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的出版说明和蔡尚思导读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传统学术，呈现出了与前此大不同的局面。西学的渐次输入，兼之晚清以来学术自新的吁求，相激相荡，中国学术风气遂为之一开。不仅内容体系较前宏阔，其立意思理亦更有卓远处。我社“蓬菜阁”丛书的出版虽已着眼于此且颇受读者关注，但因丛书体例所限，一些学术含量较高的著作却由于篇幅浩大而只能割爱。为弥补比憾，我们精择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且至今仍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巨著单独出版。这些著作往往容量大而无水分，视野广而格局新，撰著者独特的学术个性与成就也由此更为彰显。以柳诒徵先生《中国文化史》先行的数十年前的学术巨著的再次整理出版，将使这些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举足轻重却绝版已久的名著重新焕发异彩，从而为读者全面详尽地 了解有关专题提供较好的读本。一依“蓬莱陶”从书的体例， 在别裁择取的同时，我们还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希望这样一种珠联璧合的设计，能够继续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与喜爱。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9月

《中国文化史》导读

蔡尚思

著名历史学家柳治徵先生，值得我们纪念。他在中国学术界拥有下列几个“最”。

柳先生担任大图书馆馆长时间最久。他主持设在南京龙蟠里的国学图书馆，长达二十多年，比梁启超、蔡元培、陈垣诸先生担任 大图书馆长的年限都长得多。

柳先生编出大图书馆藏书总目最先。该馆收罗中国古代图书之富，为当时之冠。柳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编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总目》三十巨册。我国在解放后迄今也未闻有大图书馆编出此类兼包线平装如此完整的图书总目。据先生之孙柳曾符说：时至今日美国各大学图书馆所用的中国书籍目录仍是柳先生所编的《国学图书馆总目》，所以1970年台北广文书局曾将先生此目翻印 向世界各国大学图书馆销售。

柳先生长期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 大学等校任教，培养出来的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 著名专家最多。如张其昀、向达、缪凤林、刘掞藜、王驾吾、郑鹤声、胡小石、茅以升、严浒慈等皆是。我在三十年代亲自听见先后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的林公铎（损）先生当面称赞并羡慕地说： “翼谋先生培养出的大批人才，实为我和其他专家所莫及。”柳先生的东大同事吴宓教授在六十年代自编《年谱》，其中追记柳先生说： “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 论现时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

柳先生博通古今中外，是编著新型历史教科书最早、最多的。 他在1901年于南京江楚编译局任编辑，就编成《历代史略》一书， 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教科书，略等于今人所说的中国通史。1910年 完成了黄绍箕草创、柳先生自己辑补的《中国教育史》一书， 1916 年起，以不到十年的时间，又编出《东亚各国史》一套大学世界史教 材，包括《日本史》、《朝鲜史》、《印度史》、《北亚史》、《南方诸国史》、 《南洋群岛史》六种，其中《北亚史》述到“俄国与蒙古之关系”、“最 近中俄交涉”及“苏俄革命后中俄之交涉”为止。对柳先生的博通古今，几乎无人不知道，对柳先生的博通中外，知道的人可就很少 了。其实自1903年柳先生访问日本，回国后于1910年即在两江师范学堂教授西洋史。

在柳先生的著作中，《中国文化史》也是大学讲义。此书可说 流传最广，解放前各种中国文化史无不滥觞于此。此书创稿于 1919年，曾于1931年、1947年、1988年等多次重版，全书共八十九 万八千余字，引用资料自六经、诸子、廿五史、历代各家著述、国外汉学家论著，以至近代报纸杂志、统计报导，无不详为选辑，共得六 百余种之多。由于作者身经清末封建政治腐败濒于崩溃之际，深慨民族自尊心的丧失、崇洋媚外的奴化思想无从抵制，因此蓄志阐述中国文化政教源流，以增强我民族自尊心，抉择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勖勉青年学习继承和发扬我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这是先生写这一部文化史的根本宗旨。全书共分三编：

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我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 落而建设国家，构戒独立文化之时期。

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人我国，与我国固 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

第三编：自明季迄民国，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 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人，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

由于先生淹贯经史，尊重史实，故此书征引繁博，叙事章节主 题鲜明，至今仍不失为一部内容丰富的有系统的中国文化史重要参考书。

缪凤林先生曾评此书说：“此书以六艺诸史为经，而纬以百家； 举凡典章、政治、教育、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 图画雕刻之类，皆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列举，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体例虽近史著，而性质则与昆山顾亭林《日知录》之中篇《治道》，阳湖赵翼《廿二史札记之第四类《综论历代史迹》相近；其议论亦在二氏之间，涵蕴富而义类宏，近百年来所未有之大著作也。”

先生论中国文化之特色为重人伦之互助，又强调顾事林之“博 学于文”，“行己有耻”。这也是先生一生躬行不懈的。

先生的史学著作，除了《中国文化史》以外，还有《国史要义》—书，原是他在大学任教《历史研究法》一科时的讲义。当时已发其凡，晚年在重庆又加订补完成。书中有些见解，我现在越发觉得其正确，当时学者多未认识到。如孔子礼教思想的基本原则始终不 变说，我国历史以礼为核心，伦理是礼之本说等等。

汉代董仲舒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先生改为“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要比董仲舒高明得多。先生认为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做民主国家的官吏等言论，也是针对着国民党统治而言，是很正确的。

