯这座城市并无传统城市的意味，而是有着现代城市的斑斓与色彩，着装鲜艳别致的桑德拉代就表了一个城市时尚的最前沿。小说对她的出场进行了细致描写，“跟他过去认识的任何姑娘相比，迥然不同，而且高雅非凡。她穿一套剪裁非常讲究的衣服，再配上一顶浅黑色小皮帽，显得更美了……她脖子上套着一条同样颜色的皮带，一手牵着用皮绳子拴住的一只法国种牛头犬，胳臂上搭着一件很讲究的灰底黑方格子外套。”（12）服装不仅是遮蔽身体之需，而且也是流行时尚和生活方式的载体，反映着时代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从以上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桑德拉的妆容和衣装无不摩登入时，俨然是时代的摩登形象代言者与新时代女性的样板。初次见面，克莱德便“产生一种心中悬渴一时难以得到满足的异样痛感……真是恨不能马上得到她，……他一忽儿恨不得闭上眼睛，不去看她……可一忽儿又想看她个不停……他真的被她迷住了。”（13）桑德拉摩登化身的形象正好缝合了克莱德对城市“现代性”的向往，她的穿戴、城市气质是一张现代城市的名片，对克莱德来说无疑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和吸引力。
桑德拉邀请克莱德参加由她组织的“不定期”俱乐部的活动，尽管桑德拉邀请克莱德参加抱有另外的目的，后文中我们将予以分析。但在在一定程度上讲，桑德拉是他城市休闲生活的引路人，克莱德从狭窄的人际交往圈走向了莱柯格斯城的公共领域，从不足为外人道的卑微存在变成了莱格斯城的公共人物，莱格斯城的名户人家纷纷邀请他做客。我们知道，乡土社会是基于宗族、血缘和邻里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城市社会却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由于高度的流动性，难以形成熟人的社会生活，人与人的关系比较疏离。然而，对克莱德来说，参加休闲集体活动一方面给他提供了释放工作压力、消解苦闷生活的休闲机会。另一方面，这些集体休闲活动在心理方面给克莱德提供了一个地位周期，这个地位周期暂时模糊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差别和名望差别，减轻了阶层疏离给自我带来的孤独之痛。再者，这些休闲活动与日常生活中其现实自我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暂时弥补了现实生存的自卑感，满足了他向城而生的集体认同的诉求以及归属感。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克莱德的休闲活动事实上已经与那时美国社会生活建立了一种对应性同构关系，也和时代形成了一种相互对话和印证的关系，成为了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隐喻。作为个体，他的休闲活动展示了生命的体验与流动性，刻录着城市化进程的精神轨迹，成为美国人精神现象史和文化变迁史的一个缩影。然而，我们还尚需破解一个疑问？他为何转向桑德拉呢？
二、克莱德的爱情选择
一直以来，克莱德也被认为是一个薄情郎，即使中文版电影也翻译成了《狼心如铁》，其实这是对他的误解，缺乏对克莱德当时生存状态进行深入的探讨。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讨论他与罗伯达的关系。实际上克莱德与罗伯达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脚本，对于二人的性关系，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当时二人的社会场域，换言之，我们需要剖析二人的关系在特定时空下的含义。克莱德和罗伯达从乡村来到城市，并非是为了驻足欣赏莱柯格斯的风光，而是为了在莱柯格斯生存下来，进而建构自己的城市生命。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
首先，社会交际网络狭窄。自然属性是人的第一属性，然而人也有着社会属性，而且社会属性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属性维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其社会属性的必然要求。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遇到困难时，总能得到帮助，无论这种帮助是来亲朋与好友，还是来自乡邻。但在城市社会中，乡村的温情关系被严密的阶层关系所取代，他们往往变得无所适从，“从这个城市的气氛来看，莱柯格斯城里人际关系惊人地狭隘”（14），“在莱柯格斯，贫富界限就像用一把刀子切开，或是用一堵高墙隔开，分得清楚极了。”（15）迪拉特在舞厅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他早于克莱德从乡村来到莱柯格斯，对莱柯格斯的社会现实比较清楚，“在这个城市里，上流社会真是惊人地不与外人相互往来的，要是您不属于他们这个圈子，上流社会人士简直就不会跟您来往。您必须‘属于’上流社会，不然您就根本哪儿都去不了。”（16）不用说别人，就连克莱德伯父一家就是划分社会阶层的坚定拥护者，“社会阶层是断断乎非有不可的。要是过分照顾了某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亲戚，那就是愚蠢地破坏了必不可缺的社会标准。”（17） 在生活中，克莱德深刻地体味到了由社会阶层差距带来的生存艰难的况味，他的伯父一家，并没有因为克莱德是个至亲，为他提供一个好的住处，而是把他安排到阴暗、湿冷的地下室居住。他们只顾忙于自己的生意业务，对克莱德保持一种极其疏远而又冷淡的态度，克莱德“如同往日里一样孤单憋闷。”（18）
