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和悲观

据说圣西门当年曾让他的仆人在清晨唤他起床：主人，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您。这当然不同于萨律斯特贵族老爷大清早在床上要他的仆人伊夫·蒙当给他听金币撞击的美妙声音，而类似画家达利“每一天早晨醒来之后，我都充满惊喜和好奇地问自己，这个萨瓦多·达利，今天又会做什么奇妙惊人的事呢？”列纳德·蒙洛迪诺在《潜意识》中说，那些最伟大的成就，可能靠的就是一种盲目的乐观。就像J. K. Rowling，今天，人们看到的是她的身家超过10亿美金而她又是身价最高的作家，大概很难想到当年她孤身一人一边照顾婴儿一边在摇篮旁写作靠社会救济度日，然后作品又被十几家出版社拒绝的经历。一家出版社甚至建议她去报名上个写作课堂学习一下。现在往过去回望，我们有事后诸葛亮的聪明，觉得是这些出版社有眼无珠。但是，以当初事前看，出版社的人难道不是专业人士？J. K. Rowling 难道不是一个从未写过书、从未证明过自己的人？难道我们不会更相信这么多专业人士的看法？被这么多专业人士拒绝，依然还相信自己能行、还尝试出版自己的书，必然带有一种盲目的乐观。正如蒙洛迪诺和塞利格曼所说，正是这种盲目的乐观，让一个人坚持不懈、不断尝试。如果一个人消极悲观，觉得自己不行，写的不好，写不出好书，那么恐怕她就根本不会拿起笔写作。

乐观的这种好处显而易见。爱迪生说，他的发明不是偶然，总是付出了诸多的努力，所以有了他那句天才需要99%的汗水。丹尼尔·科伊尔在《一万小时天才理论》中说，即使是达芬奇和莎士比亚，也不是生来就会画画和写诗；达芬奇小时候学画蛋的轶事广为流传，也正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在展现过人的天赋之前，也首先要掌握基本的“技艺”，正是那一万个小时的练习。BBC的一集节目曾提到，即使天资平平，你经过反复的努力，也能达到专业水平。与此对应，悲观的坏处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行，永远无法成功，那么从一开始就会放弃任何努力了。所以蒙洛迪诺说：“人类心灵天生的乐观主义就是我们最大的禀赋”。有研究显示，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的驾车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这个研究可以推论到其他各个行业，是人天生有着一种“乐观倾向”的证明。毕竟，乐观倾向推动我们去行动，去尝试、努力，而不是消极怠工、放弃投降。Chris Dixon谈到自己当年找工作四处碰壁，他说，人生是个极大值函数而不是求平均数，只要你成功一次就行了，失败多少次都没关系。陈近南要韦小宝在进宫偷《四十二章经》之间先学习一下他看了三年练了三十年的武功秘籍，韦小宝觉得就练一晚恐怕是九死一生，陈近南告诉小宝练了才九死一生，不练十死无生。你尝试了，还有可能，无论可能性多小；你不尝试，压根儿没可能。

不仅如此，塞利格曼还说，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要健康，更少生病。心情糟糕的人更可能长期处在压力之下，免疫力更低，也就更可能生病。开心的更可能更积极，更活泼，活动更多，免疫力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刚好，塞利格曼发现，乐观是可以学会的。他和同事做了一个著名的狗实验，把一些狗放在一些带电的箱子里。如果箱子一边带电一边不带电，因为电到会痛，狗就会跑到不带电的一边。但是，如果这些狗之前在箱子里被电击过，并且在其中没有办法躲避电击，那么在进入新箱子后，其中2/3的狗被电击后并不会跳到不带电的一边，它们不再尝试了。塞利格曼称之为“习得性无助”。Donald Hiroto在人身上做实验，应该是出于伦理考虑没有用电击，而是用难听的噪音，有和塞利格曼一样的发现。塞利格曼因此认为，悲观，可以看作是一种“学会的无助”；进一步扩展，乐观也可以“学会”。故事到这里还没完。塞利格曼去牛津演讲，讲述自己的发现。讲完后John Teasdale提出异议，他说，塞利格曼轻描淡写地略过了他的实验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并没有变得无助，很有问题。塞利格曼写道：“一霎那间，我这几十年的研究，本来在演讲之前对我来说还是确凿无疑的成就，现在看上去千疮百孔”。他接着说：“我蒙圈了……我喃喃地回应他说这就是科学进步的方式并且反问他有何高见……”。从塞利格曼的反应和辩解可以看到，他的自尊受到了打击。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何他常出现的逻辑问题以及为何他如此激烈地强调乐观。