就我个人受教益于柳先生这一方面来说，也有几个“最”。

柳先生是为我提供读书方便条件最多的长者。他既允许我人 住国学图书馆中，不收房租及其他费用，尤其还给我一项特别优 待，使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对阅览室的人员说：“蔡先生为了 著大部头《中国思想史》一书，特来我馆从历代文集中搜集他人所少搜集的宝贵资料，我们必须尽力支持他。他的贡献也等于我图书馆的贡献。别人借阅图书是有限的，不还不再出借，对蔡先生借阅图书是无限的，即使一天要阅十部、二十部或者更多的数量，你们都要到后面藏书楼把书搬来供他使用。搬上搬下，虽很费力气， 却不要表示不耐烦，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因此，我才得以一天用上十六小时至十八小时，以一年加上两年寒暑假，把馆藏历代文集 基本翻完。我深刻体会到，这个大图书馆是我的太上研究院，是我 做学问的老母亲。在此之前无此好机会，在此之后更无此好机会， 一生只有一次，怎能忘得了呢？

柳先生是给我讲历史掌故最多的长者。在我师友前辈中同我接谈之多，没有一个超过柳先生的。如果过去我是读死书，那末听他指教就是读活书了。我于日间在阅览室赶阅图书，晚上整理笔记，常于夜间八、九时以后去向柳先生请教。他从清朝的掌故到民国的时事，无所不谈，边谈边笑，如袁子才与戴东原异同之类，真使我闻所未闻，得到书本上所见不到的知识。

柳先生是对我鼓励最多的长者。1935年9月，我应上海沪江大学的聘请，向柳先生拜别，并再三感谢他给我最多读书的机会，他特送我到图书馆外的路上，回答的话竟是："在我主持这个图书 馆十年后，才得到您来把馆藏集部图书的蠢鱼弄死或赶跑，因为集部被你一页一页的翻开，蠢鱼就逃不了您的眼和手了。我倒要大大地感谢您哩！"他还赠给我一帧横幅，写着南宋陈亮的两句豪言壮语“开拓万古心胸，推倒一时豪杰”，作为临别赠言。我把它裱挂在书室壁上，当作向往而不能至的座右铭。孰料竞于“w&g”中被毁去！

柳先生又是最使我感动的长辈。我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事 起，逃难住在复兴中路，柳先生当时住在海防路，两地相去很远。 有一次他步履艰难地走来看我，他先说：“您是最多读南京国学图书馆藏书的一个人，自您离馆以后，我经常想念您，所以特来拜访。”接着表示：“我视图书馆，重于自己的家，重视馆藏图书甚于自 己的家产，爱护无微不至。抗战前夕，我把馆藏书籍搬运迁藏，但 至今已损失了一部分。我对祖国文化未克尽全责。”说着不觉流泪。这非常感动我，我也含泪无语了！他向我告别，我很为他担心，扶他走过马路，要送他回去，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而竟独自乘电 车走了。

后来听说，柳先生复员回南京，以七十老翁，奔走收书，甚至为 此跪在掌权者的面前，苦苦哀求，才得收回原来藏书橱架。复馆得收回原藏书十九万册，损失只及十分之一。其中原来收藏的宋版 书全部收回存在，元版得百分之九十二，明本亦得百分之九十三。 这种忠于职守的精神值得图书馆界及后人学习，也是学者学习中国文化史求做的为人之道。

在收书过程中，柳先生率少数员工，昼夜辛劳，七十老翁体力 自不能支，以至中风病倒，不知人事，后幸而复苏病起。椰先生有 四首七绝记当时事，以告后入：

秋光朗照鬓髯班，云树承迎讶梦还。缴福长恩苏病骨，陶风楼上看钟山。

一束书流几升汗，春秋皕昼事纟舀绳（自注：自春初造秋初， 同人日从伪天文台、伪博物院、伪中央图书专门委员会检寻装束，得书十七万余册，运以数十大车，到馆后暂度新堂前后进， 解束归厨，顷又依次装束，由新堂运至楼下，转辘轳而上，再依束签次第，部居厨架，故一束书不知若干人流几许汗）。敢因群力张儒素，要倚邦家运中兴。

浙水连走秣陵（丁氏八千卷楼书，清季由浙运宁），卅年萃聚万年朋。剧怜九载俄空后（自敌伪劫迁书籍迄今秋，前后楼荡然一空），蠹简重寻秘阁登。

汲绠宁希脉望仙，私祈学脉一丝延。艺风录略横山笔（书楼四十四楹，旧藏十六万余册，缪先生、陈征君所创垂也），知否来贤念昔贤。

“要倚邦家运中兴”、“知否来贤念昔贤”。柳先生语重心长。 先生同时又赶编《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二册（后来尚有补编一册）以告于世。

职责既尽，他便离馆而去了。这真是难能可贵之事。解放初我特地到中央研究院冶金研究所去看他一次，也是我们最后见面接谈的一次了。

末了，无可讳言：由于柳先生和我有前辈和后辈的不同，在思 想上如尊孔一类问题，在历史学方面如信古等等之类，我和柳先生 是不大可能一样的。我们初见面一谈，他就在日记里写明我的谈 吐“甚奇”，也许与此有点关系吧！但我们之间专谈学问，不谈思想，越来越相得，竟超过了一般师生的感情。我始终认为：柳先生是给我学问上最大帮助的恩师，我曾写信尊称他为“老师”，他马上复书，要求“以后勿治此称”。我自知：如果没有柳先生给我多读书的大好机会，就连今天这样的我也不可能。所以饮水思源，曾在他的追悼会上首先起立致词，含泪表示：“无比沉痛。”

柳先生讲文化史的目的就是要学者讲究为人，我今详记柳先生诚挚的为人之道，学者也当能明白如何算读懂柳先生的《中国文化史》了。

（此文系2000年1月根据我1985年2月所作 《柳诒徽先生之最》一文增补资料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