其次，工作的单调与乏味。在工作中，克莱德更是受到了堂弟吉尔伯特的百般刁难，“在势利眼吉尔伯特眼中克莱德就就是一个外来人与闯入者。”（19）他首先被安排到工作条件最差，劳动强度最强的防水车间。同时，他的堂兄吉尔伯特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始终用冷峻的目光打量克莱德，“逼使克莱德感到自己地位低下……要是他（克莱德）在格里菲思一家人面前表现得太神气，事后吉尔伯特准在厂里工作上找岔儿，来报复他。”（20）伯父的工厂也有着残酷与非人性的厂规，厂规一方面鼓励工人加快生产，把计件工作与良好的道德品质挂钩，力图把工人变成工作的奴隶，另一方面，禁止男性职工与女性职工在工厂内有任何的交流，不但如此，厂规还把这一规定延伸到工厂以外的地方，下班之后，也不允许两性之间的约会，否则工人将面临被开除的风险，“出厂时，他们这种态度作风也得一块带出去。要是我们了解到他们忘掉了这些，那么，不管是男是女，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就算全完了，我们决不会要他们，也不会留下他们。”（21）克莱德和罗伯达同属打印部，在工厂负责衣领的制作与打印，每天需要完成近10万打各种款式衣领的打印、缝纫和登记工作，劳动量与强度巨大，工作变成了到流水线上的重复劳动，工厂变成了卡夫卡式的城堡，不但压制了工人们的正常社会活动，也使得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变得单调与苦闷。
再者，性苦闷与压抑。人的第一属性是其自然属性，遵循着生物发展的规律，性的需求自然是人内在的生命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22）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进城青年与乡村亲人的情感联接遭到了割裂，他们白天是机器人，晚上却是是木头人，不但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而且其内心也有着最隐私、最难言的那份苦楚，饱受着性压抑之苦。克莱德早在酒店当服务生的时候，他与其他服务生集体去求欢，就可以看出他们都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处处寻求释放。罗伯达“尽管长得品貌端正，但也有强烈的欲念，她感到很孤单，始终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啊，你瞧这个世界上是那么快乐，可她却是这么孤寂。”（23）城市生存的艰难把二人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他们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生存状态中自然流淌着情感的交汇。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克莱德与罗伯达的性关系不是为了“性快感和性欲满足的目的性性行为，而是一种边缘性性行为，这种性行为主要是为了交流爱的情感而进行的行为。”（24） 实际上，包括克莱德与罗伯达在内，小说中每一个进城青年人在艰难生存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沉重的生活现场，他们的性爱成为夹缝生存中的一抹亮色，从身体上和心灵上与时代发生非常复杂和剧烈的对话。因此，对于二人之间的关系，德莱塞并不是苛刻指责，而是对人性作了最细腻的描写，表现着生命的本真，体现出了一种现实的人文关怀。至于最后克莱德没有与罗伯达结婚，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不单单是性的问题，而是纠缠更大层面的问题。
城市缤纷的生活催生出人们生活体验的方式发生着转变，另一方面，相比乡村，城市生存的艰难性也催生了一种理智主义的性格与务实的选择，“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由于所有的客观事物及其它们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构成了一些互动的联合体，任何对这些联系进行的情感阐释，都已经苍白无力，情感阐释被一种客观理智的解释所取代，现实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种理智的世界……更直白一点就是，人们在行动中所能想象到的因素，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变成了可以计算的理性关系。”（25）在这种理智性格的关照下，我们对克莱德的选择需要回归到社会学层面上去审视，需要退回到城市社会对个体规约的生产机制上去理解。在当时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中，对于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克莱德来说，社会运转的规约就是在城市生活的体系下获得更好的生存资源，因此婚姻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伴侣的选择，更是变成了对生活方式的择选。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克莱德与罗伯达的关系从当时的情形看，实际上只是在特定时空下的情感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婚姻是情爱精神得以现实落地的桥梁，然而当两者之间存在巨大隔膜空间时，桥梁便无从也自然无法成功建造。“他尽管从罗伯达那里得到了安慰和满足，可是，他在这里究竟能不能达到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个令人入迷的问题，又非常具体地摆在他面前了。”（26）
