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高乐的那些传记

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的新闻部长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指出：“将军的真实之处就在他的传说中。”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戴高乐（拿破仑也是如此）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他在自己身上建构的神话。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以更有诗意的形式将这句话表达出来，他指出，那些仔细观察和书写戴高乐的人，无法脱离戴高乐本人强加于他们头脑中的参照框架——“就像维米尔（Vermeer）的画作，那些看上去似乎照亮了画作的光线实际上来自画作本身”。

在戴高乐这里，“那束光”就来自他自己的话。在他出版于1932年的一本书的题词中，他引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话：“太初有道？不，太初有为。”对戴高乐而言，“道”和“为”是不可分的。促使他于1940年上台欲有所“为”的，是一篇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听过的讲话；之后的讲话则更加著名，数以百万的法国人在1940年和1944年感受到的“戴高乐”就是来自收音机中的那个声音。在20世纪50年代，戴高乐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编造了他自己的传说。在60年代，当戴高乐成为法国总统以后，他经常通过雄辩的魔力和对电视的控制来进行统治。

任何为戴高乐作传的人都像一只苍蝇那样被困在他的语词网络中。在1966年与一个记者的谈话中，戴高乐说道：

对于那些我想要了解的和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我已经思考它们很长时间了。我把它们写下来，在心里记住它们……这花费了我最多的心血……在我眼中，它们是唯一值得的事情。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我想都没想就弃之不顾，不会去了解它们，也不会特意跟任何人提到……它们在我眼里没有任何的重要性，毫无价值。但是你们这些记者还是报道了这些话。

戴高乐警觉地监督着那些包含“重要事情”的官方记载。除了他的四卷本回忆录（三卷本的《战争回忆录》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涵盖1958—1962年的另一卷《希望回忆录》出版于1970年），他还批准了五卷本演讲录的出版，其中他几乎做到了要纠正每一个逗号的程度。然而，这部演讲录需要批判地对待——我们只需查看前六页就能发现问题。它开始于最著名的一段讲话：1940年6月18日的讲话。我们阅读到的肯定是戴高乐想要发表的讲话，但迫于英国人的压力，他实际发表的讲话中前两句与演讲录中记载的并不一致。演讲录中下一篇演讲的日期是1940年6月19日。然而事实上，戴高乐在6月19日这一天并没有发表任何讲话，因为英国人不允许他这么做。标记了“6月19日”的讲话涉及的其实是6月19日之后发生的事件。因此，它一定是在后来写的，但是从未被发表过。接下来，这部演讲录记录了戴高乐在6月22日和6月24日的确发表过的两次演讲，但是遗失了发表于6月23日的一次简短讲话，这是戴高乐事后想要掩饰的，因为他在其中宣布要组成一个以他为首的委员会，但由于英国人的反对而从未实现。因此，在戴高乐正式的演讲录的前六页中，有一篇讲话的确发表过，但并不是我们读到的那个样子；有一篇讲话则从未发表过（甚至不是在人们所认为它被发表的那一天写下来的）；还有一篇讲话虽然发表过，却不为我们所知。

在戴高乐去世后，他的儿子开始按照事件顺序出版十卷的信件、笔记和备忘录，这些来自他的办公档案和家庭文件。这套文献对于研究戴高乐非常关键，我们也可以将它们归类为“写下来的”档案，戴高乐本人也将它们视作“有价值的”。但是这些资料也有问题。例如，其中有一篇戴高乐发表于1958年6月6日的著名演讲，却遗失了最后一句“‘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不管他是否写了这些话，都没有人怀疑是他说出来的。

除了那些已经出版了的大量文字，还有很多被报道的谈话。戴高乐会与他喜爱的记者进行不被记录的谈话。第一批被用于研究戴高乐的资料（今天仍被使用），就是由和戴高乐关系很好的记者让-雷蒙·图尔努在戴高乐生前制作的一套书。图尔努深得戴高乐信任，采访到了不少妙语。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后来宣称，图尔努是在门缝偷听到的。但事实上他并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当戴高乐发现这些不被记录的交谈有助于自己的目标时，就会将大门完全向他人敞开。正是图尔努第一个记下了戴高乐的那个著名的怪念头：“一个人如何才能统治好拥有258种奶酪的国家？”这句话非常流行，很快就流传出去了，人们从未确定过原话内容，或者这句话究竟有没有被说过。（例如，奶酪的准确数量在不同的版本中是不一样的。）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这种情况更多。在20世纪50年代，戴高乐私下里对不同的采访者发表过许多格言般的有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评论，以至于人们很难弄清楚他的真实想法。

