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所指，记忆之所系，温度之所感

虽然历史一旦发生就坠入了黑洞，等待着未来众人对其的装扮，但至少好的一面是，总有些学者未曾间断过对于“历史”本身的自省与探索，自从1756年伏尔泰写出了《风俗论》以降，法国人对于书写文明社会史这件事就始终保持着热忱，从米什莱的浪漫记录到拉维斯的量化分析，再到90年代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年鉴学派创始人布罗代尔用多元的社科方法勾勒出了过去五千年文明交流的动态史，直至皮埃尔·诺拉用散点分布的方式尝试去重新弥合记忆与历史关系的这本《记忆之场》，四个流派的迭代线索呈现出了法国人二百年来对于历史观察与叙述方式的不断革新。

对于专业的历史学家而言，去关注一本历史读物，首先要把握的是其作者的“史观”与“史感”，前者牵涉到的是作者对于历史本体的根本认知与态度，而后者则直接构建了读者与其作品的接受关系。对于皮埃尔·诺拉的这部书（《Les lieux de mémoire》）而言，《记忆之场》的翻译虽然直白，但似乎并没传达出原作者的编纂原点。这个“场”既不是“场域”，也不是“场所”或者“场景”，从另一种翻译方式中我们会得到点启发，即《记忆所系之处》（台湾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社，戴丽娟译）——皮埃尔·诺拉的出发点是要追回当代法国语境中那些依然保留着相貌与名称，但却失去了内涵的历史遗产所本应具有的那种具备温度与情感的“体验”与“记忆”，如果将法兰西的启蒙经历看成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那么他的生命体验当然不应该由学期末冷冰冰的教师评语来体现，而是应该蕴含于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每一个当刻之中。即便是对一个记忆力极好的人来讲，他也很难记住他一生中的每个细节，但这无数的细节确确实实又造就了当前这个名为“法兰西”的生命的整体气质，于是，历史与记忆的割裂问题出现了，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也出现了，记忆所发生的“场”，是一种漂浮的能指，它指向一切应寻回本有记忆的历史实体。

记忆的缎带，最后究竟系在了哪里？在皮埃尔·诺拉编纂的《记忆之场》原著中，用三大卷超过5600页的体量，记载了纪念性建筑物、风景、荣耀、传统、档案等十八个大类共135个历史标志的前世今生，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一版《记忆之场》，选取了其中的十一篇文章，为了阅读方便，分为了“记忆与历史”，“记忆与象征”，“记忆与叙事”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三篇文章着重阐释了诺拉对于“历史”与“记忆”关系的阐述与整部书的历史书写方式，后两个部分则详细剖析了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八个法国标志性文化符号，在这里，大家既能看到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事件的真实还原，也能看到埃菲尔铁塔是如何一步步地从一个异类变为了巴黎城市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人“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精神想必大家都知道，但这三个词汇的出现孰先孰后，各自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历史动因？在卡尔·德莱叶真实还原整个贞德受审卷宗的电影中，那个十六岁的农民女儿是如何凭一己之力弥合了法国内部分裂而成为了圣人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又是如何用一种全新的小说叙事去追忆法国小资生活，践行他“真正地发现之旅并非发现新景观，而是有新的目光”这般创作观念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这本书中一一得到解答，同时，大家也可以领略到各篇文章作者所共同呈现出的那种写作的松弛与流畅——这似乎是一场在兼顾史实的同时，仍然能在社会运动、艺术传统、风俗习惯与大众心理学领域中游刃有余旁征博引的法式浪漫主义史学复兴。

然而，纵观历史长河，浪漫的理想主义虽然大多名留青史，但往往难逃失败的宿命，在大众文化裹挟的时代洪流中，皮埃尔·诺拉重建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呼喊还是略显苍白了，学术上的探索给了他应有的地位与声望，但“重构的温度”在普罗大众心中还是抵不过文化的狂欢，这又何尝不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将这本书引入中国的意义呢？在我们身边也在发生着同样的情景，电影中的长城，明信片中故宫和游戏中的三国人物，早就成为了如今这个小时代中的另一种“剩余符号”，漂浮在历史记忆缺失的半空中，早就忘了自己源于何处，此时此刻，再翻开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或许我们还能在失控的时代中找回一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