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趣味》读书札记

偶然翻到，觉得几篇文章读来惊喜。总得来说，这些文章变成3000字左右的“上海书评体”会更加合适。万字长文更适合“科班”来做，谢泳的文章面儿铺得开，却点到为止，少有鉴识，只能称作长篇随笔，并非论文。

但以随笔论，一些思路还是相当有启发。如他希望考察《朝霞》杂志来探讨八十年代文学的前史，如若旁涉《湘江文艺》《汾水》等，与作家作品互动起来，就成了大问题。《宏文学院师范讲义录》与早期鲁迅的形成，尤其是对鲁迅白话文的影响，也是一个有趣的发现。我更看重他的一条引文。松本龟次郎区分“日语会话”与“文语用例”，强调：

从易入难，由简进繁，务与口语用例，相为联络，兹特举以问世，聊供学者讲学之便，读者谅其意 可也。

这正是区分了文与语的区别，同早期白话文运动“我手写我口”、“言文一致”说法全然不同的描述方式。或许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的展开路径确实增强了周氏兄弟介入白话文运动时的抵抗力。或可作一解。

对1951年刘盛亚《再生记》事件的发现也是别具只眼。他最终是想导向另一种艾芜形象，进而强调我们今日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还很不够，理论建设更是无从谈起。但这个事件本身就非常适合放在贺照田老师将1949问题化的思路上，借助地方史、社会史的研究视野下重新进行考量。共和国文艺的大生态与四川文艺的小生态，确实是可以进入共和国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

王瑶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与林庚记忆二文有趣，尤其是“林庚记忆”，发现了《新文学史稿》不同版本对林庚的评价上的差异，似乎是在说王瑶的因人使气，学术评价惹上了人事问题。我倒觉得对这个变动本身的评价要放得更开一点儿才行。

讨论《学习》事件一文本身启发不大，但开篇的一个说法很有吸引力。谢泳认为，延安整风后毛泽东思想所代表的新意识形态的建立，是需要延安知识分子填充和完善的。正如《讲话》与胡乔木的关系一样，延安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初建中的位置，是值得考虑的。联想到齐慕实的邓拓研究和Eddy U的研究Creating the intellectual，思路当有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