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犹如异乡，那里的人们做事都和今天不一样。” 读《第三帝国的到来》有感

以德意志为代表的日耳曼人为何恨犹太人？

话说基督徒对犹太人的仇恨源远流长。《新约》将基督之死归咎于犹太人，宣判他们永世流离失所，在德意志那么一个基督教为主流教派的社会中，作为非基督徒的犹太人属于少数派，社会危机时显然易于成为民众的泄愤对象，宗教仇恨慢慢演变成种族仇恨。

纳粹上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反犹思想已经在各阶层暗流涌动，但尚未形成气候，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要将社会边缘人口和残疾者进行淘汰，从而优化种族结构，这种思潮融合着反犹情绪将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关键因素。而一战，把德国推向更为专制的社会，当权者把战败的因素归于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俾斯麦的统一大业让德国人过度乐观地认为他们绝不会战败。他们就如借款一博的赌徒，本来以为连本带利赚回来，却不料竹篮打水，战争赔款让德国雪上加霜。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外忧内患、高失业率以及领土被占领，让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爆棚，难以为续的生活使很多人开始在思想意识里把操纵金融的犹太人当成邪恶的化身，自然就把那个背后持刀的罪名加在犹太人身上。

“一位生于1911年的年轻职员写道：我们什么事情都遇上了。我们知道并感觉到了家人的焦虑。缺乏生活必需品的阴影从未离开我们的餐桌，它使我们变得沉默。我们被粗暴地赶出了童年，没人给我们指出正确的道路。我们过早地挣扎求生。苦难、羞耻、仇恨、谎言和内战在我们的心灵上留下了印记，让我们早早成熟。”

在德国国内大规模的宣传教化之下，犹太人变成了操纵世界来对付德国的魔鬼，是肮脏危险恐怖的“非人类”，这样一个伪命题，被希特勒们活生生的变成了屠杀的借口。

德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纳粹主义的？

1933年一张明信片上印着三个人的头像： 腓特烈大帝、俾斯麦和希特勒，他们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性。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喜欢大规模发展军力，扩张领土，对内铁腕，对外强权。很容易成为民众的偶像。

后来把希特勒推上权位的保守派们长久地渴望复辟霍亨索伦王朝和俾斯麦帝国，且以各种手段试图复制，甚至造了一个假冒伪劣的“俾斯麦”。（复辟的方式须是清除掉曾经对民主制度的妥协。）

但我们不该过多放大俾斯麦本人对德国历史走向的影响。俾斯麦虽然无视道德、冷酷无情，但他是实干家，不依靠单纯演说去争取支持，且超然于各个党派之上。他的政党选择体现了他的平衡观：“如果要实行保守的措施，需要由自由党来执行，如果要执行自由派的措施，就要由保守党来掌握，这样就会保证两种政策都不会越过必要的界限。”而希特勒和他的团队却偏执，深陷在自己营造的某种主义里面，除了靠演说上位以外，并不容忍除纳粹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存在。

纳粹通往权力之路的背景：

1，逐渐壮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价值观产生冲突，最后在民族主义里找到释放渠道；

2，战后的恶性通胀—1923年开始的的全民失业—1930年初经济形势极度恶化，导致人民对之前的所有政党丧失信心；

3，社民党与德共的宿怨与分裂，另外几个党派的懦弱无能，纳粹党恰好渔翁得利；

4，多年被领导的经验使民众认为强人领袖才能实现任何目标。

希特勒之前的布劳恩、泽韦林、胡根贝格、布吕宁和巴本等人都不具备民众眼里强人领袖的特质。彼时兴登堡已老；而布吕宁是魏玛共和国最不受欢迎的“饥饿总理”；巴本和施莱歇尔犯有小聪明、自以为是的毛病......以上当政者的做法早失民众爱戴，反而将民众推向1930年选举得势的希特勒一边。“纳粹党人宣称，他们将铲除外国和异族加诸德意志民族的层层污垢，打造一个神话般的德国。”

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 (Nazi)， 此名字是“民族的”和“社会主义的”两个词的德文缩写。1928年左右，纳粹党知道难以突破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主要地盘，把拉拢目标转向农业群体，自此，身着褐衫足蹬长靴的纳粹党遍地开花，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渗透到各阶层之中，在居心叵测的吹捧中，“元首”的魅力愈加彰显，尤其洗脑了青年一代。此时，整个德国已经向着不可控的极权专制道路呼啸而去。上台前后的步步为营的手法无外乎是暴力胁迫、精神渗透和宣传拉拢（书里都有详尽介绍）。1929年，纳粹党基本已经成为一个复杂且组织良好的政治实体，和褐衫军的喋血斗殴惹是生非甄别开来。1933年6月28日，戈培尔得意地说：“通往专政之路。我们的革命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

马丁·尼莫拉牧师那段被全世界熟知的忏悔可以概括纳粹的暴力行径：“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几年后反思德国社会'一体化'进程时，律师雷蒙德·普雷策尔自问，曾经在1933年3月5日投票反对纳粹党的那56％德国人是怎么了。他想知道，这个多数派怎会如此迅速地屈服？为什么德国几乎每个社会团体、政治组织和经济机构，都如此轻易地落人纳粹党手中？他的结论是，‘最简单的原因是恐惧，如果你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导致人们屈服的最根本原因，几乎总是恐惧。与暴徒同流合污是为了免于挨揍。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因，就是沉醉在万众一心氛围中的亢奋感，即从众心理’...... 纳粹党所预言的一切，似乎都将实现 ...... 在大萧条的环境中，时世艰难，工作难寻，人们依赖着每日上班下班的刻板生活，把它当作唯一的安全模式:不跟着纳粹党走，就意味着拿自己的生计和前途冒险;进行反抗，则意味着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对后来人的警醒和意义

本书的意味深长可以和《耳语者》媲美，同样的大清洗，铲除异己，白色恐怖，滥杀无辜......只不过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试图灭绝另一个种族，更加反人类罢了。

1933年5月10日，可耻之日。这一天，德国青年人将众多思想家的书籍付之一炬。在柏林，仅第一批禁销书的作者名单就有4页打印纸那么长，包括160位作家。“他们在那里烧书，最终也将在那里焚人”，海因里希·海涅针对当年瓦尔特堡烧毁“非德意志”书籍事件留下的名言，不幸一语成谶。

但是，万物转瞬即逝，文字所承载的力量却永世流传。

正如《铁皮鼓》里的奥斯卡的声音：“我能够用歌声震碎玻璃，用叫声打破花瓶；我的歌声可以使窗玻璃碎裂，让房间里灌满过堂风；我的声音好似一颗纯净的、因而又是无情的钻石，割破玻璃橱窗，进而割破橱窗里匀称的、高雅的、由人亲手斟上的、蒙上薄薄一层灰尘的玻璃酒杯，却又不丧失自身的清白。” 他的声音以巨大而魔幻的力量，撕裂残暴的世界，将会给一代代人留下震撼的心灵撞击。

海伦·凯勒给焚书的德国学生的公开信也许可以涵盖所有的意义：

“如果你们认为思想可以杀死，那么你们丝毫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过去的暴君经常这么做，然而思想同样在他们的强权中升起，最终战胜了暴君……你们可以烧毁我的书，烧毁全欧洲最优秀的人写的书，但是他们的思想已经通过千万种渠道传播出去了，并将继续鼓舞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