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豪门兴衰——百年香港商业》 书摘

前言

1. 我们遍览香港商业史，从中选取了贸易、船运、博彩、电影、电视、地产等几大具有代表性和通俗性的行业作为考察对象，梳理其兴衰成败，试图揭开华人企业创建、兴盛到衰落的秘密。

2. 一百多年来，一些行业日落西山，一些行业几度春秋，一些行业风头正盛，沉淀了太多的故事。没有永远的繁荣，也不存在永恒的萧条。

3. 一个具有无上权威的父亲创建了非凡的家族企业，最后却无法避免子孙后代为分家析产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最终许多企业不是死于外部竞争，而是败于内部危机。

4. 30%的家族企业能够成功传到第二代， 10%能够传到第三代，而能够传到第四代的仅剩 3%。

5. 企业可以传承，财富可以继承，能力、关系、人脉这些隐性资源，却很难在后代中获得延续。实际上，这正是企业接班、家族延续的难点所在，这种隐性资源往往随着接班而加剧流失。老一辈总是想法设法把关系和人脉介绍给下一代，将他们推向政治、商业、文化的主流舞台，进入上流社会的小圈子。当然，比起这种建立在私人基础上的人脉关系，基金会这个机构的作用更加广泛高效。

6. 如今李嘉诚的“退而不休”，与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的理念不谋而合，茅理翔有一套著名的接班理论——“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

第一章 百货公司的争鸣

7. 余观察东西大势，深感香港在国际贸易上地位之重要，商业之兴，地价与日俱增，势所必然……

8. 出于对财富的渴望，马应彪之父以“卖猪仔” 6的方式加入淘金大军，却终究没有摆脱如影随形的贫穷。

9. 马应彪显然抓住了爱默生所说的“商人的诀窍”——“把一种货物从丰富的地方贩到稀少昂贵的地方”，从贩运时兴果蔬中赚取了丰厚利润，将永生经营得风生水起，在悉尼商界声誉鹊起。

10. 马应彪的另一项创举是“凭票退货”制度。先施出售的商品不论大小，一律开具收款单据，顾客不满意即可凭单据退货。这种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让习惯一锤子买卖的香港市民大为震惊。

11. 两年后，郭乐离开了郭炳辉，到悉尼冒险，临行前留下这样一句话：“为别人赚钱，不如为自己赚钱，若还想有大出息，就该请别人为自己赚钱。”

12. 盛产香蕉的斐济成为热门之选。悉尼到斐济乘坐帆船，单程至少要一个月，并且风高浪大，风险极大，也因此利润增加不少。以往每到香蕉成熟前一个月，郭乐便亲自去斐济采购，但在风浪里谋利，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如果能够建立稳定的供应体系，便可坐收渔利了。

13. 马应彪却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此地目前虽荒凉萧条，但随着城市规模扩张，日后必可成为繁华街区，此时正应趁地价便宜抢占先机，于是力排众议，将先施迁往德辅道中。

14. 事情果如马应彪所料。一年之后，电车开通，德辅道人流如织，店铺林立，迅速热闹起来。

15. 与此同时，永安迁到德辅道中紧邻先施，租赁四间铺面，建造五层高总部大楼，装潢、设施、面积、气势均压先施一筹。

16. 正当先施大楼紧张施工之际，郭泉将目光投向了仓储建设。 1916年，永安公司在德辅道西修建五层钢筋混凝仓库，即香港有名的“永安货仓”。

17. 经过反复考察、勘测，马应彪选中南京路中段北侧紧邻日升楼的一块地皮，即今天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与浙江中路、湖北路交会的五岔路口一带。

18. 一年多来，永安公司每天都在观察、分析对面的先施，从商品品种、陈列、定价等各个方面借鉴对方的长处，吸取对方的不足。先施有的商品，永安一定要有，先施没有的商品，永安也一定要有。总而言之，要做到棋高一着。

19. 为了不输给先施，永安制定了堪称严苛的经营方针：“凡是上流社会所需的商品，公司应有尽有，顾客只要叫得出商品名称，公司总设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20. 据《上海永安公司史料》一书统计，上海永安百货开业前后短短四个月内，仅广告支出一项，累计花费竟高达 8000多银元。