乡下人进城不仅需要一个生存的物质空间，而且也在不停地寻找精神寄存的空间。在克莱德的内心深处，城市绝不仅仅只是讨口饭吃的生存之地，而且也是心灵的寄寓所和皈依的圣地。正如费希特的名言，“所有人应该把目光从周围收回来，回到你的内心。”爱情对克莱德来讲固然承载着理想与未来，但如何选择映射着他当下和未来的矛盾与现实。获得城市身份才是克莱德自我认知建构的逻辑出发点，当克莱德基本实现物质生存之后，他对城市的追求自然便转向解决内心中悬而未决的痛楚，桑德拉就是代表了进城的那种执着的城市向往，罗伯达的地位卑微又是农村出身自然无法成为克莱德身份认同的支撑点。进城之后，克莱德存在着从物质到情感，再到精神的三个维度的需求，而这些发展历程，是一个人正常发展的逻辑历程，罗伯达只满足了他情爱单一维度的需求。初入城市时，克莱德便切肤感受到伯父一家的冷漠与无情，而此时桑德拉的优势就在于她弥补了克莱德多维度的需求，成为克莱德与城市之间的链接点和精神上的寄托，正是这种理智情愫牵引着克莱德爱情选择的发生了转移。我们需要理解的另外一点是，克莱德穷怕了，家庭的穷困与漂泊生活让他刻骨铭心，虽然从情感上来讲，克莱德也认为罗伯达青春靓丽，但在理智上，他依然担心，“他原来出身的那个世界，穷困便会伸出它令人沮丧的双手，重新把他攫住，如同当初他家的穷困把他攫住，一开头差点儿把他扼杀掉。”（27）唐纳德·皮泽对此也曾经指出，“孩童时的贫困，进城后的各种‘高墙’都阻挡了克莱德实现自己的梦想，罗伯达成为他通向城市生活路上的一座大山，与罗伯达恋爱也意味他可能再次回到贫困的生活。”（28）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克莱德而临的爱情选择决不仅仅是情爱的问题，对他来讲，爱情的择选已经上升为是一个选择城市生活还是选择乡村生活的重大问题。基于以上两点，在克莱德心中，“桑德拉这样一位姑娘，以她的气质和想象力，以及她所代表的一切吸引他时，现下他跟罗城伯达的那种关系，显然也就无足轻重，微不足道了。”（29）其实，克莱德转向桑德拉，与罗伯达对克莱德的情感路径存在着相似性，二人属于同一个工作部门，一天，罗伯达看到吉尔伯特给克莱德安排部署工作，她据此“料想他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同时被他的魅力深深吸引，”（30）在一定程度上讲，我们不能厚此薄彼，罗伯达对克莱德的情感不但是在初入城市时，生存艰难背景下二人情感的融会，而且也在一定程度参杂着“当时她复杂的心态”（31），而她复杂的心态也夹带着城市生活造就的理智性格。
美国从农业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是一场总体的变迁，我们对城市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局限在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转型方面进行界定和把握，“现代现象不仅是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它也是人自身的一场转变，是人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样式的转变。”（32）齐美尔指出，“城市在整个世界精神史上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气象……它呈现给个体的是发展的机遇和刺激，对精神存在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个体的外部生活和内部的历史在斗争和纠缠的过程规制着个体在整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城市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形态，在这个形态中，所有的一切围绕着生命的溪流而展开。然而，生命的溪流，不论个别现象令我们同情亦或招致我们的反感，都完全超越了评判态度的范围。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城市生活中的个体，在转瞬即逝的生存中，面对充盈的生命力量，我们的态度不应是指责或赞成，而是给予一份理解。”（33）