按照塞利格曼自己的说法，Hiroto和他的实验呈现出类似的结论，有三分之一的人或狗都不会习得无助；有十分之一的人或狗天生就无助。也就是说，有十分之一的人或狗，在第一次实验中就去忍受噪音或电击，而不是尝试去寻找解决办法；而有三分之一的人或狗即使在前一个实验中无法解决噪音或电击的问题，在新实验中还是会去尝试寻找解决噪音或电击的办法。也就是说，前者本来就“悲观”，而后者一直保持“乐观”。塞利格曼说，随后他受到了Teasdale的启发，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是“explanatory style”，即个人的解释风格或方式。他说，那些悲观的人，是认为a. 自己不行，b. 问题永远解决不了，c. 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而乐观的人刚好相反。这就是他所谓的解释的三方面，即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永恒的问题，是不是普遍的问题。乐观的人认为不是自己的问题，是暂时的问题，仅仅是这个有问题，而悲观者相反。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逻辑是错的。难道我们能说，有三分之二的狗的解释风格是乐观型，其他的狗是悲观型？你找条狗给我解释解释？塞利格曼自己也说，所谓“解释风格”，是童年或青少年期就已经养成的。童年就能这样解释世界，那是神童。我们实际上是感受世界，是使用的Kahneman在《思考，快与慢》中的自动系统。J. Haidt在《正义之心》中已经表明，“解释”，实际上都是作为事后找的“理由”出现的。也就是说，塞利格曼所谓的解释风格，不是原因，不是本质，而是一种表象。人，有不同的天生的内在气质。有的人可能偏向乐观，有的人偏悲观；有的人偏神经大条，有的人偏敏感。而后天，又有不同的环境，给人带来不同的影响。勒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提到，贫穷和工薪家庭的抚养方式，常常是一种命令式的，对应Diana Baumrind所提出的三种抚养方式中的authoritarian类型，培养出来的是“服从”和“忍耐”。不难理解，从这种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孩子，更可能悲观、无助；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在父母的authoriative的抚养方式下，有一种“权利”感和“自主”感，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某种权益，能够对别人提出要求或自己做出努力，而这种孩子就更可能乐观。总的来说，匮乏环境中和从匮乏环境中（物质和精神哺育都可能匮乏）成长出来的孩子，更可能悲观。

我们的大脑不是“理性”的，而像一台机器，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塞利格曼提到“反刍”现象，他说，当我们抑郁的时候，会反刍过去的难过，就像乐观会反刍过去的快乐一样。大脑的工作原理就是这样的，当出于抑郁状态的时候，大脑中和抑郁相关的记忆，就很容易被激发，所以人会自动冒出负面的、消极的念头，包括过去不愉快的经历。而当人从不同的先天素质，经过不同的环境塑造，发展出不同的“智能模块”，她们在同样的场景中加工信息的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和对应的行为自然也不同。三分之二的狗和人，在第一个场景中发现无能为力，当出现在第二个类似的场景的时候，其智能把前一个场景获得的经验，应用到第二个环境当中，因此采用了前一个场景的结论和行为。这是一种“智慧”，或“知识迁移”，比如你会骑自行车，你也会骑电动车。但是其他三分之一的狗和人，每当更新一个场景，就进行一轮新的尝试。这两者看上去当然各有利弊，至少前者在举一反三上有好处，但是当不能反的时候还反就出了错；后者可能会做无用功，但是在电笼实验中就得到了好处。