21. 永安以齐全的商品抢了先施风头，时人都说，“只要你有钞票，跑进永安公司吃、穿、用、玩、生活需要样样都有，供你一生，用不着再出门”

22. 香港、上海，有先施必有永安，有永安必有先施，几乎成为一种惯例，等到后来，已经分不清谁先谁后。久而久之，马、郭两家形成一个奇怪的共识——唯有两家汇聚一处，才能共同繁荣。

23. 20世纪初叶，先施、永安的商业成功如一盏灯塔，给浑浑噩噩的中国商人们指出一条明路。意识到百货公司是一门赚钱生意，人们如过江之鲫般投身这项事业，在这些后来者当中有两家公司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与先施、永安并驾齐驱的“百货巨子”，它们就是“大新”和“新新”。

24. 面对三大百货联手绞杀，大新多方组织货源，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避开锋芒，并别出心裁地向生产商订购特制“大新牌”香皂、衬衫、雪茄等商品，在地下一层开辟面向普通大众的廉价商场。一时间上海市民蜂拥而至，由于人数众多，只能凭票入场，赚足了人气与名气。

25. 大新创下上海百货公司多项第一，面积第一，楼高第一，最先全天开放冷暖空调，最早采用自动扶梯，当时上海男女老幼皆以乘大新自动扶梯为摩登时尚。

26. 大新虽突破同行围剿，终因资本有限，一直居于四大公司之末。一年后，战争爆发了。

27. 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商界兴起迁资热潮。先施与永安都想等对方先作决定，最后马家沉不住气，派人与郭家讨论出路，两家代表将意见写于手掌，同时翻开，均写有“不走”两字。

第二章 船王和他们的时代

28. 1949年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难以数计的中国人的命运之河改道。生与死，去与留，时代汪洋中的人们无暇思索，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便可能改变余生。

29. 从 1948年开始，一浪接一浪涌来，香港人口剧增。这些人中，有四名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日后在香港航运业后来居上，崛起为名噪一时的“四大船王”，创下不朽的财富传奇。

30. 所谓天助自助者，董浩云出身低微，但聪敏勤奋，所以运气总是特别照顾他。

31. 如果说财富是衡量一个商人事业成功与否的直观标尺，那么有操守的行商则可以极大提升一个商人的威信。许爱周之所以成为香港航运界的领军人物，固然与其在航运业取得的卓然成就有关，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他以一而终的操守与品行赢服众人，使之成为华商的表率。

32.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两艘货轮来不及撤走，许爱周宁可将它们凿沉，也不允许落于日本人之手。

33. 多年后，赵从衍回忆来香港的初衷：“当时形势十分混乱，我最初只把香港当做庇护所，逗留半年便返回内地，但内战结束后，反观香港却有作为，所以便索性以香港为根据地。”

34. 日本战时工业过剩，战后堆积大量钢材，价格低廉，但农业生产萧条，对粮食需求旺盛，刚好与中国形成贸易互补。曹文锦利用需求关系，来往其间，从 1949年开始，短短几个月，便赚了几十万港币。

35. 非常态的市场中，风险与利润成正比。赵从衍、曹文锦均损失了若干船只，但与所赚取的暴利相比微不足道。

36. 进入 20世纪 60年代，随着造船工业的技术进步，西方航运大国掀起一股汰旧换新的热潮，这给了董浩云扩编船队的绝佳机会。其中最重要的一笔交易，就是购买美国的胜利型货轮。

37. 包玉刚是航运四子中最后一名入行者，却是起点最高、成就最大的那个，这或许与他的银行从业经历不无关系。

38. 原来，包玉刚并不像董浩云、赵从衍、曹文锦那样直接参与经营，而是采取出租策略，将轮船出租给有需要的航运公司。这样一来，不必承担航运各种风险，经营压力骤然下降。

39. 所以后来人们常说，香港航运业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壮大，这并非毫无道理，起码在早期是这种关系。

40. 当时香港的轮船租赁行业流行计时租赁，是指根据当时的需求情况制定租金标准，需求旺盛时租金高，需求不足时租金低，具有极强的变动性。包玉刚没有选择这种模式，而是采取长租策略，按照双方协定的固定租金出租一定年限，这意味着自动放弃旺季的高额利润。

41. 个中原因并不难解。计时租赁制度下，人人都盯着旺季的高额租金，宁可让轮船在淡季荒废掉。而包玉刚认为：“租不出去的船，与其说是资产，毋宁说是负债。”