20世纪之前，美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形成了浓厚的重农传统，在这一传统的烛照之下，既往的美国作家有一种田园传统，他们在创作中批判城市，城市在他们的笔下总与人的欲望、堕落和犯罪联系在一起。比如在霍桑的《福谷传奇》，小说主人公卡弗台尔这样描述他在城市的生活，“我不太愿意投身到人类活动和消遣的浊流中。现在对我来说，更适合的方式是在边疆地带生活，或者在它上空盘旋。”（34）爱伦·坡则笔下的城市更是被描写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他笔下的城市都不可避免的与死亡、犯罪联系在一起，《玛丽·罗热疑案》便是典型的例证。按照昆德拉的观点，小说是探讨存在，存在不是已经发生的现象，而是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存在。作为城市书写的伟大记录者，德莱塞没有沿用既往对城市批判和讽刺的套路，而是把握住了进城青年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鲜活地描写出来他们的心灵史，在外人看来，克莱德不合情的追求，在他的书写中，却呈现出宽怀之处，予以生命的关照和理解，在这层意义上讲，这也正是其作为一个伟大小说家的难得之处。
三、 界限与门槛
尽管克莱德频频跟随桑德拉参与集体活动，但是也并不意味他真正被城市所接纳，这与城市中的“界限”与“门槛”有关。在齐美尔看来，自然界中的河流、山川等有着明显的边界，同样，社会空间中也存在着边界和界限，“社会空间也被一些鲜明的边界意识所包围着……这种边界就犹如一个艺术品的边框，只有符合它内部准则的人方可进入。”（35）相比自然界的空间边界线，社会空间的分界线却让人们感受最深，它是属于心灵的分界线。“与大自然的边界相比，社会上的、政治上的边界意识最强烈与明显，即使邻居之间也可能划上一条几何的线条，任何的边界变动、扩展、入侵都可能造成排斥，进攻，防御，乃至冲突，其中一方会在心理上给另一方划定边界线。”（36）
首先，桑德拉并没有从心里真正接纳克莱德。对于克莱德来说，桑德拉是其城市梦想的载体与媒介，但对桑德拉来说，克莱德只是她惩罚与报复吉尔伯特的筹码和工具。我们从小说中，可以推断出来，在克莱德之前，桑德拉对吉尔伯特抱有好感。然而，虽然二者都属于上流社会，但是吉尔伯特家庭地位更优于桑德拉家族，他根本瞧不上桑德拉，把“她看成傻丫头”（37）桑德拉一直耿耿于怀，她便想通过征服克莱德，“助克莱德一臂之力，让他比他（吉尔伯特）所希望的更加出人头地，这才算是好好教训他一顿。她一想到这个想法，就喜从中来。”（38）于是她便伙同特朗布尔发起一次聚餐舞会，将克莱德“引入”莱柯格斯上流社会的青年聚会与派对中。在第二十七章，作家再次明确地暗示出克莱德爱恋桑德拉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桑德拉喜欢克莱德，其动机主要就是：她想通过自己同吉尔伯特的堂弟友好往来，好让吉尔伯特动火。”（39）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克莱德“崇拜她本人和她的地位，使她感到既得意，又好奇。按照她的脾性，她需要的正是克莱德这样的奉承──真心诚意而又罗曼蒂克的奉承。”（40）换言之，桑德拉在克莱德的求爱眼神中看到了她自己的优越阶层地位，满足了其阶层荣誉之心，籍此弥补她爱情受挫之痛。但是桑德拉也非常清楚，由于两人的社会地位悬殊，克莱德与她走向爱情步入婚姻的想法无异于“葫芦藤上结南瓜”，“由于她所处的社会地位相当显赫，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确实让她煞费踌躇。要知道克莱德此人实在太穷，甚至连格里菲思一家人显然都瞧不起他，所以，她也就犯不着过分露骨地给他青睐。”（41）
其次，桑德拉周围的伙伴并没有真正接纳克莱德。桑德拉虽然邀请克莱德参加聚会，然而，这场晚餐聚会让克莱德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地位，这里不属于他，桑德拉及身边的伙伴们才是城市真正的主人。一方面，克莱德找不到与他们交流的话题，无法真正参与到交谈与沟通之中，桑德拉的伙伴们晚餐期间“自始至终是谈论与闲聊，不外乎一大堆地名啊，人物啊，计划啊，多半跟克莱德个人毫无关系。”（42）哈里特、克兰斯顿等人都在谈论年度康奈尔划船比赛，大学里面发生的各种趣闻，克莱德“顿时感到自己在这儿确实格格不入……他一下子发觉，这些年轻人只是对他们自己感兴趣，对克莱德并不怎么理会……克莱德就觉得孤零零的，好像被人抛弃了，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态。”（43）另外一方面，参与聚会来年轻人都瞧不起克莱德，在他们看来，克莱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主人，他能被邀请参与上流社会的种种活动，无非是看在塞缪尔家族的份上，他只是一个依附于伯父一家的无根浮萍而已，“在众人眼里，他仅仅是个小人物，据威南特说法，他只是竭尽全力，攀附他堂兄这一有名世家罢了。”（44）
再者，克莱德与桑德拉的爱情关系也不会得到桑德拉的父母以及莱格柯斯上流社会的承认与同意。尽管克莱德频频跟随桑德拉参与莱柯格斯上流社会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甚至莱柯格斯几乎所有名门世家都殷勤招待他，但是克莱德与桑德拉走向婚姻却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在莱柯格斯的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门槛”：“本地这些名门世家都坚信这么一条不容置辩的真理：不仅家庭出身要好，而且还要拥有财富─这才是所有一切美满安逸的婚姻的最终目的。”（45）桑德拉的父母对对桑德拉的交际活动非常留心与在意，劝导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人，一开始对女儿他们一拨人如此垂青克莱德，就觉得有些疑惑，因此“嘱咐女儿千万不要跟克莱德太亲近。”（46）后来，他们对于克莱德继续向桑德拉大献殷勤表示极为不满，甚至筹划带着女儿去欧洲旅行，以阻断二人的联系。当罗伯达步步紧逼催促克莱德结婚的时候，克莱德邀请桑德拉与自己一起私奔加拿大，或是到纽约、波士顿，或是到任何地方，桑德拉均委婉地拒绝了。在桑德拉来看来，与克莱德相比，自己的家庭名声更为重要，父母是绝对不会答应她与克莱德一起私奔结婚的，她不想“闹得满城风雨啊！”（47）综上所述，克莱德爱恋桑德拉其实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桑德拉本身是一个城市现代性的符码，对克莱德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城市中的“界限”与“门槛”无处不在，克莱德的出身成为“横在他们俩中间的那堵黑墙”（48），这堵“黑墙”克莱德不能逾越也无法逾越，他与桑德拉之间的爱情注定是无法开花与结果。