戴高乐去世以后，大多数不知出处的评论都变得“有据可证”，因为它们重新出现在另一类重要的“戴高乐相关”资料——那些在他周围工作的人留下来的大量的回忆录、日记和日志里。在这些资料中，卷帙最为浩繁的是由阿兰·佩雷菲特出版的2000页的谈话内容（更准确地说是独白），以及由戴高乐的非洲事务顾问雅克·福卡尔出版的1500页的谈话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福卡尔几乎每天都会与戴高乐见面。我们应当给予这类材料什么样的地位呢？这些相对于官方资料的纸质文献或对记者所说的轻率评论并不一定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戴高乐的谈话通常是一种表演，正如他的一个助手所说的那样，“他的演技很好”。但是如果因为戴高乐并没有在书里“写下”它们而贬低这类材料，则将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也是不对的。所有这些资料都可以使我们获得关于他的声音的不同记载。

戴高乐在1932年出版的一本论领导力的书中写道，伟大的领袖需要运用神秘、策略和伪善。另一方面，斯大林曾对丘吉尔说戴高乐是个率真的人——以一种严格的标准来评判，的确是这样。戴高乐将神秘上升到一种统治艺术，却经常比他伪装的或希望的更为坦率。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戴高乐以善于伪装而著称，但是他公开宣称的和私下表达的非常一致，尽管语气上有所不同。在过去的几年，历史学家们首次得以看到戴高乐的档案，但是这些资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认识。他的儿子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那就是将最重要的文件出版。我们还缺失的是戴高乐与其家人全部的私下谈话。其中一些已经被出版了，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或许会有助于澄清关于戴高乐的晦暗不明的地方：作为普通人的戴高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了理解戴高乐的政治生涯，我们不应当指望未来能有一些意外的发现。我们面对的挑战在于：如何用已有的材料来解释戴高乐。

戴高乐和他的传记作者们

戴高乐的传记作者们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呢？有关戴高乐的作品数量，在法国历史上除了拿破仑恐怕没有谁能比得上。戴高乐基金会这个机构就是专门致力于研究他的。这个基金会成立于戴高乐去世后不久，到2011年已经出版了超过40部会议记录，这些会议都是围绕他而召开的。其中一些研究的是他政治生涯当中的某些时刻，其他的则冠以诸如此类的题目：“戴高乐与医学”“戴高乐与科学”“戴高乐与媒体”“戴高乐与法律”“戴高乐与宗教”“戴高乐与青年”等。戴高乐既是一个人、一个传说、一个符号，如今也是一个学术产业。

在众多戴高乐的传记中，有三部非常优秀。第一部是由让·拉库蒂尔在1985—1988年期间出版的三卷本巨著。拉库蒂尔是一个杰出的左翼记者，在职业生涯的30年间，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报道第三世界，也不遗余力地支持去殖民化。1965年，在戴高乐担任总统期间，他写了一本简短的传记，对1940年拒绝失败的戴高乐和1962年接受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戴高乐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但这种敬意由于他反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反动的”戴高乐的“民族主义鼓吹”而受限。在三年后的第二版中，他调整了自己的批评，将戴高乐描述为“受制于仇外幻觉的人”。戴高乐的秘书断定这本书过于“不招人喜欢”而不能给戴高乐看，而戴高乐本人的态度更加严厉。在阅读这本书时，他作了一个重要的评价：“作者的确没有抓住这个人物的全部维度。”

20年后，为了弥补先前对于戴高乐的不敬，拉库蒂尔用了3000页篇幅的文章重新描述戴高乐。那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多产的传记作家，一开始写的是纳赛尔和胡志明，然后写的是像莱昂·布鲁姆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这样的左翼法国人物。这样选择主题会让人感觉拉库蒂尔是在建立一个左翼的万神殿，因此，他努力做的就是将戴高乐挤进去。拉库蒂尔对于不得不歌颂传记主人公的行为从不辩解，但由于戴高乐并不完全适合，因此他的书读起来就像作者与主角之间的冗长对话。戴高乐的传记作者都必然会讨论青年戴高乐受到极右翼作家夏尔·莫拉斯思想影响的程度，后者创办的报纸《法兰西行动报》致力于反对法国的议会共和国。不管戴高乐对莫拉斯的态度如何，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他何时成为一个“共和派”，而且是哪种类型的共和派？拉库蒂尔解决了这个困难。例如，在讨论20世纪30年代戴高乐对纳粹德国的态度时，他告诉我们，“在专制和民主之间的大辩论中，戴高乐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决定”；他是一个“坚决的反法西斯者”。虽然戴高乐肯定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他没有特别担心法西斯——但他对民主也不感兴趣。他自始至终都是德国的反对者。