42. 而对放贷银行来说，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借贷者一时的经营状况，而是长久稳定的还贷能力。

43. 汇丰银行从前之所以采取谨慎的态度，不向轮船公司放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航运业受政治、气候、战争等不可控因素影响较大，致使其稳定性不足。现在，包玉刚通过与承租者联合分散风险，找到一种稳定的盈利模式，不愿错失发展先机的汇丰银行决定助其一臂之力。

44. 包玉刚坚信，商业是一项双赢的博弈，不仅要以信取人，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对方从合作中获利。

45. 每一名创业者未必都能品尝到收获的喜悦，但都不可避免地经历过开拓的艰辛，包玉刚也不例外。

46. 曹文锦注意到，包玉刚也在其间，但他和别人不一样，他从来不去争夺客户，而是认准一个客户，一把抓过对方行李，径直就走，对方为了拿行李，只好乖乖跟他走。

47. 包玉刚认为，“船东的经营原则，根本上就是经常要维持最低成本”。只有这样，租赁方和自身才能从中双赢收益。

48. 靠着良好信誉和稳健经营，再加上汇丰银行这块金字招聘的支持，包玉刚的生意越做越大，就连壳牌、美孚、埃克森、德士古这样的石油巨头也愿意租赁他的油轮。

49. 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刚十分注意船只平时的维护保养，故障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别的公司都是五年一大修、四年一小修，环球航运只需五年一大修、两年一小修，相应地，保险费用也较同行低。这些节约下来的成本，都汇聚成环球航运的核心竞争力，赢得更多客户的青睐。

50. 曹文锦成为继包玉刚之后，第二个全凭一己之力定造新船的船主。这对资金有限的香港船商来说，不能不算一个突破。包玉刚逢人便说：“只要看曹文锦的路怎么走，你就怎么走”。

51. “老船王”许爱周却开始收缩航运战线，将资金投向地产、矿业领域，形成航运、地产、矿业三足鼎立的布局。

52. 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航运业有一个公开的秘密，谁掌握的资金多，谁就可能领导群雄。

53. 因此，“航运四子”虽各逞其能，其实都只有一个目的，尽可能赚取更多的资本，谋求更大发展。

54. 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的辉煌。这一波航运大发展过后，这个古老的行业终于走入黄昏。

55. 如果抛开那些灼人眼球的数字，光环之下则是高达 50万港元的负债、 83%负债率的危险处境。

56. 董浩云去世后，董建华全面掌管董氏“航运帝国”。他虽着力改善财务状况，但负债率仍居高不下。 1984年，东方海外负债已超过 90亿港元，仅向债权人支付贷款利息，就耗资 5. 61亿港元，是年度净利润的 3. 3倍。

57. 此前数年的大举扩张严重透支了东方海外的财力，航运业大萧条进一步触发了债权人的疯狂追讨。遍布全球 50多个国家的 200多位债权人不断向董建华催债，令其焦头烂额。

58. 为了免于破产清盘，董建华开始了艰难的谈判。他多方奔走，以小额赔偿为代价换取日本船厂取消 12艘新船订单，然后从中国银行、汇丰银行等 12家债权银行筹集到 2. 4亿美元贷款，用于支付剩下 12艘新船订单。 此间，董浩云又得霍英东出手相助，使东方海外支撑到重组阶段。

59. 中国自古便有“富不过三”的俗语，此乃数千年历史的总结，虽然不足以一概全，但也不乏道理。香港商界豪门中亦不少这类例子，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败业，大凡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家族，其前途也格外引人关注，这关注之间，还隐含着一层哀而不伤的忧心。

第三章 赌王争雄

60. 这些人习惯于藏匿在世界最不为人知的角落，掌控着阳光下永远无法得见的“黑暗帝国”，无论是与普通人的关系，还是这些“影子经济”所占据的财富总量，都是对普通人想象力的挑战。

61. 自澳门开埠以来，这块弹丸之地便出现了难以数计的赌商，从中诞生诸多大人物，而其中头一号，则是号称“澳门第一代赌王”的卢九。

62.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曾从事猪肉经营，长期垄断澳门猪肉市场，是 19世纪晚期澳门著名的“猪肉大王”。