四、罗伯达落水事件
对于落水事件，我们需要对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和发生之时的情况进行重新考察，尤其是对克莱德与罗伯达的心理进行深度分析。罗伯达未婚先孕之后，她和克莱德尝试了药物和人工流产都没有成功，罗伯达自然异常担心。但是她的担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她担心自己的名声，美国清教传统文化素来对性避之莫及，对于女性来说，未婚先孕仿佛是千古禁忌。另一方面，罗伯达的父母宗教观念浓厚，她担心给家庭名声带来伤害。但是对克莱德而言，他内心有着另一番的顾虑与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罗伯达怀孕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罗伯达催促他结婚的步调越来越急，而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显得越发迫切，如果被曝光，克莱德也担心名声难听，一则是自己的名声，二则是菲利斯家族的名声，尤其是担心给伯父一家的名声带来损害。不过，还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上文已经分析过制衣厂有着严酷与不合理的厂规，正是不合理的厂规导致了克莱德和罗伯达关系的秘密性。这个厂规如同悬在克莱德头上的一把达摩克斯之剑，相比担心名声，他更忧心忡忡的是被工厂开除。一方面，童年跟随父母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沿街传教的穷苦经历让他刻骨铭心，他不愿再次生活在流浪之中。其次，我们可以发现，相比罗伯达的家庭，克莱德的家庭更加困苦，罗伯达的家庭有固定的农村土地作为生产和生活资料，退一步讲，即使被开除，她回到农村依然有生活保障和生活着落。而对克莱德而言，从小说的开端部分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家属于失地的农民，毫无生产资料作为保障，因此克莱德更没有后路可退。其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克莱德是带着对城市的向往来莱柯格斯，他的生活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拥有一份稳定的城市工作，留在城市生活。城市在他眼中不是一个临时的栖息之所，而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点，“我看问题也跟过去不同了，我巴望自己碰上好运道。现在我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49）克莱德的这种认识与他穷困的生活经验有关，留在城市生活是他念兹在兹的志向、希望，甚至是宗教，失去工作的克莱德与老舍笔下丢失洋车的祥子一样，注定在城市难以立足与发展，这也是正是为什么罗伯达怀孕之后，他极度担心和恐惧的根本原因。
我们略回顾一下罗伯达死亡的过程。当时二人在大比腾湖上划船游玩，由于克莱德不知如何应对罗伯达怀孕与逼婚而变得的心神不定，小说连续几章用不断闪回的镜头和不断重复的蒙太奇的手法，对克莱德的恐惧、忧虑的心理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罗伯达发觉克莱德情绪低落，就从小船站起来，俯身向前走向克莱德，试图询问他萎靡的原因。“当她靠近他身边，想用一只手拉住他的手，并从他手里接过照相机放到船舱时，克莱德猛地使劲一下子把她推开了。不过，即便在这会儿，他也没有别的意图，只是想别让她碰着他─不想听她求告─不要她的安慰同情。”（50） 由于当时罗伯达几乎是在站立状态下走向克莱德，容纳两人的小木船，一旦有任何的动作，小船自然会发生倾斜，木船在倾斜过程中，左舷撞击到她的头部，顷刻间罗伯达便落入湖中。克莱德惊慌失措，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罗伯达已经沉入湖底，溺水死亡，罗伯达的尸体解剖结果也证明了她的确是溺水身亡。“五位医生的联合报告上说：口、鼻受伤，鼻尖似乎轻微压扁，嘴唇发肿，一颗门牙略松动，唇内粘膜擦伤---但是医生们一致确认这些绝对不是致命伤……确切证明：当罗伯达落水时，并没有死，还活着，随后才溺水身亡，跟克莱德所说的一样，此外并无其他任何受到暴力或是挣扎的迹象。”（51）