当拉库蒂尔发现自己被贴上了“戴高乐主义者”的标签时，他恼怒地回应道，自己“既不是戴高乐主义的中坚分子，也不是一个温和的戴高乐主义者……而是一个非戴高乐主义者”。他这样总结道：“蒙田崇尚罗马人，但远远不是，也肯定不是有意将加图（Cato）作为他同胞们的偶像。”不管是否为“非戴高乐主义者”，拉库蒂尔都没法掩饰自己对笔下主角的极大赞赏和直觉“感受”。他的赞赏通常会沦为编造出来的神话——就像他描述戴高乐与丘吉尔于1940年6月17日在唐宁街10号的关键会面时那样：

丘吉尔如鹰隼般的眼睛从这个一直沉默寡言的大个子身上识别出了“命运之子”和法国统帅的影子。在布里亚尔［（Briare）他们几天前见过面］时，丘吉尔已经仔细观察过这张脸，当时他的视线从一部金雀花王朝的编年体史书移开，看到一张戴着头盔的脸……他将戴高乐带到一个圆桌子旁。在那里，马尔伯勒家族的后代迎来一批被挑选出来的骑士。

这是一篇精彩的散文，但不是历史。我们不知道丘吉尔是否有这样的幻觉，因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没有屈尊记下与戴高乐的这次会面。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丘吉尔乐于欢迎任何想要继续战斗的法国人，心不在焉地对戴高乐作了一个不确定的承诺，那就是允许他利用广播尽可能快地发出声音，从而能够转向更加重要的事务。

另外就是拉库蒂尔所叙述的戴高乐于1944年8月25日发表的一次讲话，这一天巴黎获得解放：

这个人高高在上，面对着下面诸多仰望着的脸，就像埃尔·格列柯的《耶稣升天》（Ascension）中那样，他的胳膊弯成一个竖琴的形状，巨人般的脸庞猛转回来，就像一次献祭……戴高乐在这里真正地代表国家发言；他就像一位伟大的基督徒演说家，说话掷地有声，并且号召人们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这篇讲话着实令人感动，但是它也是被精心设计过的，当时的许多听众其实非常失望，并不认为戴高乐的讲话是为了他们或者祖国。尽管这样的内容读起来很流畅，但拉库蒂尔为了令人满意而在叙述戴高乐时编造了太多的神话。

第二部关于戴高乐的主要传记由历史学家兼记者保罗-玛丽·德拉戈尔斯所写。不像拉库蒂尔，德拉戈尔斯非常乐意称自己为戴高乐主义者，但是属于一个奇怪的分支，即“左派戴高乐主义者”。1965年，当戴高乐还是总统时，他写了第一部传记。戴高乐读了样本，提供了一些建议和评价。1999年，在戴高乐去世近30年后，德拉戈尔斯推出了另一个版本，多达1500页。当拉库蒂尔还在为“为何推崇戴高乐”这个问题感到头疼时，德拉戈尔斯毫不犹豫地挑明了他的理由：“在戴高乐将军完成的任务中，去殖民化将毫无疑问是他带给这个世纪的历史的最不能抹掉的印记。”他经常将戴高乐神奇的雄辩能力与其政治现实混淆起来。1945年，法国差点对英国宣战，因为这个人想要保卫法国在叙利亚的帝国统治；塞提夫在1945年实施了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屠杀之后，这个人将法国又拖入了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1946年法属印度支那战争；当法国放弃其非洲帝国时，还是这个人设计出了独创的新方式，对非洲继续产生影响。这个先知般的去殖民化形象需要加以严格限定。

第三部关于戴高乐的传记是最近（2002年）才面世的，非常与众不同，依然有1000页的篇幅。它的作者是埃里克·鲁塞尔（Eric Roussel），他以其所撰写的让·莫内的传记而知名，后者正是欧洲共同体的设计师，是个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坚信欧洲超国家主义——这些都是戴高乐所憎恶的。鲁塞尔之后又写了一本很不错的传记，主人公是戴高乐的第二任总理和他的继承者，务实的保守主义者乔治·蓬皮杜。但是在戴高乐生命的最后，蓬皮杜已经开始脱离戴高乐，以至于一些戴高乐主义者给他贴上“反戴高乐主义者”的标签。因此，鲁塞尔先前的传记主题的选择告诉了人们他的出发点和他的类同倾向：一个自由的保守主义者、欧洲联邦主义者和大西洋主义者的人物。鲁塞尔的书所作的贡献在于他广泛使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档案，还使用了一批法国的新档案。相较于拉库蒂尔和德拉戈尔斯，他眼中的戴高乐没有那么倚重法国视角。这是一部对戴高乐进行了最认真的研究后写出来的传记，并且充分意识到该人物性格的“维度”。但是，通过大量的细微描写，他描绘出一幅微妙的负面的肖像。戴高乐于1946年1月辞职，关于戴高乐为何辞职以及他有多期待重返权力核心有大量的猜测。在鲁塞尔提供给我们的关于这个部分的两页纸中，写满了热情的戴高乐主义者安德烈·马尔罗对英国大使的一贯混乱的话语。马尔罗预测会有街垒战，并宣称戴高乐会以一个独裁者的身份回归来拯救西方。由于这是鲁塞尔所提供的关于戴高乐辞职的唯一的同时代评价，读者会倾向于着相信这反映了戴高乐的想法：“人们可以怀疑马尔罗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而无须将军的同意，至少是默许。”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当戴高乐于1940年被推选为将军时，鲁塞尔连篇累牍地引用《法兰西行动报》上的赞扬文章——《联想到罪恶？》（guilt by association?）——并且进而指出这篇文章狂热的语调使人相信起一个谣言，即戴高乐曾经化名为这份君主制主义者报纸写过军事通讯。这个说法并没有依据。通过这样的微妙影射，鲁塞尔下意识地将戴高乐的形象建构成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因此，即便这是有关戴高乐的最好的传记，它也悄然地敌视着这个人物。