63. 卢九想方设法构建商业后台，他本身担任澳门公钞局、理商局书吏多年，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营造华商领袖形象。当他步入晚年的时候，就已经为卢廉若铺好了道路。所以在卢廉若的履历表上，公钞会副会员、业钞会副会员、镜湖医院总理这样的社会职务毫不奇怪。

64. 1909、 1910连续两年，卢廉若为澳门当局“纳公钞至多之人”，也就是澳门首富，时称“澳门皇帝”，达到他一生的商业巅峰。

65. 国民党早期元老多受卢氏资助，孙中山每至澳门，必定住在卢家大宅，相交之笃可见一斑。卢廉若交际之广，并不限于一党一派，也非特定的政治投机，清廷道员、澳门官员、商人领袖、慈善家……这些身份融于一身，可见他本身就是一个多面、包容的人。

66. 可惜卢廉若英年早逝。 1927年，卢廉若病故，时年仅 50岁。卢廉若葬礼轰动一时，出殡时澳门总督夫妇扶其灵柩，澳门各机关单位下半旗志哀，华人享此荣誉者，卢廉若乃澳门第一人。从此以后，卢家便开始走下坡路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家族掌控已久的赌业经营权。

67. 自从 1847年澳门政府宣布赌博合法，赌业就迅速成为澳门的经济支柱。

68. 卢家虽拥有合法牌照，但家族事故不断，加上卢廉若去世后，并无强势人物出现，经营力不从心，赌博业务长期停留在止亏边缘；

69. 澳门社会鱼龙混杂，黄赌毒不分家，背后更牵涉多方利益。

70. 范洁朋却显得有些不够自信，为了增加筹码，他又推荐了一个人，广东赌王霍芝庭。

71. 傅老榕气焰如此之盛，是因为又生公司背后不单有霍芝庭，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撑腰。

72. 1922年陈炯明兵变，陈济棠拥立孙中山有功，并率军将陈炯明赶出广东，就此上获孙中山垂青，下得胡汉民、古应芬、李济深等国民党元老赏识、提拔。

73. 为了开辟财路，他几乎用尽一切手段，不仅设立各类新式工厂、企业，加征关税，还进行走私，甚至放开烟禁、赌禁。

74. 陈济棠的儿子满月时，霍芝庭送上一张 10万银元的支票做红包，收获的是广东赌业经营权。

75. 但赌博公司利益的关键，还要看荷官手段，各大赌场中均有高明的荷官坐镇便是这层道理。傅老榕身为赌场中人，自然明白这些，不惜高价从澳门挖荷官。他最得意的，是把豪兴公司头号荷官叶汉招到麾下。

76. 叶汉 1906年出生在广东江门一个小商贩家庭，江门赌风旺盛，叶汉自幼耳濡目染练就一手摇骰子的绝活， 15岁便闻名江门赌界。

77. 陈济棠为人优柔寡断，每逢大事喜欢与手下将领商议，此次部署对蒋作战也是如此。不料后院着火，手下几名重要将领被蒋介石收买，纷纷投入南京政府阵营，反戈一击，陈济棠大军随即作鸟兽散。

78. 凡事尚需放眼量，霍芝庭就是一个目光高远的人，他常对手下讲：“一个人做事，上场就要准备结束，有时机就大干一番，机会一过就要拉箱飞跑。”

79. 霍芝庭曾经风光无限，但现在一代新人换旧人，自知年事已高，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将傅老榕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80. 人生一世，宁交一个朋友，不树一个敌人。这番道理傅老榕自然熟烂于心，但他更加清醒的是，出自朋友的敌人最为致命。叶汉于他有辅佐之功，却令他常有不安之感。

81. 对叶汉这样的人来说，漂泊流离算不上什么，难以忍受的是，人生最鼎盛的岁月却被重重障碍阻隔，无法在澳门立足，更不要说在赌界建功立业。

82. 冷静下来之后，叶汉开始为争夺赌牌四处奔走。他很快发现，仅凭自身一己之力，尚不足已拿下赌牌。他赌博多年，虽号称常胜不输，但钱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除了练就一手出神入化的赌技，并没有积累多少资本。更关键的是，他不是葡萄牙籍，因此丧失了竞拍赌牌的资格。

