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一起努力，将贫穷抛进历史
让世界一起努力，将贫穷抛进历史
【读品】http://www.douban.com/group/dp/
李华芳
1凯恩斯的“孩子”
1930年的一天，大萧条肆虐使得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忧心忡忡，他对未来经济的可能结果做了一番推测，把乐观的因素写在一张纸的左边，把悲观的因素写在右边。日益萧条的街景和日渐消沉的人影迫使凯恩斯无法停止思考，他将这个话题不断深入下去。冬天来了，凯恩斯的思索却走入了春天。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书中，凯恩斯最终将乐观情绪留给了后代。他指出到20世纪末，也就是他的子孙们所处的年代，英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贫困现象能够终结，其原因是巨大的技术进步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惠及贫困人群，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凯恩斯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话只对了一半。发达国家的确消灭了赤贫现象，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却有拉大的趋势，而且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成两极分化的趋势。技术进步和制度上的改善，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富裕起来的人群开始利用制度上的便利进一步攫取资源，使得贫困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改善。
这一点在多年以后，深深触动了杰弗里·萨克斯，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主任。萨克斯曾经为东欧尤其是俄罗斯和波兰的改革提出了著名的“休克疗法”。这种清晰界定产权的方式，这种一步到位的设想，这种大规模的制度转变，是萨克斯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产物，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笃信使得萨克斯开出了这一药方。总体上看，俄罗斯的经济在短期内大有起色，但随后由于法律缺失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未能及时跟进，寡头攫取大量财富，民众生活普遍疾苦的“两极分化”开始在俄罗斯大地蔓延。时至今日，围绕“休克疗法”依旧充满了争议。这让萨克斯充满了困惑。
更令萨克斯困惑的是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了一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这使得美国2005年的军事开支达到了4500亿元。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萨克斯马上意识到，如果不用于战争，而将军费开支的十三分之一用于帮助解决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问题，恐怕这150亿，美元带来的收益会大大超过“战争胜利的果实”。更何况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旷日持久的战争也造成了数量惊人的浪费。
而与此同时，贫困的恶果正侵袭着那些可怜的人。萨克斯引用了一串触目惊心的数据。在一天之中，有8000个儿童死于疟疾，7500个年轻成人死于艾滋病， 500个已婚成人死于肺结核，还有数千人死于非致命性的疾病，例如呼吸系统感染等。何以这些非致命的疾病就能吞噬人们的生命，答案只有一个。因为那些躯体已经饱受饥饿的折磨，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服务、缺乏安全的饮用水等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原因——“贫困”，这才是生命的头号杀手。如果福柯在世，恐怕也不能为这些死去的人续编另一本《无名者的生活》，因为这些人死得悄无声息，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们曾经活过。
这些默默而死的生命，这些消失不见的历史，在凯恩斯主义者眼里，是无法容忍的。不管是凯恩斯思想的继承者萨克斯还是凯恩斯本人，都不能无动于衷。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就提到了政府在处理失业与通胀之间关系上大有可为，背后的意思是政府应该积极干预市场，帮助那些弱者。同样的逻辑也被萨克斯推广到对贫困问题的治理上，富国应该通过某些手段来帮助贫穷的国家，这正是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一书中表达出的强烈信号。
2贫穷的终结
“贫穷的终结”显然是一个关涉全球化的议题。“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为我们展示了他对全球化的乐观态度。“大规模协作将改变这个世界”，维基经济学的登堂入室提供了全球化的绝佳注释。米什金在最近的一本新书《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中回顾了全球化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 年到1914年，凯恩斯后来在《和平的经济结果》中写道：这一结束于1914年8月的时代是人类经济史上多么辉煌的时代！伦敦的居民可以惬意地坐在床上喝早茶，电话订购全世界他们想要的不同商品，等着送到自己的家门口……
这些乐观展望的背后，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诸如马拉维、孟加拉这样的国家，正陷于“与贫困搏斗”的僵局之中。而与此同时，印度和中国等新兴国家却在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迅速崛起，迎来了新一波增长。特别是中国在改革30年以来，取得的成就足以在世界经济史上写上灿烂的一笔。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走向了富裕，而有的国家却依旧陷于贫困？而且贫富差距呈拉大趋势，是不是处境悲惨的人们在承受“全球化的恶果”，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提出的质疑。斯蒂格利茨认为在国内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会造成经济崩溃，而在承受经济崩溃的后果方面，富人比起穷人显然更有优势。
米什金在《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中对此进行了辨析。他指出当下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开放经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球化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一些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参与全球化进程所致。米什金新书的副标题是“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这也提示了米什金的看法和态度。穷国只有开放金融体系，并且从内部健全金融体系，才能紧跟全球化的步伐，并且从中获益。但不可否认，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是对米什金思想的考验，同样也是对萨克斯富国能为穷国做点什么的质疑。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第四章“临床经济学”中反思了对经济学直接应用而不注重局限条件的做法。米什金和萨克斯都在书中回顾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危机及其经验教训，两人的思路不能说殊途同归，但至少有部分是相互重合的。例如自由贸易、例如开放金融但同时维持稳定的金融体系、例如健全法制等等。
