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书评》：那个自称法国的男人

原文标题：The Man Who Was France

法国总统戴高乐20世纪60年代的新闻发布会是早期电视直播的杰作。身高6英尺4英寸（1.93米）的他高高地站在讲台上，下面挤满了记者们。他先是让记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接着又无视他们，踏上他著名的“地平线之旅”（tours d’horizon）。《费加罗报》刊登的一幅漫画展示了他手里拿着眼镜的样子。他说：“我相信我听到了，在后面的房间里，没人能问出我准备回答的问题。”

自1944年那个美好的夏天以来，当戴高乐将军身穿束带制服，宣布巴黎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时，他显得更年轻、更有风度。那时的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比“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都活得长。他的体力依旧非凡，他的记忆力和敏锐机智享有盛名。作为一个习惯了朴素生活的人，他会自己往爱丽舍宫所处公寓的电表里投硬币。但在内心深处，他感到疲倦。有时他想知道，自己漫长而非凡的职业生涯究竟是为了什么？

1967年的一个晚上，当时只有他的亲密助手雅克·福卡特在场，他自言自语道：

实际上，我们正处在一个剧院的舞台上。从1940年起，我就一直有这种感觉（illusion）。我试图赋予法国一个坚实、坚定、自信和不断发展的国家形象，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疲惫的国家，只想着自己过得舒适，不希望出现任何问题……我使人们相信，或者我认为我相信，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坚定和统一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法国是疲惫的，她仰卧着，而非战斗。事情就是这样，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会尽我所能让这出戏进行下去，然后在我之后，事情又会回到它们原来的地方，不存在任何幻想。

戴高乐曾将他的老搭档温斯顿•丘吉尔描述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1968年的春天，他将对学生游行示威和工人罢工的困惑转化为最后一次对他才华的展示：从巴黎消失了24小时——当时，没有人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接着重新出现，并宣布举行选举，这让戴高乐主义阵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然而，这种疲惫是真实存在的。次年4月，他却在一场毫无意义的地区改革公投失败后辞职，仿佛他是为自己寻找出路。退休后，他马不停蹄地完成了总统任期内的第一卷回忆录（注：即《希望回忆录》），然后于1970年11月9日去世。从那以后，法国一直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朱利安·杰克逊的这本《戴高乐将军》是这位非凡人物的丰碑。他有着强大的洞察力，能够将戴高乐这个20世纪政治史中最引人入胜的人物，置于其所处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中，将精彩的现代法国史伪装成了一部政治家的传记。

1890年，夏尔·戴高乐出生于母亲的家乡里尔。他的父亲亨利•戴高乐是一名教师，在他早年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父亲向他灌输了自己对学习、读书和写作的热爱，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军官的地方。“多么了不起的人，多么了不起的父亲啊！在我们生活中，他实在是太重要了，”在父亲1932年去世后，戴高乐写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如果命运赋予我任何的荣誉，那就是以我父亲的形象生活。”亨利•戴高乐曾在一所耶稣会高中任教，后来创办了自己的私立天主教学校，他曾把自己描述为“情感上的君主主义者，思想上的共和主义者”。

亨利·戴高乐对于共和天主教的感情——虔诚，爱国，节俭，致力于国家的荣誉和历史——塑造了他的儿子，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戴高乐的能力和愿望，让这个曾因“德雷福斯事件”而四分五裂，后来在战争中又再次四分五裂的国家团结起来。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是亨利·戴高乐的其中一个学生，他的禁欲主义信仰和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使他同夏尔·戴高乐一样，成为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物：难怪在贝尔纳诺斯的《乡村牧师日记》里，理想化的生活服务和其对人性的不信任，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戴高乐是一个典型的孤独者，他的责任感和厌世情绪贯穿他的一生。

戴高乐经历的教育中，至少还产生了另外两个经久不衰的对他产生影响的因素。其中之一是他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知识巨人们的情，尤其是他们的“行动胜于空谈”的理念和狂热的爱国信念。作家厄内斯特·普斯卡里在1914年被杀之前，曾经从共和主义和和平主义转向了天主教；1940年，在前线与德国人作战时，戴高乐希望朋友给他寄普斯卡里的书。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相信直觉比理性更重要，这对戴高乐的政治领导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戴高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作品《剑锋》是一本柏格森主义式的著作，强调了本能和经验的重要性，并对法国人热衷于逻辑和理论的倾向提出了警告。戴高乐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是一个缺乏直觉的典范，“他是一流的执行者。”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他反感的了。他认为领袖的特点就是不服从——他成功地践行了这一信条，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二战期间。任何人都能说（尽管没有几个人比戴高乐更好），但只有领袖才知道什么时候保持沉默。最重要的是，领袖必须忍受痛苦，经历“一场无时无刻不在撕裂他灵魂的斗争。”