然而讽刺的是，在小说中，罗伯达的死亡事件最终演变为一场政治与权力的争斗，各派力量都在利用这个事件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克莱德成为了城市政治权力与党派斗争的牺牲品。城市不但是经济中心，也是党派之间政治权力的角斗场，乡下人由于不占据政治资源，往往沦为党派政治争斗的牺牲品，正如齐美尔说的那样：“从天然素质上看，定居的人和流浪的人的差别本身就已经给社会的结构和发展提供着无穷无尽的千变万化的可能性。这两种人当中的任何一种都感到对方是他的天然的和不可调和的敌人……社会的定居分子不仅仅因为他们恨他而迫害流浪汉，而且也因为必然是为了他们的自我保存而迫害他。”（52）
罗伯达落水死亡之后，验尸官海特到达现场后，并没有根据现场遗留的痕迹，仔细勘察现场与分析案情。他反而琢磨这个案情对他朋友梅森法官政治前途的影响，以及对即将举行的党派选举有何重要价值：“不过现在，正如精明的验尸官预见，大比腾湖上这个惨案不是完全可以被利用来将选民的注意力和同情支持都集中在一个人……现任地方检察官梅森的身上吗?……同时，通过他，在这次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全体都可能当选。”（53）按照正常的办案要求与逻辑，他应该立即赶往罗伯达的家告知她的父母，但他竟然去了地方检察官梅森的办公室。梅森在得知这个事情后，马上表现出浓烈的兴趣，不过这种兴趣不是职业的兴趣，而是一种政治兴趣，“这个案件说不定会引起公众议论纷纭，看来对他极为有利。他可以借此重振自己正在动摇中的政治威望，说不定甚至还可以解决本人前途这一问题。”（54） 面对医生的联合报告，梅森坚持证明克莱德是先用钝器砸死罗伯达，然后把她抛尸湖中。虽然法院裁决前控告律师不准对被告采取任何强制手段，但梅森还是逼着克莱德到作案现场重新走一趟，他们在大比腾湖的草丛中找到了克莱德当时携带的照相机及其三脚架。梅森便如获至宝，坚持主张克莱德先用三脚架砸死罗伯达，然后把尸体抛入湖中，造成罗伯达溺水死亡的假象。为了利用这个事件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甚至鼓动新闻媒体为自己造势，“那就一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大大地提高他本人在司法界、政治界，以及社会上的声望。”（55）结果在法庭诉讼与辩论之前，各大城市的新闻报纸用最鲜明的大字标题报道如下：“对格里菲思一案提起公诉/以大量惊人的罪证结束/谋杀动机和手法现已铁证如山/死者头脸部分伤痕/与照相机边棱完全吻合。”（56）这种报道对克莱德的审判形成了严重的不利局面。
克莱德的辩护律师贝尔纳普也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为克莱德辩护并非是出于正义和善良之心，而是为了自己与党派的利益。民主党推举贝尔纳普竞争地方检察官的职位，对他来说，梅森就是共和党候选人名单上最危险的一个劲敌。贝尔纳普认为可以利用这一事件“至少通过一系列法庭辩论和一再延期，使梅森不能那么轻而易举地夺走他梦寐以求的本县法官这一职位。”（57）在法庭辩论阶段，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都无意真正搞清事实真相，相反，他们关注更多的是自己与政党的利益，而对克莱德的判决结果并不在意。梅森坚定地控诉克莱德在船上是先用三脚架砸死罗伯达，然后抛尸于湖底，爬上岸逃之夭夭。而贝尔纳普受《时代联合报》刊登的一对情侣溺水身亡的启发，辩护称罗伯达当时逼迫克莱德结婚不成，伤心跳湖自杀，当时克莱德被罗伯达的举动吓坏了，出现了精神错乱，罗伯达的伤口是被打捞她时铁钩所擦伤。马蒂森指出：“克莱德有罪还是无辜，这一点在斗争的双方之间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的问题，”（58），克莱德被判犯有杀人罪并被电椅处于死刑。法律本是确保社会公平与正义，维护公民利益的一道防火墙，然而，梅森也好，贝尔纳普也罢，他们只是将罗伯达落水事件变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法律被政治权力所滥用，法律正义荡然无存，对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法治理念形成了莫大的讽刺。“《美国悲剧》凭借其扣人心弦的故事，打动了几代读者，作为一部经验的悲剧，这部小说包含了更丰富的历史信息，它揭示了美国国家经验中一种很糟糕的现实。”（59）
克莱德在艰难的进城历程中经历了重重的人世“高墙”，小说伊始的第一页，父母带着年幼的克莱德在森然耸立的崇楼高墙之间，沿街传道与卖唱，而在结尾，父母则带着他年幼的外甥，站在旧金山城市商业中心的崇楼高墙之间，神色迷惘，当众抗议“人世间无处不有的怀疑与冷漠。”（60）这样的结尾不但形成了轮回式的叙事结构，而且这种轮回式结构也加重了悲剧氛围，暗示类似的故事也许在将来不断地上演，渗透着作家对城市化进程的深切忧虑。正如小说中写道：“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千百万次，在将来还会发生亿万次，这可并不新鲜，但也永远不会过时。”（61）大卫·魏谟（David Weimer）指出：在德莱塞的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寓言模式：不同的人物被吸引到城市，但他们仅仅是瞥见城市大厦里面的美好生活之后，又被踢回到人行道上，希望幻灭甚至被摧毁。”（62）
五、结语
