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错误政治实践

1935年长征途中，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斗争，被毛主席认为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在长征最艰苦的时候，一四方面军会师不久，为什么发生了如此令人心痛的分裂？这场分裂带来的影响深远：错过打破陕甘包围圈的机会，红军力量大大削弱生存困难，西路军的悲惨命运……张国焘，这位曾经受到列宁接见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十万红军领袖，命运从此发生改变，最终成为革命的叛徒。

刘统的这本《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努力再现真实的历史，探寻草地上争论的前因后果。历史证明，党中央的对的，张国焘是错的，但他错在了哪里？

1935年6月25日下午5点，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来到小金县两河口，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已经列队迎接。这应该是张国焘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了吧。

很快，双方就发生了争执。荒凉的川西北高原无法养活十万红军，接下来应该往哪里去？出路在哪里？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应该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双方争论不休。为了争取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中央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并做出了很多让步。然而，事与愿违，中央和一方面军最终不得不单独北上。

随后，张国焘“另立中央”，挥兵南下，试图占据成都平原建立根据地。他太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最后被四川军阀堵在高原上，四方面军损失半数，最后与二方面军会师北上。后来的张国焘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低估红军的能力，过高估计国民党的能力，对革命信心不足，最终叛逃。

他的这种作风，或许也影响了陈昌浩。在长征时期，陈昌浩坚决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在指挥西路军作战时，陈昌浩又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徐向前认为不妥，中央并不了解西路军具体情况，应该实事求是变通。在具体作战时，陈昌浩也存在这个问题，有时高估敌人、有时低估敌人。特别是倪家营子突围成功后，东归路上打了一场胜仗，居然又高估自己的能力，决意返回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这一错误决定，几乎葬送了西路军最后的有生力量。

在刘统这本书中，我们意识到张国焘的政治实践是有问题的。他空降到鄂豫皖根据地后，大搞肃反，当然这和当时中央王明左倾路线密切相关。但是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搞得太狠，肃反、滥杀与建立个人权威结合到一起，最终发展成为冯玉祥式的大家长制作风，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张国焘的政治实践，给红军和根据地的内伤——文化素质较高的同志被杀害了，活着的人也人心惶惶，说不定哪天就背上了“反革命”的罪名被砍头。红四方面军大多出身贫苦农民，经过一番整顿纷纷认为有文化就有危险，这种愚民政策导致政治水平不高，也加强了张的个人崇拜。

红四方面军转移到通南巴根据地后，张国焘依然执行滥杀无辜的政策，许多游击队、地下党组织身经百战，却死在张国焘手下。在这期间，他还暴露出统一战线理论匮乏的缺点。面对群众，只要是地主和富农都要杀掉，当过保长的大多要杀掉，这就破坏了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面对大小军阀，不懂得利用对方之间的矛盾来分化瓦解，全部视为敌人。

毛主席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通透——“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张国焘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看到的敌人特别多，以至于失去了革命的信心。 在文字的缝隙中，我读出了这种感觉——张选择与中央分裂南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多势众，头脑发热，萌生了“枪指挥党”的思想，这种思想加上它封建大家长制的作风，使得张国焘越来越像一个军阀，而不像个共产党人。 红军到达陕北后，生存依然困难，由于张国焘分裂不仅损失了几万兵力，还错过了包围圈的好机会。中央派出西路军西渡黄河，打通河西走廊，寄希望于接受苏联的援助；中央还拟定了新的长征计划，再走一个大圈子。在此期间，张学良给予红军很大帮助。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批判张国焘搞得有些过激，很多人把张国焘个人错误和四方面军混在一起，导致四方面军很多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就连许世友、李先念也颇多委屈。直到42年延安整风时，毛主席给四方面军平反，让他们终于放下包袱，在随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战斗。 历史反复证明，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张国焘也不例外。他投靠国民党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尽屈辱，直至最后被一脚踢开，去过流亡海外的穷困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张国焘的二儿子在广州中山医学院上了五年大学，毕业后回港行医，让张国焘的生活多少有了点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