另一个影响戴高乐的因素是军队。1909年，在法国圣西尔军校学习之前，他就已经在第33步兵团待了一年，该步兵团的指挥官是一位55岁的上校：菲利普·贝当，戴高乐的职业生涯显然位列其后。随后，这两个人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开始了：一开始是相互钦佩和支持，然后开始出现矛盾，在1940年法国崩溃后，两人的矛盾达到了顶峰，并发展成一场通过广播进行的口水战，直到战争结束时才结束——年轻人接替老人成为国家领导人，并掌握着前任指挥官的生命。

戴高乐在圣西尔的表现并不算好。后来，当他回到法国军事学院（培训法国高级军官的学校）时，他的导师被他的冷漠态度和傲慢，以及仿佛“流亡的国王”般的态度所震撼。另一方面，正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所证明的那样，他对危险漠不关心：在凡尔登负伤被俘，当了三年战俘，靠读历史来消磨时间。战后，他波兰服役，见证了波兰军队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然后，在20世纪20年代初回到法国，他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法国浪漫主义最伟大和最奇怪的作品之一，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军人的荣耀和奴役》对和平时期士兵的地位进行了长篇的沉思。献身于服务的生活，特别是为享受和平之乐的社会服务的崇高和忧郁，是令戴高乐产生共鸣的主题。与德维尼笔下的英雄一样，他对自己在战争期间没有做更多的事情感到遗憾。但他相信一场新的战争即将来临：早在1917年，他就警告说“这场战争不是最后一场”。他为此做了准备，通过阅读和写作，获得了战略家的声誉。他还参加了一位杰出导师的沙龙，这位导师就是比他年长40岁的犹太上校埃米尔·梅耶，他享有一流军事理论家的声誉。这两个人都是法国人所称的军人。

20世纪20年代，戴高乐结婚了，从而发现了家庭安宁，这对这个最注重隐私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伊冯娜·旺德鲁是一个加来的工业家富裕家庭的女儿，他们共同育有三个孩子，最后一个孩子安妮出生于1928年。她患有唐氏综合症，父母双方都倾心致力于她。 在戴高乐的几张公布于世人的动人的照片中，他穿着西装，打领带，戴着汉堡帽，坐在布列塔尼海滩的躺椅上，全神贯注地陪着五岁的安妮在他的腿上玩游戏。

贝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捍卫凡尔登而成为国家英雄，并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和法国元帅，他与贝当的关系带动了职业发展，戴高乐走进了康塞尔高等防御署大楼，负责国防战争准备工作。他的著作使他在防御界名声大震。他的第一本书（注：1934年出版的《建立职业军》）是关于1918年德国人战败的原因，这一研究强调了文官控制军队和保持士气的重要性，而他的第二项和第三项研究关注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军队。人们普遍认为，下一场战争将与上一次一样，是一场在战壕中进行的防御战。与这种看法相反，戴高乐预言，这场进攻将是决定性的，需要机械化部队和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

起初，他的观点不受欢迎，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找到了一位新赞助人——中间偏右的政客保罗·雷诺。社会党总理莱昂•布鲁姆也曾向他寻求建议。戴高乐极度保守的思想并没有阻止他与社会主义者或犹太人交往。他的天主教信仰也从未像围绕着夏尔·莫拉斯和“法兰西行动”的保守派那样使他走向绥靖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在国际事务中本质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对他来说，权力和力量平衡比意识形态更重要。他把俄罗斯——不管是不是布尔什维克——视为法国潜在的合作伙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戴高乐曾预言，退缩在马其诺防线——20世纪30年代沿德国边境修建的防御工事——将导致“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法国唯一的希望就是进攻。1940年3月，雷诺成为总理，戴高乐在前往前线之前帮助起草了他的演讲；两个月后，他率领他的坦克部队开始抵抗入侵的德国人。