伴随着美国城市化大幅推进，传统乡村生活早已成了昨日黄花，城市生活成为无数乡村青年渴求的对象。然而进城之后，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探寻不到通往新生活的出口，处处有“界限”与“门槛”，他们成为城市之中的“陌生人”，饱受煎熬与焦虑，艰难与无奈，漫漫进城路上充满着血泪的悲哀与人生的苍凉之感。小说出版以后，德莱塞回忆道：“我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的来信，他们在来信中表示‘克莱德恐怕就是我’。”（63）多年之后，德莱塞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其实，这不是一个个例，而是一种重复，它是一系列悲剧，这些悲剧具有共同点，以致形成了一种可怕的事实。你知道，克莱德·格里菲思的经验不是唯一的，它具有典型性，克莱德也不是唯一的，他是一个原型。”（64） 以此来看，克莱德的悲剧结局不仅是他个人的宿命，也是众多进城乡下人的命运归路，难怪德莱塞把小说的题目命名为An American Tragedy 而非The American Tragedy。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口向城市转移成为常态，成为鲍曼口中的“流动的现代性”。对这一流动群体的书写不但富有文学意义，也成为透视与反思美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窗口。德莱塞在后来曾谈到：“我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我必须要写，这也是我写我所有小说的原因，它们需要被写出来。任何作家都非常乐意用艺术把它们表达出来，不必担心他的书在市场上受欢迎与否，也无需担心他的书受到什么样的严格审查……一个真正的诗人是通过他的诗歌表达他自己，这也符合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特点，一个真正会讲故事的人也一定用他的小说表达自己。”（65） 德莱塞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大学没毕业就去芝加哥独立谋生，在城市过着漂泊生活，“时下，商业和贸易的重大机会，除了我以外，任何人全都可以获得，我竟然连一丁点儿做我希望做的事，或分享我最渴望的生活的手段全都没有，我是一个以实玛利，一个四处漂泊的人。”（66） 从1892年到1910年，在几乎长达20年的记者生涯里，他经常深入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报道各个阶层的生活，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我每天的日常工作似乎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我的猜疑：生活是冷酷无情、令人悲伤的，我经常去采访的，总是一件件谋杀案、一个自杀事件……同一天，也有一场重要的婚礼、一场商业性的或政治性的宴会、一场舞会或一场俱乐部的招待会。这些恰恰提供了必要的对比，证明生活是对有些人过分慷慨，对另外一些人又是十分吝啬的。”（67） 德莱塞的这种人生体验也许耦合了众多进城青年的命运轨迹，在小说创作中，他自然产生一种抽离的审视。一方面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美国农村青年对现代城市生活有着强烈的渴求，另一方面他又感悟到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状况的复杂，这其中所包含的历史想象和现代性矛盾，就通过乡下人进城的悲剧书写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难怪沃伦评论指出，“《美国的悲剧》的感染力不是推演出来的，德莱塞的经验与这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分量都在这里面。”（68）
回顾德莱塞的小说，从《嘉莉妹妹》到《美国悲剧》，他所关注的一直是乡下人进城之后的悲欢离合，不过《美国悲剧》所展现的克莱德的悲剧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凸显了他对美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切忧虑。城市的“现代性”的诱惑和召唤并没有停止，其强大的吸引力依然存在，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容纳机制，既为进城乡下人提供充足的工作机会，又能实现其精神主体的建构，在城市生活过程中安身、安心和安魂，这不仅是摆在德莱塞等现代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当下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注释：
（1）（2）薛德震，远志明：《人的需要与人的劳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第53-64页。
（3）陆彦明，马惠娣: 《马克思体闲思想初探》，《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1期,第44-47页。
（4）Martha Banta.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49-69.