米什金由此认为全球化本身并无过错，只要完善制度，不论穷国富国都能从中获益。于是他用乐观而又充满希望的笔调写下：贸易，而不是援助，将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安全而且政治经济更稳定的世界。但萨克斯作为联合国反贫困千年计划的参与者，并没有放弃“援助”的思路，只是萨克斯认为应该将援助用于提高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和公共制度上，由此可以解决贫困问题。这些被萨克斯认为是“为结束贫困而作的必要投资”。萨克斯尽管在书中也提到了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但仅限于指出其在孟加拉实践的“移动电话革命”，而没有意识到小额贷款机制带来的金融体系变革，将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贫困的局面。
3本土力量的动员
萨克斯坚持美国对贫穷国家的责任是因为9·11事件的刺激，这让他认识到全球化如果不能消除贫困，和平就是个无法企及的梦想。而美国在全球化中获益，有责任担负起富国的责任，否则类似9·11这样的事件将会使美国损失惨重，甚至掩盖了全球化的收益。这是因为贫困与和平紧密相连，贫困会带来不确定性。
而尤努斯及其格莱珉银行则更多是从“本土力量动员”的视角来考虑消除贫困的。在尤努斯的《穷人的银行家》和阿西夫·道拉与迪帕尔·巴鲁阿的《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中，可以总结格莱珉的成功经验。首先，在最贫困的人群中也隐藏着商业机会，因为最贫穷的人迫切需要生存下去，这种压力会迫使他们去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其次，穷人身上也有熊彼特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同样富有创新能力，在恶劣的环境中把握商机；最后，格莱珉银行的成功表明市场手段可以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在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也为增进和平贡献良多。格莱珉模式的成功不仅是商业上的创新，真正重要的是为所有人——包括穷人和富人 ——创造一个平等的竞技场，给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而公平恰是和平的“垫脚石”。
所以终结贫穷要从国际和本土两个方向同时入手，让世界一起努力，将贫穷抛进历史。正如尤努斯说的：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
参考书目：
萨克斯著：《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邹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1版1印，28元。
米什金著：《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姜世明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11月1版1印，38元。
阿西夫·道拉，迪帕尔·巴鲁阿著：《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朱民等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8月1版1印，35元。
尤努斯著：《穷人的银行家》，吴士宏译，三联书店，2006年6月1版1印，21.5元。
刊于《书城》200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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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1凯恩斯的“孩子”
1930年的一天，大萧条肆虐使得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忧心忡忡，他对未来经济的可能结果做了一番推测，把乐观的因素写在一张纸的左边，把悲观的因素写在右边。日益萧条的街景和日渐消沉的人影迫使凯恩斯无法停止思考，他将这个话题不断深入下去。冬天来了，凯恩斯的思索却走入了春天。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书中，凯恩斯最终将乐观情绪留给了后代。他指出到20世纪末，也就是他的子孙们所处的年代，英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贫困现象能够终结，其原因是巨大的技术进步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惠及贫困人群，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凯恩斯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话只对了一半。发达国家的确消灭了赤贫现象，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却有拉大的趋势，而且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成两极分化的趋势。技术进步和制度上的改善，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富裕起来的人群开始利用制度上的便利进一步攫取资源，使得贫困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改善。
这一点在多年以后，深深触动了杰弗里·萨克斯，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主任。萨克斯曾经为东欧尤其是俄罗斯和波兰的改革提出了著名的“休克疗法”。这种清晰界定产权的方式，这种一步到位的设想，这种大规模的制度转变，是萨克斯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产物，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笃信使得萨克斯开出了这一药方。总体上看，俄罗斯的经济在短期内大有起色，但随后由于法律缺失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未能及时跟进，寡头攫取大量财富，民众生活普遍疾苦的“两极分化”开始在俄罗斯大地蔓延。时至今日，围绕“休克疗法”依旧充满了争议。这让萨克斯充满了困惑。
更令萨克斯困惑的是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了一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这使得美国2005年的军事开支达到了4500亿元。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萨克斯马上意识到，如果不用于战争，而将军费开支的十三分之一用于帮助解决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问题，恐怕这150亿，美元带来的收益会大大超过“战争胜利的果实”。更何况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旷日持久的战争也造成了数量惊人的浪费。
而与此同时，贫困的恶果正侵袭着那些可怜的人。萨克斯引用了一串触目惊心的数据。在一天之中，有8000个儿童死于疟疾，7500个年轻成人死于艾滋病， 500个已婚成人死于肺结核，还有数千人死于非致命性的疾病，例如呼吸系统感染等。何以这些非致命的疾病就能吞噬人们的生命，答案只有一个。因为那些躯体已经饱受饥饿的折磨，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服务、缺乏安全的饮用水等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原因——“贫困”，这才是生命的头号杀手。如果福柯在世，恐怕也不能为这些死去的人续编另一本《无名者的生活》，因为这些人死得悄无声息，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们曾经活过。