战斗的激烈不是他的天性。作为领袖，他的无畏被他孤独的举止和令人生畏的沉默所抵消。当一名随军神父问他：“上校，你为什么总是一个人？会有人想见您或跟您谈话的。”他的回答却是：“你说什么？”

一名参谋人员记录说：

他发布命令时是独立的、排外的、权威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他的判断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最好的……他在任何情形中都坚持纪律需要的尊重姿态，他让他的军官们保持六步的距离围绕在他周围，留出一片空地，他就站在最中央，希望远方的人也能看到他，他会站在一个小土丘上，或者在一堆石块上等待一个没他个子高的军官，他想要的是凸显出自己；他接到报告时从不说一句话；总是用他讽刺的俏皮话让人们困惑……在非常简短的对话中，不允许出现反驳，他实施威吓，提高他缓慢的声音，立刻变得让人不容分辩，同时他栗色的眼睛像起了火，似乎能够看穿与他说话的人，甚至能够看到他背后的东西。（见《戴高乐将军》第121页）

然而，当他以同样的风格从政时，似乎并没有妨碍他在短短四年时间里从政治上的无名小卒成为国际政治家的非凡进展。

1940年6月5日，雷诺任命这位相对不太出名的年轻的准将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从此开始了戴高乐的升迁。如果没有那短暂的部长任期，他在1940年夏天宣称的体现法国国家连续性的说法将是完全荒谬的，而不仅仅是不合理的。雷诺于6月16日辞职，让位给贝当元帅，但那时戴高乐已进入政府决策的核心，并引起了英国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注意。6月9日，戴高乐在横渡英吉利海峡后，两人在伦敦首次会面：他给丘吉尔的印象是一个注重行动的实力派。九天之后，在投降的边缘，丘吉尔最后一次非同寻常的法国之行，他们的第二次会面时，这种印象进一步加深了。到那时，贝当显然打算与德国人达成协议。由于担心被捕，戴高乐告别了妻子和孩子，飞回伦敦。他后来说:“在我49岁的时候，我开始了一场冒险。”

贝当是他的上级；然而，领袖的真正标志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不服从。他的第一个不服从行为，就是对元帅的不服从，这个人就是他几十年来熟识的贝当。贝当代表的正是戴高乐所拒绝的东西——与希特勒妥协，因为他相信这将允许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生存下去。为了表达对“法国土地”的向往，贝当援引了他自己的“法国观念”。戴高乐则将最初对法国人的吸引力直接瞄准了他的前任赞助人——从著名的1940年6月18日开始，他就在邀请在英国的法国官兵加入，并宣称“法兰西的抗战烽火都不会被扑灭，法兰西的抗战烽火也绝不可能被扑灭”。

几天后，他的电台谈话变得非常个人化，并开始让英国外交部感到不安，因为英国外交部并没有放弃与维希保持关系的希望。戴高乐仅仅得到了丘吉尔的支持。“就剩你一个人了，”丘吉尔私下里对他说，“好吧，就我只承认你一人。”他说到做到：6月28日，戴高乐被英国人公开承认为“所有法国的自由人民的领袖。”

这是非同寻常的一步，即使法国人发现自己在英格兰并不急于接受戴高乐；恰恰相反，这个独自在萨沃伊吃午饭的冷漠的人最开始吸引不了多少人。那个夏天，从法国撤出的大部分军队最终都穿过英吉利海峡返回本土，并将贝当视为法国政府的合法首脑。除了新赫布里底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总督于7月支持戴高乐）之外，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人支持自由法国的迹象；到了8月，法国在赤道非洲的殖民地就开始联合起来支持这项事业；几个月后，他在法国的广播节目使他的名字成为反抗的同义词。然而，这场流亡政治运动的形成，以及与被占领的法国抵抗运动建立联系，花了更长的时间。再过两三年，戴高乐所宣称的“代表法国”的主张才有一点可信性，再过更长的时间，丘吉尔才说服内阁同意他的观点。

他的这一根本的弱点解释了他与丘吉尔无休止的斗争。尽管这位英国首相是他在白厅最热心的支持者。两个人在许多方面都志趣相投：两人都是有成就的作家和著名的演说家；两人都热爱历史，并觉得自己生活在历史之中——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两人都感到了君主制的神秘（戴高乐始终是一名共和主义者，但他对觊觎法国王位的巴黎伯爵始终保持尊重）；两人都毫不掩饰地捍卫国家声誉。最重要的是，两人都不太可能是政客——他们总是局外人，不被信任，却因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对时机的把握而受人尊敬。