（5）（12）（13）（14）(15)（16）（17）（18）（20）（21）（23）（26）（27）（29）（30）（31）（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3）（54）（55）（56）（57）（60）（61）[美]西奥多·德莱塞:《美国悲剧》， 潘庆舲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278，278，250,316, 249，222，323，271， 293，315，390，545，390，317，321，388， 388，419，419，419，412，404，412，461，536，573，571，206，630，736，645，649-650，740，860，763，1060，830，
（6）[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1900 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刘绪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8页。
（7）Donald Pizer,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ry Naturalism: An Interpretati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4.
（8）[美]西奥多·德莱塞：《金融家》，潘庆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9）张祥亭：《城市欲望书写与审美现代性---以<欲望三部曲>为例》，《外语教学》2019年第5期,第93-98页。
（10）（52）格奥尔格·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83-511，509页。
（11）李思孝：《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201页。
（19）Lawrence E. Hussman. Dreiser and His Fiction: Twentieth-century Que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3, p129.
（22）（24）肖巧平：《“性”的人权性质求证》，《中国性科学》2008年第12期，第3-8页。
（25）David Frisby ed.,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Routledge, 2004, p.435.
（28）Donald Pizer. The Novels of Theodore Dreiser: A Critical Stud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6, p156.
（32）[德]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 罗悌伦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9页。
（33）Kurt H.. Wolff.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The Free Press,1964, pp.423-424.
（34）[美] 纳撒尼尔·霍桑：《福谷传奇》，侍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
（35）（36）David Frisby &Mike Featherstone. Simmel On Culture: Selected Writing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7, p.141, pp.142-143.
（58）（63）F.O. Mattiessen. Theodore Dreiser, Greenwood Press, 1973, p198，p.191.
（59）Richard Layman,Matthew J. Bruccoli, Concis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Literary Biography,---Realism, Naturalism, and Local Color,1865-1917, Gale Research Inc.,1988, p.65.
（62）Jack E. Wallace, “The Comic Voice in Dreiser's Cowperwood Narr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53, No.1 (Mar., 1981), p.57.
（64）（65）Frederic E. Rusch & Donald Pizer. Theodore Dreiser: Interview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p157.
（66）[美]西奥多·德莱塞：《谈我自己》，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474，153页。
（68）Harold Bloom ed., Theodore Dreiser's an American Tragedy---Bloom’s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Chelsea House Pub, 1988, p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