塞利格曼所说的乐观是一种简单而盲目的乐观。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年轻人初为人父，拍手、说话逗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发现孩子没有回应，于是惊呼：“天呐，她是个聋子！”旁边他太太说：“她不是。书上说，出生婴儿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对响声有所反应。”年轻人表示聋子也没反应。“我只知道我的孩子听不见声音。或许这是因为我祖父是个聋子。假如她是个聋子，我永远不能原谅我自己。”太太说：“你未免太快就绝望了吧。下周一我们送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再说。先放宽心。”年轻的爸爸在周末忧虑重重，不断在想“假如这孩子是聋子的话，她这一辈子就完了”，情绪陷入谷底。例子中的年轻人的悲观看上去是“非理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考虑是不理智地悲观。从逻辑上说，孩子可能是聋子，可能不是，那么如果有所怀疑，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事情到此为止，他的“忧虑”应该等同于事情本身值得忧虑的程度，即“可能是可能不是聋子”。但是显然，他的忧虑就好像孩子就已经是聋子了一样。而且，他非常不理性地把错误归到自己头上，但正确的理由应该是对孩子做孕期检查，并研究一下自己家族遗传史，甚至考虑一下是否要孩子，而不是出事了又怪罪；同时，他还应该积极考虑解决方案，而不是只会悔恨、自责。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乐观就是好的。应该把乐观建立在准确的认知上。塞利格曼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许他根本就没想到。他曾提到，离婚对孩子的悲观解释风格有影响，这很明显就是错的。离婚是结果，不是原因。离婚的夫妻，一方面二者关系不佳，这就给孩子造成了一个长期的不良环境；而且，离婚的夫妻可能至少一方在人格上并不出色，这样的父母教养方式也很难合理，因此对孩子的人格塑造有不良影响。塞利格曼还认为，乐观的球队或运动员通常能够获胜。把乐观和成功对应也是错的，因为本来，实力强大的人也就更乐观，不能说是因为乐观所以获胜。再者，因为乐观，导致自负或自大，不肯继续努力进步，轻视对手导致失利的例子还少吗？人生有很多不能控制的事情，盲目地乐观可能推动人去尝试控制这些事，或者，人生也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如果一个搬砖工打定主意要追迪丽热巴……当然也可以试试，我也想看看会发生什么。虽然说，乔布斯这样的失败后凭借盲目乐观做大事改变世界能够卷土重来，但是不能因此犯survivorship fallacy以为所有盲目做大事都成功。假如一只蚂蚁爬墙瓷砖太滑它总是掉下来，如果它坚持挑战滑掉一次再爬一次，早晚会摔断它的腿。

有了准确认知这个前提，就可以说，悲观肯定是不好的。当然，我们的大脑并不是一个听话的大脑。我有时候晚上失眠，我告诉我的大脑：你睡！但是它也不听，我也拿它没办法，我总不能揍它。但是，就像丹尼特在《自由的进化》中所说，我们能够想办法对付它。我不是指喝药，尽管药也能调节大脑；我也不是说一些冥想和mindfullness训练，就像波尔在《贪婪的大脑》和尤瓦尔在《今日简史》中所说。我以前多次提到，丹尼特举了一个缅因州老农民的例子，说他的5美元掉茅坑里了，很犹豫是不是要为这5块钱跳茅坑，灵机一动又扔了100美元进去。你或许就猜到了他的用意。当我们处于抑郁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也可以调整我们的情绪，通过换个环境、跟别人玩玩、运动运动、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等等。不仅改变解释模式，甚至改变人格或重塑大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轻松方法，就是找一个正确对待你的亲密的人，给你带来一种全新的体验，这个美梦我通常都不带考虑的；另一种就是通过理性来实现，即改变自己的认知，用信念来引导自身。实际上这就是“认知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