但也有不同之处：丘吉尔是爱奢侈享乐的人，而戴高乐很节俭；丘吉尔是一个爱交际、热情、多愁善感的人，而戴高乐鄙视人性，宁愿保留自己的主张；丘吉尔对法国的热爱是溢于言表的，除了他对英国王室的崇敬，而戴高乐从未有过亲英主义的念头。最重要的是，丘吉尔领导着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仍然是世界强国之一，而戴高乐的祖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国耻深重。

只有伟大的小说家才能描述这两个人之间发展起来的易燃性关系。朱利安·杰克逊将这种关系描述为“奇怪的激情”，似乎只是一个保守的说法。1943年初，“狂风大作”，在卡萨布兰卡，当丘吉尔试图迫使戴高乐和其憎恨的对手亨利·吉罗将军公开和解时，他愤怒地说： “如果你再顽固，我就会离开。”但紧张局势已持续数月。1941年夏天，英国军队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击败了维希的支持者，阻止德国人在中东获得立足点，当他们绕过自由法国和殖民地政府达成协议时，戴高乐勃然大怒。

戴高乐与英国的关系急转直下，英国人称他是“自食其果”，甚至禁止他出国。在白厅，他被称为“汉普斯特德的怪物。”戴高乐坚持认为协约国承认他是一个大国的化身，但在协约国看来，这是荒谬的，因为他在后勤和政治上几乎完全依赖协约国。他痛恨盟军不经商议就计划入侵法国，并自行指挥。在诺曼底登陆日临近的时候，罗斯福对他深恶如仇。用丘吉尔的一位助手的话说，他就像美国总统一样，“对戴高乐的憎恨有时近乎疯狂”，他还在考虑把戴高乐送回阿尔及尔，并在“必要时用铁链锁着。”

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所指出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个性：戴高乐认为自己代表了他的国家，因此深感屈辱；作为国家领导人，他的职责是受苦，而且是独自受苦。但是，发脾气、暴怒和冷若冰霜的沉默——这些行为举止可以在几秒钟内从冷淡的轻蔑变成温和的礼貌——也是这位政治戏剧大师的特质。正如他有时向助手承认的那样，在他的地位上，有时不得不粉碎一些东西，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迫使别人注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与美国人发生了一场荒谬至极的争吵，而这场争吵发生在许多人认为可能是最糟糕的时期，即自由法国未经宣布就占领了纽芬兰海岸附近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因此，1944年夏天，法国的解放具有双重意义：正是在这一刻，戴高乐接管了法国，带领它走出了合作通敌的时代，成为四个胜利的盟国之一和欧洲重建的主要力量。但这正是这一刻，他终于从流放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可以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以一个自由的人自居。在戴高乐欢呼的那个八月，非同寻常的民族和自信时刻，所有这些都爆发了。

巴黎！巴黎愤怒了！巴黎破碎了！巴黎殉难了！但巴黎解放了！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在全体法国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在作战的法国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唯一的法国人的帮助下，在真正的法国人的帮助下，在永恒的法国人的帮助下，将自己解放了，将人民解放了!

法国解放了，戴高乐也终于解放了。

解放运动带来了它自己的困境。戴高乐——对他来说，军人和政治家之间的分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场战争中，对于他在政治上所代表的立场，他一直处于一种故意模棱两可的状态。从1940年到1944年，他根据需要拉拢的对象，先向一方靠拢，再向另一方靠拢。首先是老保守派；然后，当他引诱抵抗军时，他暂时转向了左边。对于解放时的共产党人，他宣称“法国只有一个革命者：那就是我”。“可是，这个最没有革命精神的人打算领导什么样的革命呢？”它重申了法国政府对混乱势力的权威，他所说的混乱势力，主要指的是四处游荡的武装抵抗组织，以及所有那些对现实和想象中的通敌者进行各种形式审判处决的组织。

他对政治一直是矛盾的。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许多人一样，他想要为法国找到“第三条道路”，一条避开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导致一些人错误地指责他同情法西斯。他厌恶政党，也不隐瞒。然而，他在法国试图恢复的是共和传统，他现在面临一个选择：他可以退出，也可以加入这场争斗。他想要相信政治在他之下，但那些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他的妻子、他在科隆贝的管家（他在那里有一座乡间别墅）——明显更了解他。

