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柳传009
读柳传009
第二章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其附带问题03
柳傳：茲[1]先舉“美人”二字之確指河東君而不為普通之形容語者，[2]然後複取有關河東君之詩詞，詳繹其中所用“美人”二字之特殊性，依吾國名與字或別號意義關聯之例，推比測定河東君最初之名。[3]更就此名所引出之其他問題，加以解釋，或亦足發前此未發之覆耶？
抟扶摇按：编号是我加的。陈老证“美人”是柳如是的专号、别称或我抟扶摇前面说的“皮癞痢”式样的绰号。我对陈老，很欣赏这样的关照，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又做什么。这样关照别人以以及的步骤，也是西学的教养。关于[1]，陈老举钱谦益“觀美人手跡，戲題絕句七首”来证实“美人”是钱对柳的“别称”，好比我的同学“皮癞痢”。我国到今天，特别是最近40年，尽管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点灯新话，可是中国人民的科学方法论素养是全世界发达国家里最差的。一个表现就是中国人民里装博弈懂科学的人们分不清如何使用“证实”和“证明”。俺抟扶摇将一条规矩。“证明”是只有数学、哲学、逻辑学三门学科用的字眼。因为它们只要字面上说通了，那就“证”而“明”了。“明”就是“绝对不会错”，而错了就是“不明”。一般情况下，不明是因为你是愚蛋愚犰狳，不懂。可是一切科学和别的学科，都用“证实”这字眼。这是因为科学和其他学科都需要用实际收集的资料来表明所说是对的。譬如陈老就需要从钱谦益的诗作里收集证据，来表明陈老说“美人”是柳如是的一个“别称”的论点。然而用实际资料来证理论陈述的正确性，这种有“错误”之风险。道理很简单。譬如你用东西南北湖里看到的天鹅都是白的这实际资料来证“天下天鹅一般白”的断言，你心里就不发怵？因为说不定俺抟扶摇家的后花园里就养着一只黑天鹅呢！所以除了上列三门学科以外，一切科学和别的学科都用“证实”这个词儿。证实就意味会有错误，而这错误还可能是证实者自己料想不到的。譬如陈老，他说：“此七首詩……初讀之，以為牧齋不過偶為此體，未必別有深意。繼思之，始恍然知牧齋之用此體，蓋全效玉溪生“柳枝”五首之作。（見李義山詩集下。）所以為此者，不僅因義山此詩所詠與河東君之身份適合，且以此時河東君已改易姓氏為柳也。或者牧齋更於此時已得見所賦金明池“詠寒柳”詞，並有感於此詞中“尚有燕台佳句”之語，而與義山柳枝詩序中所言者不無冥會耶？”陈老是这样从实际里收集的资料来“证实”钱的这七首五绝是以“美人”专称柳如是的。1）七首是称赞柳如是书法的，陈老也非了老大的进而看出来。2）七首诗效仿李商隐的“柳枝词”，陈老自问答为啥，答曰李商隐“所詠”与柳如是身份相合，好比用一首唐人写商女的诗来唱KTV小姐。3）柳如是已经确定取姓为柳了，所以为谐音而指，故采用柳枝词之体。4）柳如是写的“詠寒柳”钱谦益已经读到了，而且“有感”。因此陈老是挖空心思收集可能的解释以做四面围攻，来证实他想的柳如是的一个别号就是叫“美人”。
关于[2]，陈老说杭州有人藏有柳如是书信，写“世俗所謂宋體字”，也藏有柳诗《湖上草》，是“依據手寫原本摹刻者”。我们今天可以说，宋体字是印刷体，算美术字，而摹刻的手写才是柳的个人书法。《湖上草》写于“崇禎十二年己卯歲”（1639），陈老更考证《湖上草》成“书”（按，应该是“书写”之义）在是年“冬季”。而钱谦益在“（崇禎）十三年庚辰春初”见到此“书”与诗，因此他的“觀美人手跡”七首就是写柳的，称柳为“美人”，好比我的中学同学叫“皮癞痢”，而不是因为但见诗、“书”两美，却只知出自女子，因而位赞扬墨迹而泛称“美女”，好像说“有美一人”。不，陈老坚定地说：“即就七詩所詠觀之，可決定此‘美人’之界說為一年少工書，且已脫離其夫之姬妾，必非泛指之形容詞，自不待言。”这表明陈老断定钱谦益明确知道此诗此“书”者有一特征是人身自由了，因此称其“美人”不会惹麻烦了。因此柳如是的别号之一是“美人”。
关于[3]，陈老根据“明確為河東君而作之詩”来证实柳如是的一个别号叫美人。这里的证实过程太弯弯绕了，我抟扶摇就不转述了。不过比较起来，我倒是觉得[3]的证实效度要比[1]、[2]的高。如果单看[1]或（和）[2]，我总还有理由去反驳，为啥对一名字是谁的雅女就不能套用“美人”呢？可是在[3]里，很多唱柳如是的诗句用了她的其他别名别号甚至本名，这时候，“美人”之称夹在其中，就容易让人想成为柳的一专称。好比我读中学时，人说“皮癞痢、老冲头”我就知道在说哪俩人了，虽然上海话说的“冲（普通话第4声）头”本身是泛指，好比北方话的“愣头青”、“二愣子”，具体时代地说是流氓团伙打架时敢于不问三七二十一地冲在最前面的。“皮癞痢、老冲头”是我们这一级里号称某地快“四兄弟”里的两个。
咳，我真服了陈老，如此考证柳如是的一个“绰号”叫“美人”。我看谁也不会去反驳他的，虽然他做的“证实”工作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材料上，都是有概率性错误的。可是谁会花精力去检验陈老的这种考证呢？我有个在上海社科学工作的朋友，他说院里有个历史学家就考证某个皇帝的胡子有多长。一坐嗤笑。可是遇上“认真”的史家，他偏说事无巨细，能考证的就要考证确切了，哪怕它做微不足道的“辅证”，那也是整体上的“证据的力量”啊。是的，对这样的话，我无可反驳。钱老钟书讽刺陈老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处女进宫，可有人却说钱老不懂，陈老此考意义重大，我就纳闷，有决定性作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