戴高乐战场

所有的传记作者必须避免过分追求主题一致性的诱惑。戴高乐的传记尤其会显现这种诱惑，因为他的人格和信念似乎有着花岗岩般的一致性。他写过的最著名的一句话出现在《战争回忆录》的开篇：“我一生中一直对法国有一种想法。”一位历史学家提出过一个有趣的阐释，他将1958年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视作戴高乐所持有的自由天主教想法的化身，这是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从他的家族流传下来的——隐含的假设就是戴高乐的政治想法从未改变过。但是这个令人感兴趣的理论并没有太坚实的事实基础。在20世纪60年代，当外国的外交官和法国政治家们急切想要了解戴高乐不可预测的政策时，就会从他40年前出版的关于领导力的小书中寻求线索。但是这本书在政治方面并没有提供任何教条，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观点。它描述了一个领袖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应该被看作一本对自我形象预测的书来阅读——但是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领袖应该做什么的具体内容。诚然，它传达的一个关键信息是政治连续性的重要性。因此，戴高乐的一个机敏（并且赞赏他）的评论者这样评价“戴高乐主义的意识形态空白：这是一种姿态，而不是教条；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套连续的信条；是一种没有太多实质内容的风格”。

戴高乐的模棱两可使人们不确定如何看待他在其职业生涯中的不同阶段，也导致关于他的信仰的太多猜测。这也适用于一批战时身在伦敦的法国社会党人。他们像戴高乐那样反对贝当元帅，但是他们中许多人也怀疑戴高乐，因为他们认识到，不管他们喜欢与否，他都最有望成为法国抵抗法西斯的标志。他们不停地争论该对他持有何种立场，经历了很多次令人痛苦的讨论，其中有一个人不无怀疑地决定支持他，理由是：“即使你不信任戴高乐，我们也需要努力改变一些事实上的确存在的事物（指戴高乐），不管你喜欢这样与否，这都将代表法国人民抵抗法西斯的事实。”当然，戴高乐并不是一张白纸，那些认为能够“改造”他的人通常极度失望，尽管也有证明他们是对的的时候。戴高乐可能“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对法国有一种特定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并非从来就没有变化过。

当戴高乐在1958年重获权力时，没有人了解他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意图，甚至有评论家诉诸笔墨试图辨别他的“真实”想法。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也是如此。事实上，尽管对那些不想在阿尔及利亚做的事情，他有过一些想法，但对其余的事情他则持开放态度。正如在1940年，他可以根据形势而改变想法。在1958年激荡的5月，当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爆发反抗巴黎政府的叛乱时，伞兵看起来有可能在任何时候降落到法国本土，让·拉库蒂尔那时候是《世界报》的一名记者，他打电话给自己的一个记者朋友，《精神》杂志的主编让-马里·多梅纳克。多梅纳克那时正担心戴高乐如果获得军队的支持夺权后会怎样做。有必要针对戴高乐进行一次新的抵抗运动吗？拉库蒂尔那时保证道：“戴高乐不是一个将军，他就是战场。”他这样说是指，结果不仅仅取决于戴高乐采取的决定，还取决于他所控制的有限的政治力量。

在戴高乐掌权，以及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戴高乐主义的新风格在20世 纪60年代浮现了，这样的结果不仅源自总统本人作出的决定，也源自经济学家、公务员和其他的专家。其中许多人都曾反对他重新掌权，而现在却认为可以利用他。正如其中一人所说：“如果不利用这次机会解决（特定的）……问题，哪还会有像戴高乐在位这样的好运气？”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戴高乐都在积极扮演一个克里斯玛式[1]的领袖角色，这样的肖像他曾在20世纪20年代描绘过，并且他对这个世界怀有不变的看法，终其一生都未曾抛弃。但他同时也是这样一个人物——法国人利用他解决他们的历史和政治矛盾，他们塑造了他，正如他塑造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