从战时担任自由法国领导人平稳过渡到临时政府主席后，1946年1月，他在选举新的立宪会议后辞职，开始“冬眠”。他组建了一个党——法国人民联盟（RPF）——作为实现未来政治野心的一种手段，但是在一系列糟糕的选举结果之后，他退居到了科隆贝，写起了自己的回忆录：他希望自己对历史负责，就像他的榜样夏多布里安曾经做过的那样。丘吉尔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杰克逊认为他的《战争回忆录》是对法国人民联盟失败的安慰。它们的确提高了他在政治上的形象，他是一个英雄，而私人人物从属于公共领袖。这个环境是国际性的，反抗组织被选为民众精神的次要来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提及通敌合作。《战争回忆录》创造了法国人可以忍受的战争形象，并成为了畅销书。戴高乐将前四本书分别送给了教皇、巴黎伯爵、共和国总统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但当历史学家的生活过太久后，戴高乐不安的性情又迫使他向外张望。在巴黎，他偶尔造访法国人民联盟的总部，这让人想起“淡季的一个温泉小镇的医生手术休息室。”他周游法国大部分地区，发表演讲，投入崇拜的人群中，他还去了海外。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法国人民联盟的解散，他开始感觉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深爱的女儿安妮在1948年去世，这对他的家庭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的哥哥沙维尔在1955年也去世了，而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仍然很好。

接着，阿尔及利亚危机爆发了。在这场危机中，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力量遭遇了白人定居者的抵抗，以及国家对阿尔及利亚的顽固坚持。阿尔及利亚不仅是一个殖民地，而且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戴高乐一直对法兰西帝国的价值心知肚明——如果没有殖民地的支持，他的战时崛起将是不可想象的——但他对它并没有眷恋之情。他默默地看着第四共和国蹒跚前行，暴力蔓延到大陆本身。到1958年，巴黎的政客和阿尔及尔的将军们都在寻求他的回归，他们都在密谋推翻共和国。被阴谋者称为“大查尔斯”的人已经撤到科隆贝。他甚至不信任电话，通过可信的后台渠道传递信息与他们保持联系。当被问及戴高乐对他们的计划了解多少时，他的对手弗朗索瓦·密特朗说，“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的计划。”

细节仍不明朗。戴高乐希望通过合法手段而不是政变来掌权，尽管他愿意加快这一进程。1958年5月，他宣布准备组建新政府。首相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随即辞职。戴高乐同意接受全部权力，如果被授予总统职位，他将统治六个月。自1946年以来，他第一次出现在众议院，6个月内法国就有了一部新宪法，第五共和国，以及一位比他的前任拥有更大权力的新总统。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戴高乐一直在位。杰克逊详细地解释了戴高乐如何成功地结束了阿尔及利亚的战斗，如何在他的领导下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以及如何将法国军队重新置于文官控制之下。对于戴高乐来说，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他恢复法国伟大的目标。法国成为核大国，他与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这使他能够负责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于不信任背信弃义的英国，他拒绝让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并将其边缘化。（注：直到1973年，在他死后，英国才被允许加入欧共体。）法国社会发生了转变：在总统的支持下，新一代技术官僚领导了国家的现代化，而农民的数量急剧下降。

1958年，英国外交官格拉德温·杰布反思道，“将军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和其他人不一样。”他高大的身材，加上他的矜持和傲慢，使他显得与众不同，这是他一生培养出来的。他热爱法国，然而——正如他著名的表述——主要是作为一种理念。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最大的痛苦一定来自于害怕历史会与他擦肩而过。这种感觉与他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紧密相连：他对文学、写作和文字的热爱。作为一个伟大的读者，他与同时代的作家保持通信联系。他本人是个伟大的作家，他努力写散文。作为一个严肃对待修辞的时代的产物，他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他的演讲。

他究竟是怎么抽出时间来做这一切的？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他家庭生活的规律和谦逊，但也在于他常常保持沉默。在某种程度上，戴高乐把沉默当作一种防御和武器，这在今天的政治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科隆贝只有一个电话，他更愿意通过中间人工作。他是神秘话语的大师，他知道如何等待时机，如何消失，然后以惊人的效果重新出现。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再也没有比这更能代表公众生活的戏剧了。而在当代无休止的喧嚣政治中，这种戏剧已经完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