83. 叶德利身上几乎具备了那个时代的花花公子的所有特征——家财万贯、潇洒倜傥、声色犬马、出手阔绰、豪迈不羁，在东南亚一带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风流韵事和传奇轶闻。

84. 叶德利出生在一个印尼华商家庭， 10岁就不可救药地迷上赛车，成年后更是赛车场常客。他一生挚爱两样事物，除了汽车就是女人，他自己也说：“没有跑车，没有女人，我的一生便没有意义。”

85. 不过，他却仅有一位妻子，就是他在越南西贡结识的“十一姑娘”何婉婉。

第四章 恩怨五十年：何鸿遷与霍英东

86. 那时在香港商界，除了何鸿遷，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个人，能让霍英东改变自己的想法了。

87. 霍英东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商人，对生意、金钱有自己固有的一套认知，几乎很少因为别人而动摇。成为富翁后，他对金钱的追逐淡薄许多，风险意识倒是有增无减。

88. 大多数出身低微者获得成功后都变得异常谨慎，不如未发迹时激进大胆，霍英东身上便体现了这两种反差。

89. 霍英东有一个颇识大体的母亲，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变故一走了之，反而含辛茹苦把他送入学校。

90. 霍英东投身房地产业，首创“分层出售、分期付款”的销售方式，在香港地产界一骑绝尘，成为战后地产大亨。

91. 由于能力出众（据说何鸿遷记忆力超群，熟记 2000多个电话号码，罗保每有问询，他均能对答如流），在做成几笔大生意之后，何鸿遷被提拔为公司合伙人，并从年终分红中获得人生的第一个百万港币。

92. 何鸿遷的计划是：奉行不牟利原则，将获利用于慈善事业和澳门经济建设。赌客十有八九是有钱人，这样一来便相当于劫富济贫，把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情变成了光明正大的举措。

93. 这套方案的设计者是何鸿遷，从中颇能显出他长远的战略眼光——以“长期投资者”的身份赢得澳门政府信任和支持，并不单为取得赌业牌照，而是旨在以赌业为龙头，牵动酒店、交通、观光等旅游娱乐产业链的综合发展。

94.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澳娱初创，百废待举，需要借助叶汉的经验、名声和威望站住脚跟，打开局面。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给他太多的时间和权力，以致掌握公司实权。

95. 本质上，何鸿遷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叶汉则是一名纯粹的赌徒。叶汉更适合在赌场中翻云覆雨、挥斥方遒，经营管理、运筹帷幄不是他的强项，生意场上的事不如交给何鸿遷这样的人来打理。

96. 何鸿遷热衷名利，好胜心强。经过此事，霍英东越发认清这个合伙人的性格，“他好中意别人叫他做‘一代赌王’，好似觉得好有荣誉，好有声望！”

97. 实际上，早年的辛酸经历使他过早明白人世艰辛和奋斗真谛，早养成超群的自我约束能力，这帮了他的大忙。患上癌症后，霍英东坚持“冷热疗法”，每日在冰冷的水池和暴热的桑拿房中交替浸泡，从未间断，最后竟奇迹般战胜淋巴癌，将生命延长了二十多年。

98. 2003年，霍英东癌症复发，飞往北京治疗，在医生建议下停止了坚持二十年的“冰火浴”，此后身体时好时坏，最终在 2006年 10月 28日病逝于北京。

99. 但其实他们自己也明白，毁誉参半就像是家常便饭。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很难同时获得所有人的支持和赞赏。批评、质疑、抨击是金钱、名誉、权势之外的派生物，他们可以选择闭目塞听，但无法阻挡这些声音的发出。

100. 就像任何家庭都会产生争吵、分歧，甚至谩骂、打斗，这些豪门望族也不例外。

101. 庞大的资产、复杂的关系、繁盛的人口以及缠绕的利益纷争，是对普通人想象力的挑战。

102. 何鸿遷带着七分得意三分无奈对新婚燕尔的霍震霆说：“我这一生，只要我喜欢的女人，没有追不到手的。不过，我同样不懂得怎么甩掉她们。”

