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行的代价

杰弗里ž韦斯特在《规模》中写道，“一座城市的关键是要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利用一座城市的多样性提供绝佳机会促进人们互动，并由此创造观念和财富，激发创新思维，并鼓励企业家们的精神和文化活动”，城市会进化，在人的互动中发展出自己的灵魂，尽管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不同学者眼中的现代化，颇有差异。每个城市都有它特有的历史和轨迹，正因如此，我们很难对一个城市的成功作出客观评价，既然是文明的“熔炉”，有现代化城市发展之“得”，亦有迷失自我之“失”。抱着极其功利的态度翻开《代价论》，读完，视线从计较个人得失处挪开。

杰弗里ž韦斯特更像是一个社会中的乌托邦主义者，城市作为一个“大型生物”，人作为这个生物“细胞网络”的终端，正不断优化，在社会治理与改革中，形成独特的城市DNA和城市生态，与城市中的人形成良性循环。

与之相对，郑也夫教授在《代价论》中提到的健康社会所必须的两类人，一种是针对腐败堕落的解毒剂：乌托邦主义者；另一种则是制约轻狂躁动的镇定剂：保守主义者。两者平衡，方能最大限度减少发展代价。个人认为，当前社会，传统文化未能得以推陈出新，城乡不均衡发展，城市间的同质化，由此带来的系列问题，正是我们城市前进的代价。在儒家思想厚重的山东大地成长，疫情期间在农村生活大半年，这是我所见的“代价”。

终于到了解释关键词的段落。社会学的“代价”，更多指为达到某个目的所消耗的物质、经历，作出牺牲的过程。就像选择工作，决定穿上警服那刻起，许多人会默认，这份工作可能承受伤病、残疾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座城市在拆掉老宅，畅通交通乃至弥补地方债务的同时，也在面临文化失传的代价；而一项涉及国计民生的政策制定乃至执行，民主激烈的讨论，会让政策制定者权衡利弊得失，尽量减少代价，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一切社会行为必付出代价，我们在享受果实，也要承受显在或潜在的代价。

传统文化日渐乏力的代价，深刻地呈现在齐鲁大地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们一直为强盛的齐国自豪，“孔孟之乡”的鲁地，延续至今，山东高考的一本率仍在全国赫赫有名。文化圣地光环笼罩，在当代社会负面影响也渐渐显露，一方面，官本位思想厚重，就业观念有些畸形，新型人才的创新创业氛围与南方还相差甚远；另一方面，破坏古迹建高仿“古街”，进而开始商业化进程，小吃一条街、游乐场，人声鼎沸中，传统文化渐渐失色，孙子文化园，临淄齐都，数不胜数。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地方名胜，将去往何方。

城乡差距，貌似在缩小。从2005年温铁军教授提出“三农”问题，财政向农村倾斜，到如今推进“乡村振兴”，10多年来，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方面的确做的无可挑剔，可农村发展的加速度实在比不上城市，最关键的产业振兴，村集体土地流转乱成一锅粥，教育则更为乏力，如此恶性循环，村中年轻人，留下者寥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意味追求城市化的代价，是大城市的城市病，是农村的空心化，作为城市经济的蓄水池，农村的综合开发，产业振兴刻不容缓。我想，每个从农村到城里打拼的孩子，都小心翼翼留藏着，那份童年的田园梦。

最后是城市同质化的代价。超级高楼，万达广场，甚至高铁车站造型都是千篇一律，小吃是全国连锁，地大物博的特质，可以收纳于一方水土上，走在这中间，人是窒息的。唯一能体验到快乐，仅留在南方烟雨微茫的空气和极度干燥的西北荒漠这无穷的自然景观中，还有老街里操着一口方言的人儿。过于激进的现代化进程，也让城市丢掉了“自我”，钢筋水泥的线条毫无灵魂，哪比得过一条弯曲的溪流，或是老屋檐角一条高挑的曲线呢。这座城中的人，像一个零部件，在专业化分工高度发达，在讯息极度发达的今天，可以对远方任何事件评头论足，也在不经意间成为被舆论操控的任何一方，接受相同的推送，作出仅凭直觉的相似判断，能深挖任何局部细节，却看不到支离破碎的整体。城市高度发达，却高度相似，高度“封闭”。

身处变局中，探不清楚出路，以上是我越想越迷惑的几个方向。然而任何决定都面临的风险，要我们作出评估，正考验社会治理和个人作决策的智慧，正如郑也夫教授在第十七章所引用的，“坚持在决策前把事情看的清清楚楚的人，永远也不会决策”。一个善于做决策的社会，正是在面临模糊信息时，能刺激开创和冒险精神，又能为他们提供保险和安全措施，通过对敢于“冒险的极”的尊重与兼容，对另一批“保守的极”的重视肯定，在对未来的博弈中，作出更为“中庸”的解决之策。

千年之前，老子孔子给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答案，我也在期待，这个时代交出的的答卷。