这些默默而死的生命，这些消失不见的历史，在凯恩斯主义者眼里，是无法容忍的。不管是凯恩斯思想的继承者萨克斯还是凯恩斯本人，都不能无动于衷。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就提到了政府在处理失业与通胀之间关系上大有可为，背后的意思是政府应该积极干预市场，帮助那些弱者。同样的逻辑也被萨克斯推广到对贫困问题的治理上，富国应该通过某些手段来帮助贫穷的国家，这正是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一书中表达出的强烈信号。
2贫穷的终结
“贫穷的终结”显然是一个关涉全球化的议题。“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为我们展示了他对全球化的乐观态度。“大规模协作将改变这个世界”，维基经济学的登堂入室提供了全球化的绝佳注释。米什金在最近的一本新书《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中回顾了全球化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 年到1914年，凯恩斯后来在《和平的经济结果》中写道：这一结束于1914年8月的时代是人类经济史上多么辉煌的时代！伦敦的居民可以惬意地坐在床上喝早茶，电话订购全世界他们想要的不同商品，等着送到自己的家门口……
这些乐观展望的背后，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诸如马拉维、孟加拉这样的国家，正陷于“与贫困搏斗”的僵局之中。而与此同时，印度和中国等新兴国家却在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迅速崛起，迎来了新一波增长。特别是中国在改革30年以来，取得的成就足以在世界经济史上写上灿烂的一笔。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走向了富裕，而有的国家却依旧陷于贫困？而且贫富差距呈拉大趋势，是不是处境悲惨的人们在承受“全球化的恶果”，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提出的质疑。斯蒂格利茨认为在国内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会造成经济崩溃，而在承受经济崩溃的后果方面，富人比起穷人显然更有优势。
米什金在《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中对此进行了辨析。他指出当下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开放经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球化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一些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参与全球化进程所致。米什金新书的副标题是“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这也提示了米什金的看法和态度。穷国只有开放金融体系，并且从内部健全金融体系，才能紧跟全球化的步伐，并且从中获益。但不可否认，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是对米什金思想的考验，同样也是对萨克斯富国能为穷国做点什么的质疑。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第四章“临床经济学”中反思了对经济学直接应用而不注重局限条件的做法。米什金和萨克斯都在书中回顾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危机及其经验教训，两人的思路不能说殊途同归，但至少有部分是相互重合的。例如自由贸易、例如开放金融但同时维持稳定的金融体系、例如健全法制等等。
米什金由此认为全球化本身并无过错，只要完善制度，不论穷国富国都能从中获益。于是他用乐观而又充满希望的笔调写下：贸易，而不是援助，将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安全而且政治经济更稳定的世界。但萨克斯作为联合国反贫困千年计划的参与者，并没有放弃“援助”的思路，只是萨克斯认为应该将援助用于提高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和公共制度上，由此可以解决贫困问题。这些被萨克斯认为是“为结束贫困而作的必要投资”。萨克斯尽管在书中也提到了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但仅限于指出其在孟加拉实践的“移动电话革命”，而没有意识到小额贷款机制带来的金融体系变革，将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贫困的局面。
3本土力量的动员
萨克斯坚持美国对贫穷国家的责任是因为9·11事件的刺激，这让他认识到全球化如果不能消除贫困，和平就是个无法企及的梦想。而美国在全球化中获益，有责任担负起富国的责任，否则类似9·11这样的事件将会使美国损失惨重，甚至掩盖了全球化的收益。这是因为贫困与和平紧密相连，贫困会带来不确定性。
而尤努斯及其格莱珉银行则更多是从“本土力量动员”的视角来考虑消除贫困的。在尤努斯的《穷人的银行家》和阿西夫·道拉与迪帕尔·巴鲁阿的《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中，可以总结格莱珉的成功经验。首先，在最贫困的人群中也隐藏着商业机会，因为最贫穷的人迫切需要生存下去，这种压力会迫使他们去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其次，穷人身上也有熊彼特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同样富有创新能力，在恶劣的环境中把握商机；最后，格莱珉银行的成功表明市场手段可以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在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也为增进和平贡献良多。格莱珉模式的成功不仅是商业上的创新，真正重要的是为所有人——包括穷人和富人 ——创造一个平等的竞技场，给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而公平恰是和平的“垫脚石”。
所以终结贫穷要从国际和本土两个方向同时入手，让世界一起努力，将贫穷抛进历史。正如尤努斯说的：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
参考书目：
萨克斯著：《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邹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1版1印，28元。
米什金著：《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姜世明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11月1版1印，38元。
阿西夫·道拉，迪帕尔·巴鲁阿著：《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朱民等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8月1版1印，35元。
尤努斯著：《穷人的银行家》，吴士宏译，三联书店，2006年6月1版1印，21.5元。
刊于《书城》200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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