103. 二十多年后，这些女人成了何鸿遷最棘手的麻烦。正如那句流传广泛的戏言，“男人没人斗得过赌王，而赌王总是斗不过女人”。

104. 黎婉华是何鸿遷生命中第一重要的女人，与她的结合让何鸿遷获得了进入澳门上流社会的钥匙——葡萄牙籍。

105. 二房蓝琼缨、四房梁安琪属于交际花一类的人物，她们不仅能够满足一个成功男人的虚荣心，并且为他的事业拓展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106. 不管何鸿遷在外面如何风光，总归需要一个安静的家庭，多数时候三房充当了这一功能。三房陈婉珍安分守己，既无长房的地位，也没有二房强势，更不像四房那样恃宠骄纵，是理想的“避风港”。

107. 一妻一妾两姨太一共为何鸿遷生下 17个子女，最小的那个出生于 1999年，何鸿遷 78岁高龄时。

108. 何鸿遷 17个子女中，除了去世的长子何猷光，仅剩 5名男丁，只有次子何猷龙在商界崭露头角，其余尚不到涉足家族事业的年龄。

第五章 明星与大佬的金钱游戏

109. 所有新的市场首先都是低效的，这种效率对最早顺应市场的人来说则意味着利润。——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110. 当邵逸夫前往香港创建他的电影王国时，他清楚地知道，要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市场站稳脚跟，不单本身要有过人之处，更免不了一番你死我活的行业厮杀，而陆运涛则是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

111. 正如冯尼古特所言，“艺术不是养家糊口之道”，曲高和寡迎来的往往是世俗世界的不屑一顾。

112. 相比陆运涛，邵逸夫对电影的态度更为纯粹、直接，商业片策略也更为坚定——如果电影不能赚钱，那么它作为文化产业的存在价值便将大打折扣。

113. 一家独大的局面让邵逸夫忽视了潜在的利益分配问题。公司利益与员工利益之间隔着一层高墙，如果说重金招兵买马是行业竞争使然，那么竞争的缺失，让“邵氏兄弟”对员工表现出无情的一面。

114. 哈利法克斯说：“对于商人而言，来自下属的危险和来自敌人的危险一样多。”而当下属转变成敌人的时候，危险系数无疑会成倍增加，邵逸夫正是怀着这样的忧虑面对邹文怀的辞呈的。

115. 张彻一个“放”字，邵逸夫少了一名得力能臣，平添一个强劲对手，“邵氏兄弟”遭遇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邵氏“影业帝国”的垄断格局被打破，香港影坛也因此风云再起。

116. 张彻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邵氏事无巨细，无不先通过邹文怀，或由他亲自处理，或经他才上达邵逸夫，所以似乎任何职位，都不能体现他的实权。”

117. 洞悉邹文怀的才能、抱负和野心，张彻才敢说“放人”。除了金钱，邹文怀在邵氏获得了可以获得的一切，事到如今，“邵氏兄弟”已无法满足他的要求，邵逸夫也只能放任自流。

118. 1970年，邹文怀脱离邵氏，带领何冠昌、梁风等一干亲信，以 40万港币创办嘉禾影业公司。

119. 竞争是商业世界永恒的主题，残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你永远无法确认，谁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深谋远虑与随机应变同等重要，取胜关键在于，因势利导的制衡。

120. 成功者多有过度自信的倾向，他们对赖以成功的既定模式深信不疑，以至于错过一次又一次修正机会。如果无法顺应潮流，突破局限，他们必将面临市场的无情拷问，并付出应有的代价。邵逸夫对制片厂制度的固执，激走了一个个得力部下，现在又将错失一代巨星。

第六章 电视大战：影响力之争

121. 谁能主宰资讯，谁就会成为社会上最成功的一群人。——李泽楷

122. 他们大多生于 20世纪 60年代，是商业家族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人，也可能是平民出生的第一代创业者，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掌握新技术、新潮流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商业思维，他们漠视权威，崇尚奋斗，渴望挑战。

第七章 地产大亨何处安放财富

123. 这个曾经荒无人烟、衰草茫茫的地方，如今耸立着一座巨大、嘈杂、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城市……人们生活在一个激动兴奋、喧嚣混乱的漩涡里，呈现着贫富的两个极端，多数人在可怕的穷困中挣扎，少数人在穷奢极欲中打滚。——古斯塔夫斯·迈尔斯

124. 周锡年的座驾是一辆车牌号为“ 3”的劳斯莱斯，他也是少数几个获准在太平山山顶居住的“高等华人”，这些“特权”彰显了他在香港的权势和地位。

125. 而周锡年也来者不拒，一人竟兼任五十余家公司的董事职位，他当然不可能

126. 1973年， 70岁的周锡年修订遗嘱，将几年前认识的已婚女子陈宝琦列入遗产受益人之列，引发两个儿子的强烈不满，最终上升为一场“子告父”的分家闹剧。 1982年，周锡年带着巨大的遗憾辞别人世，两个儿子与陈宝琦的遗产纷争仍未解决。

127. 永泰建业是一家小公司，李兆基看中它的上市公司地位，顺势从胡宝星手中接过管理实权，此时已埋下“反客为主”的伏笔。

128. 李兆基把恒基兆业旗下的核心资产全部注入恒基地产，将之打造为香港“小型住宅之王”。

129. 通过个人的聪明才智，郑裕彤将岳父周至元创办的周大福品牌发扬光大，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新的事业。在郑裕彤看来，这片天地如此之新，只能用“新世界”三个字形容。当这个学徒工出身的草根终于站到金字塔顶端，自然而然地，他开始希望把这种俯瞰众生的优势在子孙后代中延续下去，而长子郑家纯则是接班的不二人选。

130. 香港富人阶层对风水这种古老而神秘的事物保持着谨慎的敬畏，大多数时候，他们比普通人更愿意相信它，并且愿意为那些玄妙的建议支付昂贵的费用。

131. 郭得胜生前设置了一套相得益彰的“三分式”管理机制，用以安抚、稳固三个各怀志向的儿子。这一制度的特点在于，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三兄弟地位平等，在新鸿基公司各自拥有一套人马开拓业务，决策上采取投票表决，形成彼此制约、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的态势。

132. 为了保证它长久有效，郭得胜专门组建了一支“酌情信托基金”，将他所持 42%的新鸿基股权全部注入其中，基金不能解散也无法出让股权，三兄弟分别持股三分之一，但郭得胜的妻子邝肖卿才是实际受益人，有权对基金进行“酌情”处理。这实际上赋予了邝肖卿最高裁决权，让她成为新鸿基的“幕后控制者”。

133. 他们参与了许多重要建筑，包括香港十大摩天大厦当中的五座，并且一举包揽了香港前三大高楼，成为城市天际线的重要建设者。因此郭氏家族被形象地称为“天际线家族”，郭氏三兄弟也被视为家族企业第二代接班的典范。

134. 不管哪种说法属实，可以确信的是，唐锦馨的出现成为新鸿基郭氏家族最大的“不安定因素”，给郭炳湘的婚姻、事业带来巨大冲击，也动摇了三兄弟的信任基础。

135. 郭氏三兄弟的纷争令香港商界震惊不已，同时也凸显了基金会对家族企业传承的重要作用。

136. 李嘉诚对李泽楷放任自流，只在他陷入困境时出手相助，但不可否认，李嘉诚的人脉关系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8年，李泽楷仅凭一纸构想就击败其他 8名竞争者，从政府手中获得“数码港”项目开发权，与其说是高科技概念让李泽楷胜出，倒不如说李嘉诚在政界的关系帮了大忙。

137. 关系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商业经营必不可少的元素，在香港这样竞争激烈的地方更加至关重要。

138. 金钱可以赠与，企业可以接班，关系却很难传承。许多豪门的衰落实际上是由于关系中断，丧失了话语权。因此，家族接班的关键在于避免关系的削弱。

结语 展望香港商业未来

139. 香港这个中西交汇的弹丸之地，孕育了灿烂的商业文明，这是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与东方古老商业伦理结合的产物。因而，香港商业肌体中自始至终奔流着中西两股血脉，它们交替博弈，共同推动商业历程的演进。

140. 从长远看，资本扩张的潜在诉求将把一切代表高效的先进事物推向上风，不合时宜的观念、制度则会被无情淘汰。

141. 商业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人，一个是钱。人可以创造钱财，也可能因为钱财走向毁灭。人与钱的统一即为产权，清晰的产权是避免分歧、保证企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142. 香港经济的一大特征是“牌照经济”，从地产、银行、电视、航空到基建，这些支柱型产业早已被掌握话语权的各大豪门瓜分殆尽，他们借此获得丰厚的垄断利润，进而将触角延伸到各个领域，几乎掌控了经济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